韩国少年司法罪错分级制度的运行现状及启示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社会治理中的一个棘手难题,而中韩两国在未成年人（少年）犯罪的治理上则均采用了罪错分级制度。韩国在少年犯罪上呈现出犯罪少年犯罪知能犯化和强力犯化的倾向,触法少年犯罪案件数目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再犯和犯罪集团化的特征,对于加害人保护和顾虑过多的罪错分级制度反而有沦为恶者规避惩治的工具。基于此,中国社会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应对犯罪低龄化的想法,正确理解与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理念并衡平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的罪错分级制度,从而推动新时代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矫治体系的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重构与完善——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切入点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高发常引发有关应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而争议的本质在于应否采用刑罚手段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即站在传统报应论立场的“以刑代教”与基于现代预防刑论的“以教为刑”之争。引发争议的现实原因在于我国现有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失灵”,即存在刑罚与非刑罚处遇措施不明确、保安处分措施缺失与刑事政策偏重保护等方面的局限。在现有体系尚不完善之时,仅仅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扩大犯罪圈恐非良策。同时考虑到立法成本与司法现状,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引入亦不可取。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对现有体系进行完善: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在个案中充分贯彻个别化原则,并在现有的犯罪治理体系中增设保安处分规定。     

美国少年司法替代性教育项目的运行框架与经验启示——以德克萨斯州为例

美国德克萨斯州少年司法替代性教育项目以教育和矫治为双重导向。《德克萨斯州教育法》《德克萨斯州行政法》等法律法规对该项目的人员管理、数据收集、课程设置、经费支持等基本运行框架做出了全面化、系统化的规范要求。在实际运行中,这一项目已形成军事组成、治疗及传统学校三元并行办学模式,类型化设置接收对象,并根据学生的差异性要求丰富项目服务内容。与此同时,该项目的实施也面临着诸多内在不足与外在挑战。有鉴于此,我国专门矫治教育应当进一步明确其教育与司法双重属性,从专门性立法入手健全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与社区、普通学校、家庭及其他社会力量形成“多元共教共治”的专门矫治教育大格局,进而帮助罪错少年复归普通学校或复归社会。     

涉罪未成年人分流与观护制度比较及完善

涉罪未成年人分流和观护制度是未成年人司法的核心制度,在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复归社会和预防再犯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分流与观护制度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其程序设计在不同少年司法中呈现同时作出与先后作出等不同模式。配置我国未成年人分流与观护的相关权力和构建具体程序时,应在充分考察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区别不同诉讼阶段作出科学设计。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功能、困境与本土化思考

先议制度模式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少年保护与社会防卫双重价值的衡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的功能分为:落实罪错少年的最大利益保护、优化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规范案件办理程序的正当性、增进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发挥先议制度的指引功能。此制度运行中面临先议主体的适格、绝对保护下的价值以及实体和程序事项与先议制度衔接的困境。结合我国的法治环境和司法实践,在符合本土司法体制特别是未成年人司法体制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需要落实采用检察机关主导,多元主体为辅的模式、适用刑事案件,兼具不良行为的范围、实行分级干预保护管理的体系以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适应的配套机制。     

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承办中的女性法官——以C市某中级法院及其辖区基层法院为分析对象

对C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基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承办法官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绝大多数法院将此类案件分由女性法官承办。通过进一步深入的访谈,由女性法官承办此类案件主要是基于性别的考量。女性特质与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审理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能够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女性性格与生活经验对于案件审理的促进;二是女性母爱与刑事司法理念多元化之间的融通;三是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与此同时,女性法官在承办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过程中也面临着一定的执业困境：一是如何寻找和把握惩罚犯罪与教化被告人、保护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平衡;二是如何缓释女性法官长期承办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形成的心理压力。     

我国收容教养制度之检视与重构

厘定收容教养的法律属性是正确认识收容教养、确立改革方向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处罚说”“强制措施说”等观点的评析,指出现有的收容教养是对罪错未成年人的一种社会保护措施。收容教养制度在立法和适用上存在适用年龄界限不清、适用标准不统一、收教场所不确定、执行方式重“罚”轻“教”等现实难题,严重影响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预防犯罪的效果。建议在宏观考量立法宗旨和部门法协调的基础上,重构收容教养为“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强制教养制度”并纳入《刑事诉讼法》,完善审查决定程序和监督机制,去除合法性硬伤;明确强制教养的年龄下限,综合主客观因素细化“必要时”这一具体适用标准;改造工读学校为固定执行场所,设立弹性强制教养期限,优化执行方式。     

性侵未成年人新修订若干争议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对于“奸淫不满十周岁幼女”而言,其法定刑升格依据是该行为会造成幼女性器官损害从而影响正常生长发育,适用前提是性器官的插入。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中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是与未成年人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产生信赖关系,具备辨认妇女具体年龄能力的人员;该罪关于被害人年龄界限的规定既充分保护了未成年人的性权利,又兼顾保障了未成年人性权利的实现。“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中的“情节恶劣”属于提示性规定而非整体的评价要素。性侵儿童犯罪中“多次”升格法定刑的规范依据是数罪并罚;能否升格法定刑需具体分析,不宜直接确定为“三次”。     

解读欧美企业经营管理之道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和生命,是未来企业发展的主旋律。欧美知名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特的经营管理创新理念与实践,始终保持着企业的活力与竞争优势。剖析其创新理念与方式,主要表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一、勇于“挑战极限”——视全方位管理定位与量化为动力,效益潜力挖掘在于不断冲刺顶点。     

浅析我国企业的人本管理机制

美国知名管理学者托马斯·彼得斯曾说：“企业或事业唯一真正的资源是人，管理就是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以做好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快速发展，管理工作应当在当代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过程中，逐步走向对人的知识、智力、技能和实践创新能力的管理。由此，在“以人为本”的管理过程中，正在逐步形成一种崭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思路，“以人为本”是现代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理念，它强调的是人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进而强调围绕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行管理活动。     

未成年读者信息权益综合司法保护的检察路径

各种数据技术的兴起与应用在便利生活的同时亦给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带来了系列挑战。在“数据生命周期理论”的指引下,可以廓清未成年读者信息于信息创建阶段的信息错误风险、信息存储阶段的信息安全风险、信息传输阶段的信息篡改风险。为化解上述困境,应将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方法论引入未成年读者权益保障领域。具体而言,应分别从“刑事检察业务的强化、民事检察工作的衍生、行政检察保护的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的建构”维度共同细化未成年读者信息权益综合司法保护的专门检察规则。同时构建“救济型的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保护模式”与“预防型的行政检察公益诉讼保护模式”是未成年读者信息权益综合司法保护检察路径的特色。     

谈部队院校中的创新教育

一、创新教育与“三性四段式”教育思想 （一）创新教育是部队院校教育改革的正确选择。创新教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它的着眼点不在于使人接受已有知识，而在于改造、超越现有知识，并逐渐创造出新知识。军事领域历来是充满创新的领域，一部军事发展史，就是一部军事创造史、军事智能史。《孙子兵法》中说道：“兵者，诡道也”。大量的战例证明，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兵力和武器的较量，更是战争双方智慧的较量，创新思维和创新战法的角逐。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胁的手…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刑事政策思考

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具有指导作用。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刑事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遵循惩罚与宽大相结合、保障人权等特殊原则。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刑事政策具有时间、区域、案件类型等方面的区分。在案件类型上,分为一般主体实施的犯罪和公职人员实施的犯罪,本文分析了刑事政策在预防和惩罚不同类型犯罪行为所具有的灵活性和科学性优势。     

“阿里巴巴”们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

阿里巴巴们的贡献在于，改变了中国互联网功能的结构，使得互联网原本过度偏向表达和娱乐功能，转向延长其商业功能。其影响是双重的：既可以发展中国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让更多消费者从中受益；同时也可以稀释网络“流动性过剩”积压的风险，实现互联网功能分流，优化互联网功能结构。     

“线索—情报—证据”有效转化：澳大利亚警方治理性侵儿童犯罪的经验与启示

性侵儿童犯罪治理是世界各国儿童保护工作的重点。作为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警方在治理性侵儿童犯罪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当前犯罪网络化、跨国有组织化趋势制约了侦查效能,具体表现为“刑事场域”进入不畅与“犯罪识别”困难。近年来,澳大利亚警方注重“线索—情报—证据”的有效转化,在线索收集、情报融合、证据固定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澳大利亚警方治理性侵儿童犯罪实践为我国提供了以下启示：发起社会动员,强化性侵儿童犯罪线索“发现—报告”转介机制;整合犯罪情报资源,推动性侵儿童犯罪情报融合;聚焦网络空间中侦查权行使,固定多类型刑事证据。     

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立法完善的路径选择

职权职责的分配缺陷、功能定位未能实现“去惩罚化”是收容教养制度虚置化的根源性问题。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的完善应放弃司法化的规则构建,以明确职权职责分配、落实教育保护理念为基本导向。在适用条件上应以再犯可能性和一般教育模式有效性作为核心考量因素,将客观违法程度作为再犯可能性的下位判断材料。在决定程序上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作用不应限于委托专业机构评估和书面材料审查,而应赋予其对事实的调查权以及与未成年人直接沟通交流的权力。执行方式上,不同于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机理和权利保障理论基础决定了应削减执行中的剥夺性痛苦,并构建有利于触刑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的保障性规范。     

从会计的发展看我国企业统计改革

比较会计史和统计史,我们不难发现,统计与会计有着共同的渊源,即他们的最初萌芽都是从计数和记录开始的。从会计“前史”和统计“前史”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两种基本相同的核算方式,他们的唯一不同点仅在于二者的侧重点不同:统计史侧重于人口调查和土地台帐,而会计史则侧重于财产记录和货币记录。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会计致力于经济活动的价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明标准研究

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易发多发的现实出发,以实证视角分析司法打击力度无法遏制这类案件发生的现实困境,深入探究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证据短缺问题与“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过于客观化之间紧张张力,提出突出自由心证模式,探索确立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主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证明标准,引入激奋言词例外规则,运用否定性假设检验法,围绕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构造证明体系,提高打击犯罪质效以满足现实司法的迫切需求。     

GDP: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美国商务部开始回顾她的历史成就。在这次回顾中,美国商务部将将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的发明与运用成为她的“世纪性杰作”。美国商务部长威廉?M?戴利（William M.Daley）在新闻发布会指出：“当我们要寻找商务部的先驱们创造的对美国影响最大的和最伟大的成就的时候,国民经济账户——今天称之国内生产总值或GDP——的发明则当之无愧。”这样的评价不仅来自商务部内部,而且还来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马丁?N?贝利等政府重要管理咨询部门的专家领导,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保罗?A?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等,和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以及著名实业家。他们对国民经济账户的肯定有许多精辟的说明。更令我们深思的是这些著名专家不仅对于GDP的过去充分高度评价,而且对于GDP的未来发展及其地位和作用也给予高度的预期。当然,我们非常希望在中国早一天看到GDP的统计和应用产生象美国历史的作用和高度评价。这也就是本文的目的。     

面对新经济的思考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1996年美国《商业周刊》,该刊的文章认为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带动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经济,1997年11月,《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谢波德界定了“新经济”概念,指出新经济具有六大特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幅度增长,公司运营利润上涨,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进出口之和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度比重上升,谢波德的“新经济”概念,应该说是产为表层的,但他认为：“新经济”根源在于全球化和信息化,无疑是很具洞察力的,1998年6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多恩布什提周期消失问题,认为只要政策得当,经济就可以摆脱商业循环,这种摆脱商业循环是否不再出现,多数经济学家和实践界人士对此持否定态度,同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董事长兼主编,《纽约新闻日报》,发言人和波顿士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莫蒂默．朱克曼发表《第二个美国世纪》,认为美国的繁荣源于它的一系列结构性优势,并指出这种繁荣不仅是非“暂时性”的,而且是由“美国独享”的,这种观点显然有所偏颇,把“新经济”界定为“美国独享”的经济现象,即不符合同事实发展趋势,也不易为经济学界和社会实践界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