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与台湾社会的认同危机

台湾问题的实质就是国家的统一问题。当我们努力去落实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时,才发现今日的台湾社会在统一的问题上却难以达成一致,本文主要就台湾社会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问题上出现危机的原因进行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希望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法和途径,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     

论20世纪50年代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

台湾问题历来是影响中美关系的焦点 ,美国为了阻遏共产主义势力的蔓延 ,从军事、外交、经济上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 ,企图“划峡而治之” ,制造“两个中国” ,对此 ,中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坚持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坚决捍卫“一个中国”原则 ,从而粉碎了美国的阴谋。     

关于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几点思考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本质上就是中国国家主权能否分割的问题,大陆必须积极正确应对。本文认为,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将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与两岸关系中的其他重大问题联系起来通盘考虑,主张以两岸合组代表团的形式解决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文章还就台湾邦交国、参与国际机构和组织、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出现等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国两制”构想与台湾问题的再认识

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而且是国际冷战的遗留问题,其性质具有复杂的双重性。忽视台湾问题的双重性,必然造成制定对台政策上的某种偏差,不利于在反＂台独＂斗争中争取主动权。＂一国两制＂构想运用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成效,取决于人们对台湾问题性质的正确认定,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相应的对策,而这些对策必须建立在对决定台湾问题性质的诸种要素的正确估价之上。     

“台湾主体性”的本质和影响分析

"台湾主体性"作为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势力"人为建构的一个政治概念,经过台湾一些政治势力长达20余年的煽动和灌输,已经成为台湾的主流社会意识,岛内蓝绿阵营、各党派都不得不奉之为重要政治信仰和主张。"台湾主体性"的有关"认同台湾"、"要求当家作主"、"出头天"、"台湾优先"等内容,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其中有关"中华民国"或"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认识"、"台湾前途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以及寻求在国际上"自主自立地位"等,也具有明显的"台独"色彩和"独台"内涵。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与台湾问题的解决

９７ 香港回归, 标志着“一国两制”由构想变成现实, 是祖国统一大业的良好开端。虽然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的性质不同, 但核心都是祖国统一问题, 都可按“一国两制”方针加以解决。“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中国"三农"问题:症结与出路

针对“三农”问题,分析了其面临的四大挑战和认识上存在的四大误区,认为中国农业要走现代化之路,首先要解决三大前提,即有步骤地解决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大力推进城市化,逐步解决反补农业问题;其次要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实现依法护农,体制兴农,科技强农,基础稳农。     

台湾族群问题与“台独”势力的政治利用

族群问题是当今台湾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积弊。每到政党竞选之时,族群问题就成为各政党争相操弄的选战工具。其中,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对族群问题、尤其是原住民身份的利用最为明显和突出。“台独”势力对族群问题的政治利用不仅是出于其政党斗争的目的,更主要的是为其“去中国化”的“台独”目标服务。     

台湾问题的缘起──兼驳李登辉的“两国论”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国共双方斗争的焦点，同时也是中美关 系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国为了其全球战略利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抛出所谓台湾“法律地位未定 论”，并支持台湾当局，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台湾至今仍与大陆处于分裂状 态，中国未能统一，美国是负有责任的。李登辉依恃美国霸权主义，鼓吹“两 国论”，公开分裂祖国，阻碍中国统一大业，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中国和平崛起与台湾问题的关系

中国和平崛起和实现祖国统一这是当代中国的必然要求。但是,两者的实现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和平崛起受到国际上“中国威胁论”和“台独”势力的制约。本文对中国和平崛起和与台湾的关系做一探讨。并认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是考验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     

台湾“原住民”教育问题述论

台湾"原住民"教育问题是当代台湾民族问题中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初"原住民"运动兴起以来,台湾当局通过专门立法和完善各项教育政策推动"原住民"教育的发展。但是由于"原住民"教育的历史背景和"原住民"经济社会发展困境的制约,"原住民"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积重难返,这些措施尚未发挥积极的作用。"原住民"教育模式的重建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原住民"问题的综合解决。     

毛泽东、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构想之比较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内部的事情。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方式 ,即武力与和平的方式。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提出了武力与和平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但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 ,因此各有不同的侧重点。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一国两制”的思想 ,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最佳途径的战略思想。     

基于应对能力提升的公共危机新形态及危机学习问题研究

公共危机"类质同象"新形态对政府危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危机学习是危机应对能力提升不可或缺的途径,但目前危机学习呈现"内卷化"状态,存在着忽视公众意见、敷衍应付、反应迟缓、缺乏主动性等问题,从而使得政府部门遭遇危机应对能力提升不足的挑战。应以公众关切为导向,完善危机学习的基础设施,优化危机学习方式,将危机学习与危机应对策略改进有机结合,健全常态化危机学习的激励机制,从方向、条件、方法、效力、动力等角度探寻优化危机学习路径,进而推动政府部门公共危机应对能力的提升。     

“台湾问题”与日本:历史的评说

日本是影响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消极因素之一。二战以来 ,日本对台政策虽然再三调整 ,但本质上是力图介入台湾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 ,台湾自 19世纪后半叶即已被日本纳入其战略范围。日本对台湾的态度 ,主要服从于其自身的战略需要。日本的态度 ,助长了“台独”势力的气焰。最近十几年 ,特别是李登辉上台之后 ,“台独”势力大有借重日本之势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城镇化进程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近三十年来,中央13次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的中央一号文件,但至今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现状仍然令人堪忧,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核心是城镇化发展的进程。加快城镇化进程必须以配套管理制度改革为保证,以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为抓手,以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为途径,以农民收入增加为目的,以多元化机制筹集城镇建设资金为渠道。     

复合权力结构与中国统一问题——兼论“两制”台湾方案探索

中国统一问题不仅是单一行为体的逻辑,更是土星环型复合权力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国家层面的内核因素中,国家硬权力结构涉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军事关系,国家软权力结构涉及大陆与台湾的经济社会关系。在区域层面的中环因素中,区域硬权力结构涉及区域大国日本与两岸的互动关系,区域软权力结构涉及两岸在区域组织中的互动关系。在全球层面的外环因素中,全球硬权力结构体现为极的关系及其在两岸的战略,全球软权力结构包括全球意识形态与组织规范对两岸的影响。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可以发现,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影响两岸关系呈现出或武力统一偏向或和平统一偏向的态势,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影响中国统一进程。这对探索全球治理中的两制台湾方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3年台湾民众关注的＂字＂

年度代表字反映社会现象与重大新闻事件。2013年共有岛内名人专家推荐的57个代表字作为候选,有反映食品安全危机的“假”、“真”、“安”、“毒”、“危”、“乱”,有代表政治乱象的“丢”,有象征社会力量崛起的“醒”。     

从都市到乡村:当下台湾电影的空间政治学

台湾电影在极度惨淡后终于迎来新生,不断刷新票房纪录,成为近年来华语电影的亮点。它以都市危机为切入点,反思与省籍意识相关的岛内空间的布局与规划。"地方感"在电影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借助"观光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再规划"中获得了自身的地位。这种经济的"量变"积累逐渐产生了政治影响,促使地方政治的变局。但是,受限于岛内政治现实,台湾电影始终未能真正成为表达"政治异见"的"小媒介"。     

台共纲领焦点问题评说：“台湾民族论”不能成立

虽然1928年台共纲领中出现了台湾汉人已经形成“台湾民族”的提法,但是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大陆汉人在移居台湾的时候,他们将原有的语言、生产方式、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带到了台湾,并世代相传;大陆移民不仅去台的时候是汉族,而且在台湾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也同样是汉族,从来就没有变异成为所谓的“台湾民族”。实际上,1928年台共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是日共照搬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     

“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深化:历史的视角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改革开放后,“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化。文章利用比较经济史的分析方法,通过比较欧美原生工业化形态和我国改革前后的工业化过程,在分析了“三农”问题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研究了“三农”问题如何深化,造成难以解决的经济机制,其中特别强调了商业部门在不同工业化形态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最后,提出农村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单向双边流动是我国“三农”问题不容易解决的经济根源,单纯靠市场机制是无法打破这种循环的,即使要政府来做也是异常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