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即道——王阳明思想中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生活中的贯通

传统中国哲学的主流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但并不缺乏终极性的思想意义,其"道"与"事"、"形而上"与"形而下"在实际生活中、在人生体验中交融贯通.王阳明思想对于儒学的意义首先在于,他真正以其"实际生活"实现了宋明儒学的打通思想与生活的内在要求.     

论儒学与哲学的关系——对任文利先生批评的回应

仅仅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为出发点的思想方式,未能进入前哲学、前形而上学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首先回归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本源上,才能解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立是何以可能的.在这种本源上,"生活儒学"不仅重建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而且重建作为形而下学的知识论、伦理学.     

儒家政治哲学与当代韩国儒学发展(专题讨论)

正编者按:儒家政治哲学是以"仁"和"礼"为理论基底,强调以"理想人格"为价值取向,以"德治"为施政手段,以"安邦定国"为现实目标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学说体系。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于先秦,在中国传统社会,不仅积极地引导着统治者的为政理念和施政之方,在有效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中,发挥着意识导向作用,而且传播于东亚,促成了中国儒学国际化的形成。至今,在韩国,一些儒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不懈致力于探讨政治哲学,深入挖掘传统儒学的价值精髓和普适意义,在儒家修养论、理想国家论、社会思想、共同体思想和经世论     

“中国道路”视野下的学术自信——以中国儒学研究为中心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自近代以来被边缘化。人们对儒学的认知和研究存在诸多的问题。要走出中国儒学研究的困境,一是在方法上,应当继承儒学研究传统,重视经学、训诂学的价值,合理吸收西方有益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二是在价值立场上,应当以中国阐释中国,摆脱中国哲学(儒学)西方化或者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的模式,走中国道路的学术自信之路;三是在学术态度上,应当走进儒家经典来研究儒学。     

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与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道佛三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是迥然不同、大异其趣的。西方哲学同近现代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自然科学是以外在于人的物质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国哲学则以人自身为主要研究对象，它以生命为中心，注重人生、注重修持和体验。现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进而是中国哲学在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之一在于对中西哲学的融通、会通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事实上，在今天这个时代，给我国各方面予深刻影响的不…     

儒学应该如何面对哲学

在近年来的儒学研究中,不时冒出“汉话汉说”、“回到思想史”的声音,“去哲学化”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然而,这一风气实质已忽视了中国精神传统中的哲学存在,使儒学放弃了回应西方哲学的主动性,并剥夺了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的资格和能力。仅仅迷执于自己的话语系统,片面强调一旦走出自己的话语系统就不是其自身而失去了效用,则必然导致话语依赖和不同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进而忽略人类精神的共性。儒学并不应拒绝抽象化、普遍化的哲学提升。     

哲学一词的中文定型与中国现代哲学地图的形成——中国现代哲学的理论缘起和定型研究之一

西方的philosophy在西学东渐中,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演进,最后以现代汉语的"哲学"一词定型,这个定型史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不但体现了中国、西方、日本三方复杂的互动,而且突显了中国现代性演进中的哲学追求方式."哲学"一词定型之后,由中西交融而生的中国现代哲学,表现为三方面:新儒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方面又体现为三种功用,即西方哲学的学术追求、新儒学的生命境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用.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以"新"解"马"范式

对于中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核心是其哲学)的基本范式,不少人将其概括为三种,即以"西"(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他理论)解"马"(马克思主义),以"中"(儒学及中国传统哲学)解"马",以"马"解"马".本文提出以下思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的高度,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范式,可简称之为以"新"解"马".     

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三个阶段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本身的一部分,这种研究不仅表现为学理上的探究,还表现为对西方哲学的运用,以及中国哲学对其自身历史与原理的解释。按照中西文化交通史的内在节奏,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乃至整个西学中国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明清之际(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晚清(19世纪下半叶)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上世纪70年代末迄今。这三个历史阶段之间的中国学术思想和西方哲学本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第一阶段,中西方哲学之间的"交互格义"以互为镜像为结果;第二阶段则是在理解与解释的前提下系统绍介、研究西方哲学,以西方哲学为准绳重新区分、整理、解释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建构学院化的现代中国哲学系统;第三阶段则是走出反向格义阶段,通过对传统中国哲学的重新诠释,构建当代中国哲学。     

韩国儒家伦理的特点

本文大量的文献材料分析归纳 ,指出韩国儒家伦理的三大特点 :儒学内化为民族习惯、性理学的理论创造、实学的务实风格。具体说明了不同特点的形成情况、表现、发展前景。强调今天韩国的伦理 ,力图保持优秀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统一。     

市民社会理论的变迁——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黑格尔终结了传统哲学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等同的理论观念，第一次将市民社会范畴从政治国家的概念中剥离出来，成为市民社会学说史上的转捩点，他“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切入点。马克思由此出发。基于市民社会是人们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变往”，进而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     

直觉的辩证法--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

直觉的辩证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它不像西洋哲学的逻辑辩证法那样追求严格推理,以证明概念的逻辑关系,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佛学的"般若智",都是要人超越有限的生命以达到无限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心性修养和"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现代新儒家的直觉为体、理智为用都体现着一种重视宇宙人生的自觉精神.     

宋儒“身体诗学”刍论

宋儒的身体诗学奠基于身体观之上,在"身体意象"的营造与书写中,展现其文化内涵与生命境界。儒学由礼乐向心性之学的内转、宋人生活的雅化与人文化为宋儒"身体诗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土壤,而儒学传统中的三相一体的身体观、作为"窍"的身体观、社会化的身体观则为宋儒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根基,身体成为宋儒营造个人生活世界与心灵空间的重要文化符号。     

批判与超越：康有为人性论思想新解

在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中,人性论问题依然是重要的哲学命题之一.由于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原由,人性观念也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康有为在对儒家人性论进行了批判吸收的基础上,从人性本于自然、何为人性、人性平等与学的关系、人性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超越了传统的人性论思想.其人性论不能片面的界定为自然人性论,而是自然人性论和道德人性论的统一.     

元晓“和诤”理论与义天“圆融”思想

元晓和义天这两位韩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国师,一倡“和诤”,一主“圆融”,这两者其实一脉相承,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儒释道融合的思想,但不失佛教的立场。这两者稍有不同的是,元晓着力在和会诸宗内部的纷争,义天重在宏观上的融合。     

论传统契约中的契约理念——以四川自贡盐业契约为例

契约文化在中国已有六千五百年的历史,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契约”只被表述为“契”或是“文约”,经过几千年的传承演变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契约制度。文章从理解西方契约理念着手,以中国四川自贡地区特有的盐业契约为例,探析我国传统契约中的契约理念,将其与我国现代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进行对比分析,发掘传统文化领域中优秀的盐业契约法律文化并充实我国契约理论,寻求传统契约理念对现实立法的积极意义。     

儒家的“合一”观所蕴涵的管理哲学思想

管理哲学是儒家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合一"观的角度,儒家管理哲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唯人则天"的管理本体论;二是"知行合一","知治一致"的管理认识论;三是"义利合一","义以生利"的管理价值论。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框架。     

当代中国“马学”的一种自我调解

王南湜认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是不可或缺、内在相关、互相支持的三个方面。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这三者的统一与均衡却往往被打破,从而造成了种种片面性趋向。中国"马学"要获得良好的发展,就必须面对上述三种偏向,对自身有一种新的定位或新的自我理解,从而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统一或取得一种平衡。而适当的问题意识作为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的统一,是"马学"具有生命力的根基,应当成为当今一切真正有志于"马学"者的自我定位或自我理解。吴晓明认为,经由黑格尔对主观意识的批判、特别是经由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理解和把握社会的现实才可能成为一项真正的思想任务。在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无论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还是无批判的实证主义,都只是以其从属于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来遮蔽这一现实。因此,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将不能不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学说,也只有在这一任务的不断开展中方才能够持之不坠。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应当成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它的路径、方法和问题——所围绕旋转的枢轴。孙正聿认为,哲学是以时代性内容、民族性形式和个体性风格求索人类性问题,是以"表征"的方式构成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据此,哲学的工作方式或进路应是:时代精神主题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聚焦点;现实存在间距化标识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流行观念陌生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基本理念概念化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力量之所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以这种工作方式推进。张一兵提出了自己"后文本学"的新的方法论思考,认为传统文本的解读分为符号文本层解释、互动性的意义场理解、生产性的思想构境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而生产性思想构境论——即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将是"后文本学"方法论的真正本质,是一种文本生产中的革命;文本学的真正基础是"关系本体论",生产性的思想构境包括了对象文本理路、我性诠释理路和互文性文本参照理路的共在这些不同的构境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