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的难民甄别制度

日本难民甄别制度的建立始于1981年《出入境管理与难民认定法》的制定。虽然该制度明确了法务大臣在难民甄别事务上的权限,规定了难民甄别的标准和程序,但同时也因存在一系列问题而导致国会于2004年对《出入境管理与难民认定法》进行了修订。此次修订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既存的难民甄别制度,但是,与国际标准及先进国家的实践相比,日本现行的难民甄别制度中仍存在一系列需要改进的问题。     

国际联盟、南森与国际难民法的发展（1921—1930）

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任命的首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南森,在难民救助和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南森的领导下,国联难民组织对难民的旅行和身份证明、驱逐和禁止驱回原则、难民身份的界定以及难民的法律地位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通过创立国际法律或协议对此作出规范,最终构筑起处理难民问题的基本法律框架,对后来国际难民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浅论我国印支难民保护的法律问题

保护难民的权益是国际人权保护中的重要部分。“印支难民”问题在我国已经存在30多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有义务合理有效的解决“印支难民”问题。     

略论中国境内印支难民的法律地位

二战后国际难民法有了新的发展,难民的定义、内涵以及难民保护原则发生了较大变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接收并成功安置了大量的印支难民,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的难民保护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目前在中国境内的数量众多的印支难民法律身份和地位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合理地构建中国的难民法律制度,不但是遵守国际难民公约的义务,也是保护中国境内难民合法权利的制度保障。     

论难民国际保护的基本原则

根据1951年日内瓦公约及1967年纽约协定,难民本质上是因为政治、种族、宗教、战争、环境等原因被迫逃离本国或经常居住国而流亡到其他国家的人。难民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必须面对的严峻而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是涉及人权和国家主权的重要国际问题。为了保护难民权利,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通过各种国际性或区域性文件为难民保护制定了一些基本原则,以促进国际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以“寓救济于生产”为目的,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颁布《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和《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制定了难民移垦政策,力图通过建立垦区、垦社,将难民移送到后方开垦荒地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增加生产。总体看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移垦政策是国民政府救济制度的一大改进,体现了社会救济主体的转变和国民政府救难重心的转移,也为战时西部地区的生产建设作了贡献。     

论气候难民国际立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气候难民是一种主要由气候异常变化所导致、客观上被迫迁移并带有跨越国界等特征的新型难民,当前对其国际立法保护存在概念不清、责任不明、割裂本质等主要困境,但通过论证各种困境,完全可以在立法上寻找到出路.     

中东地区与中国对难民问题治理的比较研究

难民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中东地区面临着复杂且形势严峻的"难民海啸",中国也遭遇了大规模"难民潮",难民保护和治理难度很大,严重影响地区稳定发展。难民问题复杂,牵涉较广,影响深远,需要国际社会和国家政策多层次、多领域协调合作、共同治理。对涌入中东地区和中国的难民现状、难民治理进行结构分析,并加以比较,从而提出双方治理的经验和启示,有助于推动双方难民治理迈上新台阶。     

在东道国非法存在的难民

原则上,避难申请者为了在东道国获得难民资格应向东道国主管当局提出申请,但也会出现避难申请者非法越过边界进入东道国境内的情况。在处理难民非法入境问题时,东道国和国际社会需要在保障人权和维护国家安全之间进行平衡。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中的难民一词应作扩大解释,应包括难民身份的申请者。公约中＂刑罚＂一词不仅指刑事制裁,而应包括一切法律制裁。对于非法入境的人员,东道国有权采取包括拘留在内的临时措施,但这种临时措施应符合国际人权标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需要加强对非法入境难民的研究和处理。     

试论难民及其国际保护问题

难民问题在历史上长期存在 ,近年来由于地区间冲突、宗教矛盾、恐怖活动等不断发生 ,难民危机日趋严重且日益复杂化。 2 0 0 1年 ,联合国首次将每年 6月 2 0日规定为”国际难民日” ,以期引起国际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本文试通过分析比较 ,对难民及其国际保护问题加以探讨。     

关于“环境难民”定义的研究

最近,气候变化移民问题越来越普遍,引发了更多关于对环境变化的理解和思考。文章将描述环境难民定义的发展,并考证其在目前关于难民定义辩论中的位置,最后在综合各种重大根本问题的前提下,提出一些推动办法。环境难民问题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根本问题。     

论澳大利亚的国际难民政策

澳大利亚对于外来移民持欢迎态度,其难民政策带有宽容性和包容性,在安置难民方面发挥了一个发达国家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美国经历9·11事件以后,澳大利亚政府从国家安全考虑,进一步采取法律手段加强了政策控制,控制的后果是损伤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声誉。日前,难民政策问题已成为澳大利亚朝野争论的热点问题。     

Research on Legislative Improvement of Refugee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Refugee protec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oth humanity assistance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he problem of refugee protection cannot be avoided in the face of complex border situation. Al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one lots of work in this field, it still lacks relevant laws at home. It is vital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guarantee the fundamental rights for the claimants by making special laws that ensure the right of residence for refugees, setting detailed standards to identify them, and establishing specific responsible authority.     

欺骗与屠杀——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南京难民的统治措施

日军在南京沦陷后,一方面采取了野蛮的大屠杀,另一方面又对南京难民进行了种种的欺骗,包括舆论欺骗,难民登记,发放良民证等。在这屠杀与欺骗的背后,既是日军战时体制的自然延伸,又包含有国际与国内对日军认识不清而导致对日举措失当。正是这种种原因致使南京难民们经历了空前的梦魇与痛苦,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两汉流民问题初探

两汉流民问题具有规模大、地域集中、持续时间长、呈放射状迁移和成分渐趋复杂等特点。除自然原因外,苛吏暴政、豪强兼并和战乱等导致了流民问题的出现。两汉政府采取限制、镇压和遣返,控制与安抚,入籍新地和修城池设郡县等措施安置流民;而返回故乡、死亡、入边地与城市、沦为奴婢、被收为兵、入居山林或参加农民起义,则是流民的基本去向。流民实边与入籍新地,有助于开发边地,推动民族融合与文化的交流扩散;流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文明和历史进步。但是,由流民问题引发的两汉社会的剧烈动荡,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浩劫,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则是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

1938年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实施了空袭难民救济.救济措施包括组建专门空袭救济机构、颁布救济法规、动员民间力量救济和奖励空袭救济人员.在具体的空袭救济中,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收容、医治难民,并向难民发放急赈和小额贷款.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具有阶段性、突发性、广泛性和慈善性的特点.空袭救济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但由于救济经费的不足、救济力量的有限以及救济措施的失当,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相当有限.     

国际难民法之殇：欧洲共同庇护制度中的“都柏林主义”

欧洲共同庇护制度（CEAS,以下简称“庇护制度”）,是一套涵盖多项措施和立法的综合法律体系,是欧洲理事会为促进成员国在难民保护问题上进行协作的产物。作为庇护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都柏林条例》是划分欧洲国家庇护申请审查责任的唯一法律依据,同时也代表了欧洲在难民和庇护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从申根体系发展到都柏林体系,再由都柏林体系过渡到与欧盟立法的并轨,经过近三十年的演变历程最终形成了“都柏林主义”———欧洲庇护制度的基本指导思想。从国际难民法的角度探讨“都柏林主义”的渊源、原则及内涵,可以分析出“都柏林主义”与国际难民法发生的抵触及其负面影响。     

“三江源”生态难民问题研究

“三江源”生态难民是具有时代性、地域性的问题。本文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综合分析了生态难民形成的原因。认为只有通过合理规划,积极妥善安置源区生态贫民;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源区经济;科学管理,有计划地节制外来流动人员;发展教育,构建与源区生态相适宜的生态文化,才能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