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酒不能言--论阮籍与酒

酒与文人的结合是中国历史一个闪亮的焦点。以阮籍为代表的魏晋士人选择饮酒而狂的人生有其深厚的原因。酒与阮籍现实人生的密切联系成为名士生活的典范。但与此同时 ,阮籍与酒之结合又有其独特所在。特别是阮籍诗中无酒可谓文坛的遗憾 ,由此引发我们对于魏晋时代的深入思考。     

阮籍的悲情性格与其文学风格

阮籍生活在混乱黑暗的魏晋时代,自身和社会的因素造就了他的悲情性格,表现在日常行为上为佯狂、酣醉、至慎、谈玄。阮籍的悲情性格深深地影响了其文学风格,文学创作表现出悲凉压抑、飘逸高远、含蓄幽深的风格特征。     

论阮籍《咏怀》诗的悲剧意识

阮籍的《咏怀》诗含蓄而隐晦,但其间所流露出来的悲剧意识是显而易见的。阮籍身处魏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时代的因素及个体意识的觉醒使他的人生悲剧意识带上了政治悲剧意识与生命悲剧意识的双重色彩,并且明显具有从屈原的政治悲剧意识转向苏武的生命悲剧意识的过渡性特征。     

《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中的阮籍史料摭评

《世说新语》是中国南朝宋时期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也可认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阮籍史料的总结之作。其内容包括阮籍家世出身、交游、姿貌风度、性情及对后世影响等各个方面。从总体上看,这些史料具有近古性、可靠性、丰富性等特点,为学者从多角度、多方面认识、研究阮籍其人其事,乃至其所处时代的特征都提供了依据或佐证,值得深入探讨和评价。     

人格光彩和韬晦战略——阮籍作品解读

汉末魏晋,天下大乱,士阶层思想解放,个性生长,狂傲不羁,开启文学的自觉时代."竹林七贤"之代表人物阮籍于乱世中独步天下.他以真情性挑战世俗礼法,遇险恶现实而不得解脱之时,在醉酒中咏叹韬B每人生,表现出一个特殊时代的作家的生命色彩和生存力量.解读阮籍作品,豪言壮志溢于言表,风骨强悍,刚烈劲健,渲染着一种奋发向上的进取之狂.然而时代没有给阮籍用武之地.这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孤独和苍凉.时代带来的灵魂负役般的煎熬与磨砺却成就着阮籍艺术上的不朽,也铸就着一个真正行走在魏晋时代的狂狷之士.本文试图从社会环境、作家处境和作品表现几个维度论及一个作家的人格个性和韬晦战略的形成,从而为解读作家作品的意义提供一把金钥匙.     

阮籍反礼教悲剧初探

本文认为阮籍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反礼教志士,他的反礼教言行曾对封建礼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他的反礼教又是自相矛盾的,因而是不彻底的。究其缘由,在于阮籍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阮籍研究述评

阮籍研究向来是魏晋学术研究的重点,而一些学者在对20世纪阮籍研究进行评述时,却对90年代以后阮籍文学研究以外的成果估价不足.事实上,这一时期的阮籍研究无论是在生平事迹考辩,还是在人格、思想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认真检视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对于今后阮籍研究的方向和思维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阮籍人格的审美悖论

作为士人的阮籍志在追求人生的内在超越,而内在超越的终极目标是君子人格。在魏晋交替之际,阮籍的这种追求既不被统治者认可,也不被"礼法之士"认同,但是阮籍不为所动,在行为上坚持遵守礼法,在文赋中反驳礼法,在诗作中流露出追求得不到的苦闷与无奈,这些又都体现在其矜持与放逸的外在风格之上。在一个不清明的时代,阮籍保持了一个士人真诚的个性。     

试论阮籍和陶渊明诗歌的玄学精神

阮籍和陶渊明是魏晋时期前后相映生辉的两位大诗人 ,在他们所创造的风格各异的诗歌中体现出他们与玄学的内在联系。阮籍是一位崇任自然的玄学家 ,陶渊明深受玄学“独化”论的影响 ;玄学性情说使文学进入了一个抒情化、个性化的时代 ,阮、陶在诗歌创作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性情说的追求和发挥 ;受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 ,阮、陶诗歌创作拓展了艺术表现的深度和广度 ;阮诗耻于言酒 ,陶诗津津乐道 ;阮陶代表了玄学发展的基本趋向 :从消极悲观到陶然自得     

孙登与阮籍、嵇康关系的几个问题

孙登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与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孙登的隐居地为汲郡北山(或汲郡山)、白鹿山等地,游历地有宜阳山、五岩山等地;阮籍受司马昭的指派到宜阳山拜访孙登,而在苏门山拜谒苏门真人。嵇康是在汲郡山中从游孙登。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汲郡北山与苏门山合二为一,孙登与苏门真人合并为一人,最后完全固化为孙登居于苏门山、嵇康从游、阮籍拜谒的说法。     

忧生与逃世：作为心态典型的阮籍

嗜酒、不拘礼法,阮籍这些放达的行为隐藏的是魏晋易代的时代悲患。其《咏怀》诗旨隐避,寄托深远,不仅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喻指和心理内涵,更传达出整个人生不幸的悲哀。阮籍的忧生之嗟既是正始之音的主题,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典型心态。     

阮籍及其诗文的精神世界

阮籍既是魏晋时期士林的领袖之一 ,也是当时最为著名的文学家。从“济世之志”与“酣饮为常”、儒家思想与“不拘礼法”、“越名教”与“任自然”等三个方面全面分析 ,可见阮籍及其诗文中所表现出的是一个具有矛盾性的精神世界     

阮籍思想中的儒家底蕴析论

魏晋时期,玄学渐盛,但儒学虽衰未绝。即便身为著名玄学家的阮籍,实际也是儒玄兼综。出身于儒学世家的阮籍不仅自身具有深厚的儒家思想底蕴和儒学素养,而且信奉礼法,并以此齐家保家。此外,通过对阮氏家族子侄们的发展轨迹和为官经历的考察,也可进一步证实阮籍家族之儒家家学、家风对其思想中儒家底蕴形成的直接影响。     

从人生之悲到吟歌之哀——论阮籍的《咏怀诗》创作

阮籍崇儒、宗玄的人格岐隔,是魏晋易代之际的特殊政治和时代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思想矛盾和人生态度的选择,直接影响了阮氏的诗歌创作,成就了《咏怀诗》的独特魅力和历史地位。     

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阮籍《首阳山赋》发微

阮籍《首阳山赋》的关键在于批评伯夷、叔齐的二段文字,文章根据有关史料及阮籍相关作品,认为这段文字表面上是批评伯夷、叔齐,实际上是阮籍表达强烈的悲愤和深刻的自责。阮籍在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时被加官晋爵,不得已与司马氏合作,他身前身后的名声可能受到污损,因此才发此愤激之言自责。此赋反映了阮籍在魏晋易代之际反对司马氏的政治态度。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的生存处境探析

阮籍处在魏晋政治的高压之下 ,生存时时受到威胁。为了逃避 ,他躲入空堂 ,沉入醉乡 ,逃到山上 ,独自徘徊 ,向往神仙 ,但理想的生存之路始终没有找到 ,失路的背后隐藏着诗人无尽的焦虑与悲哀。阮籍的生存困境并不是形而下的口腹之饥 ,而是深埋在心底的长哀巨痛 ,是精神上的负重。同时 ,生存的困境也蕴育了他诗文的深沉与美丽。     

玄学与阮籍、陶渊明的人生思想

魏晋是一个玄学的时代。阮籍和陶渊明都接受了玄学的深刻影响。然而两人的玄学观又有明显差异，它折射到人生思想上，一个悲观消极，一个恰然自乐。     

阮籍诗用韵考

阮籍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其诗用韵有同于两汉的,也有同于南北朝的,体现出过渡时期的特点.同于两汉的有东钟、元寒桓删、山先仙、歌戈麻、阳唐、尤侯幽、庚耕清青;同于南北朝的有尤侯幽、歌戈麻、阳唐、庚耕清青、侵,另外还有萧宵与豪.     

阮籍和郁达夫

魏晋时期的阮籍和"五·四"时期的郁达夫都是放诞不羁的名士,而且二人在身世、家庭,以及所处的时代政治、社会思潮等方面非常相似。这些因素使二人既要在酒色的放浪形骸中表示对现实的反抗,又不能真正忘怀所谓的礼法道德。二人思想矛盾,人格扭曲,虽放诞于酒色,却都属于佯狂型。而同是佯狂,又存在细微差异。     

文学与经学的互动——以阮籍为中心的考察

前人研究汉代经学,依据的资料,除了传世的汉人经注外,主要是保存在汉代典籍、散见于后世各类载籍的汉人遗说,而对汉以后学者、文人的诗赋文论关注不够。事实上,魏承汉后,魏晋文人不可能完全斩断同汉代经学的关联。《诗经》因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尤为魏晋诗人所重视。阮籍传世的诗、文、书、论、赋、笺、奏记中,对于《诗经》的征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摇曳多姿,既体现了魏晋"风骨"之共性,又因阮氏家学渊源、阮籍个人才情等因素,而有着鲜明的个性。阮籍所引《诗》,体现了汉代《诗》学对于魏晋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也自然而然地保存了丰富的两汉《诗》说,生动地诠释了"文学自觉时代"文学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阮籍作品历来以含蓄蕴藉、"归趣难求"著称于世,探求阮籍的《诗》学渊源,对于进一步索解"遥深"之"阮旨"不无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