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古史辨"神话学——纪念《古史辨》出版80周年

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3年)为起点,顾颉刚所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研究和神话学,以“疑古”“辨伪”为思想武器、“古史即神话”为理念,把与古史纠缠为一体的古神话剥离出来。他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亦即神话观和“历史演进法”,开了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古史传说)的先河,为中国神话学的创立铺设了一块基石,成为中国神话学初创时期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之外的又一重要学术渊源和流派。“古史辨”神话学的特点,在神话学研究中被概括为“古史的破坏、神话的还原”。     

论“古史辨”运动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

“古史辨”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遵循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对上古史进行了科学、严谨地考辨。其成果不仅对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科学的结论,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文学史、民族学史、民俗民间文化史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和提供了科学方法。古史辨派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辨伪精神,对建设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辨伪,才能“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     

论胡适"缩短""拉长"两阶段的古史观

胡适是古史辨派创立时期的主要成员 ,此为当时学界公认的看法。 192 1年胡适所作《自述古史观书》 ,提出了“缩短”“拉长”两阶段理论 ,先“缩短” ,后“拉长” ,“缩短”依靠文献学完成 ,“拉长”依靠金石学、考古学完成。 192 4年胡适所作《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以历史演进的根本方法解释顾颉刚等人的疑古辨伪 ,实际上可以看作胡适对于古史辨派的一个指导性的纲领 ,兼有纠正古史辨派偏失的用意。由今天的知识水准看来 ,胡适的“两阶段”理论预见了 2 0世纪学术发展的真实轨迹 ,代表着古史辨派中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及其修辞

文章旨在就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的生产语境与编纂形式对《古史辨》进行重新解读。语境分析部分,由顾颉刚、胡适和钱玄同据书信讨论构成的学者小社群,进而到"古史辨"派与其反对者的论争,随着语境分析的扩大,从而呈现理解《古史辨》的不同维度。此外,笔者认为编纂形式本身亦可视作一种文本,而《古史辨》以书信体为主的编纂形式则极具编纂者的良苦用心,对这种独特的编纂形式的解读或可透露出零星隐秘的信息。     

超越疑古 回归本真——由《先秦伪书辨正》一书说起

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上,疑古和反疑古两种思潮的较量和消长十分引人注目。以古史辨派为主力的疑古派曾以极强劲的势头,将几千年来构筑的古史系统冲击得七零八落,其中尤以先秦为最。先秦的文化典籍是中国古史系统和原创性思想学说的主要载体,因而也是古史辨派的主攻方向,其冲击波所到之处,这些传世典籍几乎都难脱伪书的嫌疑,区别只是伪的程度不同而已。应该承认,古史辨派是传统学术中的疑古风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条件下的产物,他们的辨伪工作意义重大,对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毕竟是疑古过勇,打击面过宽。在疑古思潮的…     

胡适整理国故思想寻绎

胡适在五四后期力倡整理国故，把它作为再造文明的重要手段。但诸多新文化人的批评、思想界复古思潮的兴起和古史辨派疑古辨伪的得失，又促使他改变整理国故的预期目标，并最终对其功用产生怀疑。胡适整理国故所追求的，是其思想史的意义而不是学术史的意义。     

试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术大师。他的古史研究,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深刻影响。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顾先生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继承并发扬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吸取当时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运用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考研中国古代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疑古思想。他的疑古思想在当时中国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历史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系统考辨先秦至两汉古书中有关古史的记载,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研究古史的文章。他们相互问难质疑,展开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古史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是“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潮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0月2l一22日在山东济南召开。会议就“疑古”学说的认识和评价、出上文献的意义和价值、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1923年顾颉刚先牛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从而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古史辨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占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年后的1992年，有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     

试论顾颉刚现代学术观念的形成

顾颉刚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古史辨派”的首领。他的许多古史论点虽有疑古过甚的不足,但他彻底推翻了经学的神圣地位,使当时人们的头脑得到一次解放。从长远的观点看,顾颉刚最值得人怀念的,恐怕还是他那嗜学如命的性格,探索真理的豪情和开拓门径的兴味。他“决不以学...     

“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考辨为中心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文献学派的创立者,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他带领其弟子对中国史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在中国东北史和朝鲜史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顾颉刚是中国“古史辨”派的领袖,首倡民国“疑古”之风,后创办《禹贡》半月刊,掀起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潮.二者的研究似乎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二者学术起源之“疑古”观念亦存在某些共性特征.本文以顾氏与白鸟氏对《禹贡》的考辩为出发点,比较二者“疑古”思想的学术渊源、辨析方法与观点倾向,试图探究二者在学术上是否存在承继关系.     

诗史互证与审美为本

陈寅恪是历史学家,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在历史,他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就斐然.而钱锺书是文学家,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在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两人学术成就各有千秋,要以辩证的态度对待.     

以古为是：钱大昕与“古学”群体的形成、实践及理念

惠栋汉学的核心价值是"以古为是",其与相关的信仰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最初的"范式"。这一"范式"对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影响至深至远,使之得以迅速地进入到考据学的天地之中。不过,"古学"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称名,并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其中狭义的"古学"即专指汉学而言。而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考试,不但促成了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考据学者的聚集,还推动了"古学"群体的形成。众人随即展开了诸多的学术实践,并共同承担起《五礼通考》的编撰任务。这一系列的事件,意味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中央,并逐步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的学术形态。     

有关周人先祖世系代数问题的质疑

詹子庆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一书中提到夏桀时期的公刘为周人始祖后稷的四世孙,这种提法显然不符合从尧舜至夏朝末年五百多年的史实。詹氏失误之源头应追溯到汉代司马迁之记载。对于司马迁的这个失误,唐代就已经有学者指出过。通过对中国每一百年平均在位帝王的计算,我们大致推算出从后稷至公刘,周人先祖至少经历了十七八个王的统治。     

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民俗学派

1949年前的20世纪前期民间文艺学史上,不仅存在着流派,而且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这些在理论、观念、方法上不同的流派,形成学科的多元格局。这些流派是:北大歌谣研究会派、"古史辨"派神话学、文学人类学派、俗文学派、社会-民族学派、延安学派和民俗学派。它们以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依存和发展的条件,分别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理论纲领和代表作。流派的存在和多元格局既促进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本土化发展,又显示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边缘性、跨学科性和不成熟性。     

古史辨视野下的《诗经》阐释

以阐释学为视角进行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对《诗经》确实作出了新解释。他们颠覆"成见"丛生的传统释诗系统,融合边缘而且异端的释诗思想,用文学阐释逆转经学阐释,以去经典化反拨经典化。此举对《诗经》学作了深度刷新,成为现代《诗经》研究的经典案例。     

中国医学人文学科的早期发展:协和中文部

通过考察协和医学院中文部的设立及其对中国医学人文学科发展的影响,提出协和医学院的医学史、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学讲座,是中国现代医学院校里最早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李涛的《医学史纲》及其在美国《医史通报》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古代医学伦理学"(英文)为代表性成果。抗日战争期间李涛的工作,还得到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和美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特的友好帮助。     

张德瀛著《文学史》:一部值得关注的早期中国文学史

张德瀛的《文学史》,是广东籍学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是在《钦定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等法规的政治导向下编著而成的教科书,具有鲜明的官方正统教育特点,同时也在最大限度内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文学和文学史的基本看法,反映了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一般认知结构和理论水平,应该放到中国文学史学研究的层面来加以认识和重估。     

西汉文章两司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考论

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分别在辞赋和散文领域占据着制高点,文学史上一向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称。与一般并称作家所不同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司马相如立传,使他在当时文坛独占鳌头的地位得到史册的确认。本文认为,同一姓氏的自豪感、亲历目见的深刻印象、共有的出使巴蜀经历,以及对其文学才华的钦佩赞赏,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动机和目的。“两司马”的文章虽然表达方式大有不同,一虚夸,一实录,但同样有着汪洋恣肆、壮阔雄伟的宏大气象,代表了西汉武帝时代宏放豪迈的文化精神。     

小注释后面的大学案──关于“《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诠释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研室编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以《毛诗》的“变雅”概念来解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小雅》怨诽而不乱”,在这条注释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作为刺诗的《关雎》、《鹿鸣》为什么居于正风正雅之首的传统大学案。根据司马迁所习的《鲁诗》,“《小雅》怨诽而不乱”不是指《六月》以后的“变雅”,《小雅》的怨诽基调是由其始篇《鹿鸣》奠定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实际上沿袭了一个传统的误解。     

浅析《史记》的悲剧人物及其精神

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悲剧审美问题,在此之前有很多研究成果,但主要是从整体的文艺理论角度或者部分个案人物分析上出发,本文拟以《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为对象,统计《史记》的悲剧人物数据比率,以此分析司马迁的悲剧精神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