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未成年人保护“6+X”检社融合数智系统的建设与应用研究

特殊未成年人保护“6+X”检社融合数智系统,是特殊未成年人保护“6+X”个别化社会支持体系履职（履约）系统与全过程嵌入式检察监督系统的智慧融合。构建数智系统是为了实现检察监督与履职保护协同并进,以精准、系统、全面地保护特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该系统对个别化社会支持体系提供以“2+x”技能性教育为基础、“2+x”家庭式照管为保障、“2+x”社会化帮扶为托底的三重履职保护方案;同步对检察机关提供个别化社会支持体系全过程履职监督方案。其建设与应用为检察机关提供特殊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检察监督与履职保护一体化数智模式的参考。     

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立法完善的路径选择

职权职责的分配缺陷、功能定位未能实现“去惩罚化”是收容教养制度虚置化的根源性问题。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的完善应放弃司法化的规则构建,以明确职权职责分配、落实教育保护理念为基本导向。在适用条件上应以再犯可能性和一般教育模式有效性作为核心考量因素,将客观违法程度作为再犯可能性的下位判断材料。在决定程序上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作用不应限于委托专业机构评估和书面材料审查,而应赋予其对事实的调查权以及与未成年人直接沟通交流的权力。执行方式上,不同于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机理和权利保障理论基础决定了应削减执行中的剥夺性痛苦,并构建有利于触刑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的保障性规范。     

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原则及其在中国的贯彻实施

未成年人司法原则是国家相关职能机构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的基本遵循,对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联合国通过条约、规则、意见等法律文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则,主要包括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非歧视原则、双向保护原则、教育感化和惩戒相结合原则、公正审理原则、档案保密原则、相称原则以及非监禁化和最低限度标准原则等。为进一步贯彻实施联合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则,我国应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司法法、发布未成年人司法政策、提高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水平,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述评与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积极回应了当前面临的未成年人法律困境和现实诉求,提出和细化了许多具体举措,尤其是新增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确立了国家监护制度,体现了重大的进步。在立法关系上,无论是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案,还是与现行的其他涉及未成年保护的相关法律,未保法草案均与之存在着不协调问题。未保法草案的修法思路亟待从“理想化的统领和难以操作的补漏”转向务实性的“重点明晰和问题导向”,亦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福利法化”并呼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少年法化”。未保法草案的体例布局未能充分体现立法本意和修法初衷,在概念厘清、文本形式、涵盖内容与表达逻辑上均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网络下“基于问题的发展性学习模式”行动方案研究

二十一世纪，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它处于最基础和最前沿的战略地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正在逐步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核心是形成一种全新的教育形态即信息化教育。信息化教育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化的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为统计信息化教育提供强大的技术平台，有力地支持统计教育改革与创新，促进统计教育发展。统计教育技术平台转变了，统计教育方法理应发生相应变化。本项研究提出了“网络下基于问题的发现性学习模式”，并对该学习模式行动方案进行初步探索及尝试。     

网络下“基于问题的发现性学习模式”行动方案研究

一、研究背景二十一世纪,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它处于最基础和最前沿的战略地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正在逐步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核心是形成一种全新的教育形态即信息化教育。信息化教育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化的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为统计信息化教育提供强大的技术平台,有力地支持统计教育改革与创新,促进统计教育发展。统计教育技术平台转变了,统计教育方法理应发生相应变化。本项研究提出了“网络下基于问题的发现性学习模式”,并对该学习模式行动方案进行初步探索及尝试。二、研…     

我国收容教养制度之检视与重构

厘定收容教养的法律属性是正确认识收容教养、确立改革方向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处罚说”“强制措施说”等观点的评析,指出现有的收容教养是对罪错未成年人的一种社会保护措施。收容教养制度在立法和适用上存在适用年龄界限不清、适用标准不统一、收教场所不确定、执行方式重“罚”轻“教”等现实难题,严重影响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预防犯罪的效果。建议在宏观考量立法宗旨和部门法协调的基础上,重构收容教养为“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强制教养制度”并纳入《刑事诉讼法》,完善审查决定程序和监督机制,去除合法性硬伤;明确强制教养的年龄下限,综合主客观因素细化“必要时”这一具体适用标准;改造工读学校为固定执行场所,设立弹性强制教养期限,优化执行方式。     

未成年读者信息权益综合司法保护的检察路径

各种数据技术的兴起与应用在便利生活的同时亦给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带来了系列挑战。在“数据生命周期理论”的指引下,可以廓清未成年读者信息于信息创建阶段的信息错误风险、信息存储阶段的信息安全风险、信息传输阶段的信息篡改风险。为化解上述困境,应将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方法论引入未成年读者权益保障领域。具体而言,应分别从“刑事检察业务的强化、民事检察工作的衍生、行政检察保护的完善、检察公益诉讼的建构”维度共同细化未成年读者信息权益综合司法保护的专门检察规则。同时构建“救济型的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保护模式”与“预防型的行政检察公益诉讼保护模式”是未成年读者信息权益综合司法保护检察路径的特色。     

未成年罪因探讨及预防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现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以近年来成都市青羊区、武侯区公安分局提供的数据为例,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呈微弱上升趋势,而从全国的范围内看,未成年人犯罪率更是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普遍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未成年人涉嫌违法犯罪的各类案件主要有几个特点:一是以侵财犯罪为主,主要集中在盗窃、抢劫等类型,城市为主要发案地。二是团伙违法犯罪增多,且后果严重。三是违法犯罪日趋低龄化,受教育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学校教育管理上的失误由于我国是农业大国,3亿多的中小…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重构与完善——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切入点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高发常引发有关应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而争议的本质在于应否采用刑罚手段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即站在传统报应论立场的“以刑代教”与基于现代预防刑论的“以教为刑”之争。引发争议的现实原因在于我国现有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失灵”,即存在刑罚与非刑罚处遇措施不明确、保安处分措施缺失与刑事政策偏重保护等方面的局限。在现有体系尚不完善之时,仅仅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扩大犯罪圈恐非良策。同时考虑到立法成本与司法现状,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引入亦不可取。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对现有体系进行完善: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在个案中充分贯彻个别化原则,并在现有的犯罪治理体系中增设保安处分规定。     

现代治理视域下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困境及其完善进路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是一种被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未成年人犯罪矫正制度。从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到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施行,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得到长足发展,成效十分显著。为加强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权益保障,结合未成年人特点,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2020年7月1日起施行的《社区矫正法》又对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做出了专门规定。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尚未确立科学的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管理制度,尤其是缺乏具有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特色的具体矫正措施,在未成年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方面尚存诸多空白。进一步完善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社区矫正体系,不断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教育矫正工作,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本文立足于分析我国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与困境,借鉴域外先进经验,试图从立法、机构设置与人员培养、科技赋能等方面探索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     

新发展理念视域下的我国未成年人民事法律保护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着新时期工作的全过程,即：以创新为引领、协调推进;以绿色为基准、持开放态度、共享为目的。在此视域下,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若干薄弱环节亟需补强,如未成年人监护体系的完善与落实、跨国收养、诉讼救济等等,以预防和降低侵害未成年人事件的发生。     

司法场域中《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表达与实践——对3323起案件的实证考察(1992-2019)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司法适用提供了观察与研究《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新视角。对该法颁布实施后至2019年的3323份判决书的研究表明,法院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案件数量增长较快,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持续上升,案件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省际区域性差别较大,援引条文分布不均匀。实践中,《未成年人保护法》承担了宣示、实体性规范、权利主张和教育说教等功能。文章还探讨了裁判文书反映出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案件类型等。《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为其规范、完善与修改提供了一种思路,从而更好地达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CEO特征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CEO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核心制定者,其自身特征无疑会对企业的研发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利用世界银行2005年对中国120个城市12 065家企业的调研数据,分析了CEO受教育水平、CEO任期、CEO自主权等三个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特征、行业等因素后,实证结果发现:(1)CEO受教育水平与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即教育程度高的CEO更加重视研发活动;(2)CEO任期同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即较长的任期有助于CEO着眼于长远目标,进而加大研发投入;(3)CEO自主权也同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较高的CEO自主权有利于CEO通过努力实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从而激励其加大研发的投入。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碳减排的多重路径——基于中国省域的组态分析

文章首先梳理了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碳减排的作用机理;然后,建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GMDH算法识别数字经济的不同维度中影响碳减排的关键因素;最后,考虑条件间的组合关联,收集2016—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组态分析,得出等效组态方案和因果结论。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碳减排的过程形成了“数字技术主导型”“数字金融主导型”“产业数字化主导型”和“数字产业主导型”四条路径。江苏和北京是“数字技术主导型”路径的代表性省份,依托数字技术和产业数字化而产生先发优势。浙江、广东和上海是“数字金融主导型”路径的代表性省份,利用金融普惠性解决传统行业的融资需求,整合重组要素资源,研发数字技术和低碳产品。山东、江西和天津是“产业数字化主导型”路径的代表省份,推动解决低碳技术的应用与转化问题,形成低碳发展模式。福建是“数字产业主导型”路径的代表省份,依托较高的信息化水平实现碳减排目标。     

解读车企“合资自主”风潮

“合资自主”在原有合资企业的研发、采购、生产、物流以及营销架构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应属大概率事件；但相应地，面对“合资自主”的日益壮大，传统意义上的“自主品牌”将面对严峻的竞争压力。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定位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具备法定证据形式”是关键之所在。从实质侧面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已具备关联性、客观性及真实性,且能够证明案件的量刑事实,已然具备证据之实;从形式侧面看,基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自身特殊性,应与现有法定证据种类予以区分,实践和理论上业已形成作为独立证据的良性场域,增设“社会调查报告”这一证据种类成为立法可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不应再仅作为参考适用,应于立法层面明确其证据地位。     

媒介娱乐化背景下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与防控对策研究——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趋于低龄化。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视角来看,未成年人越轨行为发生的内部机制在于：低龄未成年人从示范性事件中进行观察学习;获得其中的符号表象;通过再现符号表象,在自我强化和外部强化的促进下做出越轨行为。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示范作用之所以能够产生学习,是通过其信息功能,而媒介作为一种信息传播载体,是低龄未成年人进行社会学习的重要渠道。在社会媒介市场的内核是利益驱动的背景下,社会媒介娱乐化使得其承载的内容表面上是“寓教于乐”,实则“品味低俗”,这对于低龄未成年人起到了负面的示范作用,同时对于其道德标准的构建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暨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研讨会综述

为未成年人提供综合司法保护,是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目标,如何更好地统筹运用未成年人“四大检察”职能,探索更加契合涉未成年人案件特点的多维度、集成式、系统性履职方式,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积极探索。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是提高未成年人检察监督能力的重要依托,亟待从理论上界定数字未检的内涵外延,从实务上探索数字未检的实现机制和方法。2023年6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委员会2023年年会暨“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暨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研讨会,来自理论、实务界近100名代表参加会议,围绕主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比例原则视野下强制家庭教育指导的理论与实践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良好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有研究表明,在家庭内部,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当或能力不足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实施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权益受到侵害时,公安及司法机关可以强制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培养其正确的教育观念,提高其教育能力,以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在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立法缺乏保障条款,导致该规定刚性不足,实施效果无法得到保障。本文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在我国保障强制家庭教育指导实施应遵循比例原则,采取刚柔并济、先柔后刚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