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场现代性焦虑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十余年,这场学术讨论的出现实际上是遍布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现代性焦虑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上,其现代性焦虑表现为:在追随西方现代理论话语以进入思想现代性殿堂与保持本土化的文化身份之间、在革故鼎新以张扬现代性的新异原则与辨析古代文论的历史原貌之间、在重构古代文论元话语以强化其阐释有效性与维持古代文论的典雅文化地位之间、在划定古代文论学科属性以赋予其现代知识类型与尊重古代文论的前学科性意义形态之间,我们难于抉择又急于抉择.我们越是接近现代性.我们就越发清晰地感受到现代性在文化功能上的两面性,所以当现代性在中国展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既渴望又恐惧的心态便日益明显,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题之所以提出的文化心理原因.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诗意特征探微

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决定了话语言说方式,诗意的不可言说性也就是意义的不可言说性,但意义的不可言说必须要用语言来表达,于是立象与示意、隐藏与显秀、迂回与进入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独特规则。在近百年西方文论话语霸占中国文学理论市场和中国文论失语的处境下,研究古代文论话语的诗意特征对我们建立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中国翻译话语之历史文化路向探赜

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对语言问题的探讨,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讨论和思考。在文学/文化翻译中,翻译的文化要素和历史要素尤为重要,文化和历史深化于文本两端,是译者空间的核心要素,从内涵深处影响着各方意识形态认知及译者翻译行为。在翻译实践中,文化和历史不但影响文本意义本身,同时对翻译思想也存在本体性影响,该视阈为国家翻译话语建构指明新的路向,即既坚持本我性和特质性,同时尊重他者性和异质性,注重人文性与交流性建设。译者应当以批判继承、融合创新的心态正确面对本我文化和异质文化,以文化和历史为场域构建特色中国文学/文化译论和翻译话语,促进中国文化外译和传播,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倡议,推进新时代中国翻译话语之历史文化路向建设。     

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

在"失语"遮蔽了中国文论话语,中华文化严重"西化"的危机时刻,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本文就如何体认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异质性,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塑中国文论的学术主体性、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以及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同时又吸收作为全人类文化成就的新型话语系统进行思考和探讨.     

老、庄消解性话语解读模式及其“无中生有”的意义建构方式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当代中国文论界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工程。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我们能否克服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建立一套自己的（而非从西方借用的）文论话语系统,是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然而,要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则必须首先清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的老、庄首先创造了一种消解（或曰解构）性话语系统;老、庄在对语言文字（或曰文本）的消解性解读中,建立起了“得意忘言”的话语模式;在对自我（人类）的消解性解读（或曰阐释）中,形成了“忘物”“忘己”、超越生命羁绊的诗意人生境界。消解性解读,正是道家思想的意义生长点,也正是这种消解（或曰解构）,形成了道家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的最基本特征,这种话语特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近两百年以来西方世界翻译和出版了不少中国古代爱情诗。西方编选者以自己的诗学标准对中国诗歌文本进行选择、翻译和阐释，以翻译选本的方式呈现，使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涉及如下问题：输入者的时代环境、编选者的情感差异、接受者的美学取向、中西方的伦理歧异以及不同文化系统的性别认同。分析编选者主体对中国古代爱情诗的阐释依据，剖析具体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背后的跨文化传播机理，可以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阐释提供镜鉴。     

语境·身份·策略——谈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中过滤过的东方色彩

在跨文化语境下,文化传递的主体——译者的文化身份决定了文本的阐释、文化传递的方式和途径以及翻译策略。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体现了译者杂和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视角,一方面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注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关照,试图从西方话语权力的缝隙中寻找能被这个宏大话语纳入的本土文化主题。同时又以西方文化视角对其本土文化进行过滤,其作品带有浓厚的经过西方文化过滤的"东方色彩"。     

翻译艺术观"现实"关照的本体论意义

翻译什么的问题属于翻译的本体论问题,"以原作所写的现实为模特"就是其中的重要命题之一.由于西方学术话语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这一命题的理论价值尚未揭示出来.经过修正,这一命题将有助于建立译者与作者、译语文化与源语文化的平等对话关系,有助于理解人与翻译以及人与他者文化的关系.孤立的文本不占有文本的全部意义,"现实"同文本一起成为翻译的对象改变了对翻译本身及翻译中各个因素之间关系的认识,然而这个"现实"并不是现成的,它同文本的意义一样是在实践中由原作和译者共同揭示出来的.共享"现实"的引入有助于翻译实践及对翻译的伦理和政治问题的思考.     

林纾翻译研究——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

＂文化转向＂翻译激发了对林纾翻译的社会文化视角研究,然而此方面研究还比较薄弱。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在文本与社会文化关系中研究话语,对林纾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在此框架关照下,从文本向度、话语实践向度、社会实践向度对林纾翻译进行分析。研究显示,林纾的翻译在文本向度上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特性,这是译者在话语实践向度上对西方文学进行创造性改写和社会实践向度上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