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身体美学的学理省察——以《世说新语》为核心的探讨

魏晋士人对于身体主体的审视,依然以＂神契道境＂为本,却已不舍形色容止,形色容止之美才是葆有清逸之境的确切落实。察其因由,形神表里符契的层次性身体构成是其隐在之底色,自《人物志》显其端倪,魏晋士人身体观承此底色,一转孟子践形论之德性身体诉求,再转两汉以形神骨相辨福寿贤愚之材质属性义。不同于庄子超越形神、妙契道境的自然身体观,魏晋士人贞认即形即神、清逸之气贯注的才性格调之体。以形色见神意,开出其身体美学之学理依托。     

魏晋人物审美观与神仙形象的关系——以《世说新语》例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人物审美观主要是崇尚素雅洁白的容貌美和轻盈飘逸的形态美，这是一种病态的女性阴柔美，一种与传统审美风格截然不同的新的人物美学风貌。这个新的人物审美特征与当时兴起的社会思潮——道教有很大关系。道教中长生不死、腾云驾雾、洁白柔美的神仙形象是魏晋士人人物审美观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魏晋风度形成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一个常用术语,同时也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主要表现在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对待事物的情感和情爱方面均有不同流俗之处,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就反映了魏晋风流的这些精神实质。     

玄学与魏晋审美人格的确立

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乃是对当时士人所亟亟追求的理想人格作理论上的建构,其人格美的实质是要在名教与自然统一的基础上,达到性情的至真、至诚、至纯,精神的超越、自由、飘逸。魏晋人格美在《世说新语》中有鲜明而生动的体现,它全面催发、润濡了六朝美学。     

论魏晋士人的"觉醒"

在中国古代士人生活史上,魏晋士人的生活方式、精神风貌都有独特之处,也备受人们关注,本文从当时政治环境、时代风尚等方面探讨了魏晋士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揭示了士人社会风貌的深层原因.     

论魏晋建安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建安时期，这种生命意识更加得到彰显。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

魏晋是一个极富艺术精神的时代,各种艺术都悄然发生着变化,文学也不例外。《世说新语》蕴含有一些新的文学思想,诸如文学的含蓄美、形象美、情感美、语言美,正是魏晋士人的时代追求。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残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意识。生命价值意识主要指对人的外在社会价值和内在自我价值的看法与追求。《世说新语》反映出魏晋士人的社会意识淡薄,外在社会价值的缺失导致士人内在自我价值追求的降低,他们多沉浸于当下生命体验的过程中,而真正从精神层面表现内在自我价值的自由意志却并没有在魏晋士人身上有所体现。     

试论《世说新语》人权思想的主要表现

《世说新语》作为一部主要描写士人言行的小说,大量反映了魏晋时期士人对人权的追求和渴望,其主要表现为:对个体生存权的自觉认知与彰显;对人格尊严权的向往和追求;对妇女权利的尊重与维护。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实现意识。《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庞大群体。吊唁死者时的种种怪异行为 ,表现了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们把人格的自尊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 ,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格都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但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微弱、最残缺的     

流觞与日常:会饮中的魏晋士人

魏晋士人好饮为世人所知,亦为世人所羡.然而流觞因何而成为日常,原因是方方面面的,不仅是政治上的长期分裂与勾心斗角带来的苦闷,亦有庄园作为雄厚的经济支柱,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合流,以及政府与统治者的政策等多方面的共同影响.好饮之风亦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及社会生活的多方面产生了影响.迄今已经很难分辨魏晋士人到底是不得不饮还是真爱饮酒,然而此风伴随着士人的洒脱不羁已长存于人们心中.     

论《世说新语》中女性描写方法

作为"志人小说"的《世说新语》,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魏晋女性是中国女性史上一个独树一帜的群体。作者借魏晋士人表达其特有的审美标准及风尚,对其描写是略其外形而重其内质才华。表现了魏晋士人进步的妇女观及魏晋女性对人格尊严的追求和维护。     

一往情深，质性自然——从《世说新语·伤逝》看魏晋士人的情感价值与表达

《世说新语》中的《伤逝》篇全写魏晋名士对死者的哀悼和恸哭。从《伤逝》篇及其它的感伤故事可以看出：魏晋士人不仅以有情、重情、钟情为人格理想，而且竭力追求情感表达的自然与真诚。魏晋士人情感价值的选择与建构是在无情现实的基础上，经由无数情感的冲突，在玄学的观照下形成的，是对儒道两家传统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和生命体验

魏晋时期，士人尊琴爱琴蔚然成风，琴不仅在魏晋士人的日常生活和诗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而且成为士人生命境界的一种表征，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琴作为魏晋士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承载了士人的思想情怀和审美情趣，由此而形成的琴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山水与魏晋士人的飘逸美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与自然山水之美相得益彰。魏晋士人在现实生活中无以寄托自己的深情,遂将之转化为“物情”,“通物情”为他们的深情找到了一个寄托园地——自然山水。士人们畅游自然山水,就有精神回乡的感觉,也使他们展示出飘逸的人格美。     

论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是当时的审美理想。魏晋士人们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下醉心清谈、饮酒酣畅、纵情山水,他们以独特的言行释放着内心情感,展示着魏晋时期特有的精神风貌与生活方式,诠释了后人虽不能为之而心向往之的诗意人生。     

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乱世杀伐,生命遭受的戕害分外突出,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到了正始时期,玄学思想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促使士人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士人追求的是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人格模式,向往的是挣脱荣名的束缚,超越礼教,高扬自我,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     

魏晋书学中崇尚“自然”的审美观研究

魏晋时期社会剧烈动荡,儒学信仰产生了危机。魏晋士人开始追寻对人生意义的深入探求,把思想引向了玄学。史家称此为“人的觉醒的时期”。人们主张个性张扬,追求“简约自然”的艺术神韵和趣味。这种崇尚“自然”的审美思潮,充分反映在当时的书法理论与创作之中。文章旨在探讨魏晋书法理论创作中自然观的思想渊源,书法创作中主体所具有的“心斋之心”,以及书法形态、书法品评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自然观念以及对后世书学的影响。      

玄学背景下魏晋士人的放浪形骸

在玄学的发展影响下，以嵇康为典型代表的魏晋风流人物，用一种简傲任诞的态度对待生活，“放浪形骸之外”。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生活习惯的简单反映，更是当时儒学式微、士人发现自我、个性情感得到解放的结果。这之中有对传统礼教的反叛，也有对建立新的人格美学的要求，是真与善的统一，亦是受玄学影响的魏晋士人“形骸观”的体现。     

论魏晋士人的人格构建——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人格构建特点。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士人生命危浅,朝不保夕,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已无法适社会现状。为适应历史要求与社会现实,魏晋士人从儒家关注个人的社会价值转向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们自觉从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他人(社会)及自我的关系——来构建与完善自己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