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义利”思想散论

<正> “义利”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古时的“先王”、“圣贤”以及早于孔子的若干思想家,都曾谈过这个问题,而且或重“义”或重“利”,意见是极不统一的。“好古”的孔子敏求其涯涘岸略,既见“义利”之相互反对,又以重“义”说为适合已意,于是他割裂“义利”,得出贵“义”贱“利”的结论,并且进一步以“义利”为“君子”、“小人”的分野,从而肇开了此后二千余年“义利”之辨的先河。“义利”之辨实质上是理性,感性之争。“义”是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属于理性层次;而“利”则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感性需求的东西,属于感性层次。这在孔子那里亦是大体如此的。因此,从这里出发分析一下孔子的“义利”思想,或许不无意义。     

王船山义利观与边沁功利观的比较研究

王船山的义利观即对“利”在心理与行为上应持的处置态度,有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基本层次。边沁认为判断行为“义”与不“义”的标准是“利”与不“利”;王船山坚持“善”是人性之独的儒家传统,反对唯利是图。边沁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其功利主义容易走向泛道德工具主义;船山认为正确处理公利、私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公利”大于“私利”。边沁的功利原则并不能指导人们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论孟子义利观的困境和出路

基于“先知先觉”的英雄史观的思维模式,孟子简单地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在义利关系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要求统治者“先义后利”而民众“先利后义”,将动机和效果割裂开来,无视义寓于利﹑利寓于义的道理。孔孟仁政的实质是人治,其理论出发点是抽象人性论(“性善论”),在政治实践上必然导致专制主义。人治的出路在于法治。只有在当今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下,才有可能展现孟子义利观的本真内涵。     

“配义与道”正解

孟子自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当弟子问:“何谓浩然之气”时,孟子回答中有“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一语。“配义与道”当作何解释?自汉代至今,注家均无例外把“浩然之气”同“义”与“道”相配,赵歧、朱熹、毛奇龄等甚至干脆把“义”与“道”合而为“道义”一词,以与“浩然之气”相应,这似乎已成千年定论。然而问题正出在这千年定论上。“道”虽是道家学派的核心范畴,但并非是道家的专利,儒有儒道,墨有墨道,诸子百家莫不如此,只不过含义不同于道家之“道”而已,在儒家学     

对利义关系的一点看法

过去有一种重“义”轻“利”,认为利义不可得兼的传统价值观念。然而,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总要进行生产活动,总离不开“利”。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就看到了这一点。他留下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至理名言。可以说,人类的经济活动,其直接的目的,都     

以义节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文化基础

先秦儒家并不认为“义”与“利”是完全冲突的,逐利就一定不顾仁义,讲仁义就一定要放弃逐利,二者不可兼得,而是认为“利”和“义”是可以统一的,统一的前提条件就是“先义后利”。儒家讲“以义节利”并不是以“义”排斥和否定“利”,而是防止个人自私自利之心的恶性膨胀,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造成社会的动乱,最终导致全体社会成员皆不利的局面。儒家“以义节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文化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提倡“以义节利”,可造就“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的市场主体,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义节利”应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本土文化资源之一。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轨迹:“义”“利”之辨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发展过程中,“义”“利”之辨是一条主线,不论是人性天理,还是道德学问,都始终紧紧围绕着“义”与“利”这两个问题来展开。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所谓“义”,是指道义,即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规范,如仁、礼、智、信、孝、梯、忠、恕,等等;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所谓“利”,是指人们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功利。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由儒家文化的结构和特点而决定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种道德型的价值观,其核。动内容是“仁”和“义”两个字。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导方面,是贵“义”轻“利”…     

从“贵义贱利”到及功近利──对传统道德中义利观的反思

“不务张其义”、“唯利之求”，否则，就会因利益纠纷“上下交相诈”，“国不免危削”o。对个人修身而言，“以义制事，则知所利”0，“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保利弃义，谓之至贼””。他强调“义”对于人是须臾不可离之物。人与禽兽之别就在于“义”字，并明确提出君子应当“以公义胜私欲”、“志忍私、而后能公”四这说明道德修养中的义与利比较是要经过思想意识内部的斗争来完成的。儒家中的先秦诸子，对义与利的阐释，都是倡导以“义”为第一，“利”要服从“义”的要求这一观点。但是，他们的“贵义贱利”思想从来就…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四个统一”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重要的领导艺术,是我们党一贯的重要政治优势。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呢？笔者认为,必须坚持四个统一。一、坚持“义”与“利”的统一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历来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只讲“义”,不进“利”;另一种是重利轻义。实际上,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坚持义与利的统一。今于我们所说的“义”,是社会主义的义,主要是指崇高的精神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行为及一切有利于社会、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利”则是个人的名利,如名誉、地位、金…     

利的逻辑与道德提升

道德从“源”上看是一个“形而上”的“境界”问题,但其运行之“流”是一个“形而下”的“利益”问题,形而上之源和形而下之流是不能相互否定的,也不能相互替代,惟有“源”和“流”共同构成人类滔滔不绝的历史长河;否认前者就抹杀了人性的光辉而走向堕落,否认后者就遮蔽了人的理智而走向愚昧。通过对“利”进行科学的、符实的、令人折服的逻辑分析,必然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害义的利是虚假的、“负”的,不是利;害利的义是苍白的、“伪”的,也不是义。     

论孟子“利”思想之辨

“义”“利”关系作为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孟子究竟是侧重“义”还是“利”争论不休。其实,孟子对“利”的认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表现为其不但将“义”看作最大的“利”,并希望人们能够确立符合自身特点的利益观,而且也告诫大家不能将“利”仅简单视为形而下的“利”,应该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因为这一层面的“利”才有可能是最大的“利”。     

《文子》的“四经”说

《文子》“四经”指德、仁、义、礼,源于《老子》对仁、义、礼的有限肯定。《文子》在《老子》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德”的含义,改造仁、义、礼的内涵,形成独具特色的“四经”说。《文子》以道家之德吸收儒家的仁、义、礼,根源在于德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及仁、义、礼的相对性。《文子》建立了融合儒道的思想体系,不同于《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道法融合模式,属于战国时期黄老道家的重要派别。《文子》“四经”说的研究,对重新认识战国时期黄老道家的丰富思想面貌、重新评价战国时期的儒道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利与义：一个需要摆正的关系

利与义：一个需要摆正的关系许运江，周承凯“利”之所在，人人向往。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小团体利益…只要有“利”，便有人求。“义”则不然，古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别，今有“舍生取义”、“见利忘义”之分．自古至今，欲求大“义”者，可能会失...     

出版职业道德建设与“双效益”

出版职业道德是衡量“双效益”的天平.出版职业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转型与出版机制改革过程中重新提出来的老问题.只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坚持出版物的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双效益”原则,才能使出版从业人员在“义”与“利”冲突的时候,勇于舍小利取大义,在经营中善于积小义(利)为大义(利),化无义(利)为有义(利).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思考,而且更需要出版界同仁同心协力地进行实践上的探索.     

树立共产主义的荣辱观

<正> 荣辱观从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在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弄懂什么是真正的光荣,什么是真正的耻辱,并逐步培养共产主义的荣辱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 关于什么是荣、什么是辱的问题,我国古代不少人作过研究。战国时代的荀子还写了《荣辱》篇,他说,“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简注》第28页)等等。在荀子看来,不管是“先义”还是“后义”,其出发点和归宿都离不开个人的“安危利     

从《左传》看春秋的“义”“利”之变

《左传》是阐释《春秋》的传书。春秋是动荡势态下的历史过渡的时代,重“义”尚“礼”的社会风气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向“利”靠拢。本文将从《左传》入手,从引用《诗经》和战争中剖析这种现象。     

屈原阐释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启示

古代文论对屈原的阐释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语境与话语言说方式。汉初阐释屈原是道家文化语境与消解性话语模式;扬雄等人阐释屈原立足于儒家文化语境,是一种“解经”话语方式;刘勰虽仍“依经立义”,但三教合流后玄学思想影响下的“经”、“义”均有了新变;王国维在中西文化汇通的语境下,运用审美话语模式阐释屈原。历史上屈原阐释的突破启示我们:全球化语境下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的关键在于生成新的文化语境和话语运用方式。     

从柳宗元与张志和的渔父诗看儒道美学思想的异趣

《江雪》在艺术上重法度、浓酽,运用“为情造境”之法,“造”出了“有我之境”,表达了诗人的崇高体验;而《渔歌子》则重神韵,淡雅,诗人“缘情写境”,“写”出了“无我之境”,折射出诗人的归依体验。这正是儒家重善、道家重真的美学思想的异趣所致。     

苏轼义利思想研究

苏轼义利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义利思想一方面受到苏洵义利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北宋儒者的影响。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苏轼义利思想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义正身”“利以安身”“义利相和”。苏轼将“义”视为自我修养的道德标准,坚持以仁义约束自己的行为,即“以义正身”;苏轼认为,“利”是个人生存的重要条件,是百姓安身立命的基础,故而主张“利以安身”;苏轼坚持“义”与“利”是互为支撑的,要做到“义利相和”。尽管在苏轼看来,利是无善恶的,是不应该反对的,但是苏轼并不提倡缺乏“义”作为支撑的“利”,强调“义利相和”。     

“德”的镜像：老子思想解读

在道家代表性人物老子思想中,“德”被赋予了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从哲学层面解读老子之“德”,如同打开了一幅层次分明且内涵丰富的“镜像”。首先,本体论意义上的“玄德”是万物得道以生成的内在基础,于人即得于道的“性”;其次,方法论意义上的“修德”,圣人体道修“德”的目的是“修身”乃至“修天下”;最后,伦理学意义上的“上德”,“上德不德”,在社会中具体展开为仁、义、忠、信等德目,这些德目均具有复归“上德”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透过老子之“德”的镜像,既能深化对道家思想的认识,也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