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的细化

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既是诱惑侦查理论研究的核心指向,也是侦查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理论支撑上,随着诱惑侦查基础研究的具体化,特别是其理论阐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契合性,决定了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细化已经具备哲学和刑事法学基础。在侦查实践中,确立与侦查规律相适应、能够较为准确地呈现"侦查中"和"侦查后"的实践程式,能够指导侦查人员较为准确地判断处于不同阶段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在效用考量上,依托总效应与边际效应、效率与公正、善良与正义等要素构建的经济效用、社会效用和道德伦理效用评判标准,能进一步对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的细化做出合理评价。     

著作权侵权中审查注意义务的司法认定——以民法上的注意义务为基石

著作权侵权行为适用民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过错作为侵权行为的主观要件,其判断标准可以客观化,即以是否违反注意义务作为判断标准。著作权侵权行为中的审查注意义务是判断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切入点和关键点,民法上的过错理论为著作权侵权行为审查注意义务的判断提供了借鉴。著作权侵权行为区别于民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在借鉴民法上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和方法时,需要结合著作权的特点、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司法政策等来综合判断。     

论可预见性规则

可预见性规则是世界各国限制违约损害赔偿的重要的标准之一,意义重大。可预见规则的理论基础、构成要求、判断标准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可预见规则的例外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并明确其预见主体、判断标准、适用范围、限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求更好地在实践中操作。     

公司高管薪酬合理性判定标准——域外实践与启示

法院介入公司高管薪酬合理性评判的前提之一是立法提供薪酬合理性判定标准。德国公司法的业绩与通常标准、日本税法中的形式与实质标准、美国法院判例中的浪费理论(均衡原则和经营判断原则)为各国确立薪酬合理性标准提供了参考。我国立法与理论有所涉及,税法确立了合理性标准但未对内涵进行阐释,学术界尝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为更好地解决高管薪酬合理性问题,需要结合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以薪酬真实地反映高管业绩与公司状况为核心,通过立法明确薪酬合理性判断标准。     

刑法中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之关系研究

客观归责理论的嬗变历程,不仅其原动力来自因果关系理论,而且与各种补充条件理论的因果关系理论同向且同步发展.客观归责与因果关系是客观构成要件中两个各自独立的构成要素.客观归责论区分了归因问题与归责问题,结果原因的判断,立足于经验的观点,采用条件说的标准,判断有无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结果归责的判断,则以规范的保护目的的观点,根据客观归责理论的规则,判断可否将结果的发生归责于行为.     

标记理论及其扩展应用

本文是对标记理论应用的进一步研究。基于判断语言标记性的三个标准:结构复杂性、频率分布标准以及认知复杂性,从词法、句法及语用层面入手,把标记理论与词义、句式表达、语用语境相结合,扩展了其在语言各个层面的应用,从而揭示了它的存在性及其对这些语言的强解释性。     

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

从大陆法系几个主要国家（地区）对行政契约含义的阐释来看,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一、以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契约标的理论＂,即行政契约是以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为标的;二、以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三标准＂：即以＂合同主体＂＋＂公务目的＂＋＂特殊权力保留条款＂作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三、混合标准：我国内地部分学者采契约标的理论,部分采三标准,部分将契约标的理论和三标准共同作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     

试论无效行政行为——兼论我国无效行政行为的制度构建

无效行政行为是从大陆法系国家引入的具有特定涵义的概念,其存在的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抵抗权和有限公定力原理.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有一般标准和具体标准.我国应完善无效行政行为的制度设计.     

论行政合同的判断标准

随着公共管理理念的更新、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的不断完善,行政合同在我国已经得到广泛运用,但是因为理论和立法的滞后使得有关纠纷的法律救济很不完善。对于行政合同的判断,是整个行政合同制度理论的基础,也是法院适用规则和有效救济的前提。笔者建议我国以合同是否具有公法性质为判断中心,以公权力要素和公益要素作为主要的判断标准,辅之以形式标准,建立多元的具有操作性的判断标准规则体系。     

不能犯的可罚性研究

不能犯可罚性的判断标准,直接体现了刑法基本立场的选择,国内外刑法学界也存在着多种学说以探讨不能犯可罚性的问题和其判断标准。通过厘清刑法学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在处理不能犯问题时的选择与作用,以及对多种学说的比较分析,认为印象说更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并以现代社会普遍联系为考察视角,从预防功能角度出发,尝试探讨加入考虑行为导致不能犯的偶然性及其相关因素,帮助判断其可罚性,并以此修正印象说的固有缺陷。     

新型支付手段下诈骗罪的处分意识再定义

处分意识概念的内容是指被害人对处分行为能够产生的财产减损效果的认识。因此，学界中有关处分意识是否必要的争论实际上均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的立场。新型支付方式的发展和诈骗罪的构造要求真正、彻底的处分意识不要说，这种处分意识不要说要求坚持处分行为判断中的客观标准。因此，在新型支付方式发展的背景下，要以客观标准来判断财产损失的实质及其与财产危险的关系。处分意识不要说下的错误认识包括处分表达的错误和处分动机的错误；其中处分动机的错误又包括处分对象和处分目的的错误。在判断被害人是否产生错误认识时，要结合一般观念、被害人处境等因素进行规范性判断。     

民事枉法裁判罪若干问题研究

民事枉法裁判罪是刑法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的一个问题。该罪存在于从案件立案受理至执行的整个民事审判活动中,甚至包括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活动,法院调解和民事抗诉没有该罪存在的空间。参与民事审判活动并有审判权的审判人员相互间可以构成共同犯罪,无特定身份者也可成为民事枉法裁判罪的共犯。应当以科学的罪数理论分析认定和解决民事枉法裁判中的一罪与数罪问题。     

中国古代诉讼中审查判断证据的主要方法

在中国古代诉讼中,对于审查判断证据的方法,并没有一定之规。从古代判例判牍来看,审查判断证据的方法主要有五种,即情理审断法、事理审断法、对质法、印证法以及勘查、鉴定法。这些方法是古代司法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保障了古代司法的基本正义。但囿于不发达的方法理论和科学技术,这些方法的运用存在一些弊端。     

作为定案依据的案件事实之探讨——兼论不同诉讼的证明标准

针对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中的"事实"理解为"客观事实"的抽象化作法,提出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是指诉讼中的"案件事实",而不是哲学范畴中的"客观事实".同时,针对三大诉讼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异,提出在不同诉讼中作为定案依据的案件事实证明具有不同的标准.     

论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悖论

戴维森提出的“非理性悖论”揭示了非理性论证在实践推理中的两难困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不同的判断理性的标准。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理性的准则是以“理”为核心,“合理”(to be rational)即“有理”(to be reasonable)。此“理”表面上表现为普遍之“义理”,但实质上却是服从于某种具体的道德规范。据此,在中国哲学中,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演变为“无理”(non-ra-tional)或“不讲理”(unreasonable)。通过对比分析戴维森和中国哲学对非理性的认识,可知两者在“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同取舍。     

商标侵权之混淆理论再思考

鉴于国内外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是混淆理论,且学术界和实践界对混淆理论有不同看法,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和法律实践,解读混淆理论。分析认为,国内相关立法应当将反向混淆包括在混淆理论之内;判定是否存在混淆有以相关公众一般注意力的主观标准,以及商品或服务类似程度和商标相似程度的客观标准。     

司法中立的法理思考

指出司法权是判断权,司法是判断的过程,只有判断者的态度是中立的,才可能产生准确、公正的判断。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必须确保司法中立。文章从司法中立的内涵、必要性及其意义出发,运用法理学实证分析和价值分析的研究方法,重点从程序保障、司法权之地位、司法独立等方面阐述了如何确立司法中立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     

第三人侵权中经营者的注意义务探析

在侵权法中,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司法实践问题,它的确定和明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探寻在第三人侵犯消费者权利的情形下,经营者应承担的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由此说明以理性人标准为基础的注意义务的判断必须从个案出发,无法建立一个适用于各个领域的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     

“非技术介入”与“定势排除”原则在“商标近似”判定中的适用

“商标近似”的判定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包含并符合了作为一个知识产权争议所需求的司法鉴定的形式和内涵；其既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也是一个含有技术边缘性、法律边缘性的“非技术介入”的属性问题。因此，必然要求我们探讨司法判定中的法律适用的主体与“双重客体”的对话途径。并从“商标近似”判定的视觉和心理特性（“定势排除”）及判定标准所蕴涵的主观性方面寻求判定近似的方法及路径所具有的符合其客观性要求的内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