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文化论战——反思90年代文化的新视点

超越文化论战——反思９０年代文化的新视点张颐武一无论人们对９０年代以来的文化进程持有何种看法,但在经过了近八年的历程之后,已没有人对９０年代与８０年代文化的巨大差异持否定的态度。“后新时期”①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文化研究的概念,业已在它出现近六年之后...     

学术范式转型与后新时期论

一、概念界说自1992年9月北京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与山东《作家报》在京联合召开：“后新时期：走出8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讨会”，到1995年（花城》杂志发表王宁的《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一文及谢冕、张项武等合著《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于同年出版，其间，一批意见不一的学者分别阐释了“后新时期”一词及其所指称的90年代中国文化，并表达了各自对未来的文化期待。其中，一些对90年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怀抱后现代主义诉求的学者化用詹明信与贝尔（DanielBell）等人用以叙述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叙述模式与话语系统，较为系统地阐释了90…     

作为新意识形态符号表达媒介的新年画探析——以建国初的新年画为例

起于建国初期的“新年画”运动，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场政治的、文化的运动。作为一种勾连传统与现实的表达媒介，新年画的形式与内容成了本文观察新意识形态符号体系建构过程的窗口。正是借助新年画类型化的重复演示，新意识形态才逐渐走进民众生活，成为新的文化模式。     

“匮乏”和“耗尽”的“三新”小说

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三新”小说是“后新时期”诸多“新潮”文学中，三种“新”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写作方式。本文分析了“三新”小说产生的文化语境；分析了“三新”小说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传统现实主义以及新时期文学中先锋、新潮小说所运用的具有西方现代派意味的，从叙述方式到写作内容完全“私人话语”的写作方式的异和同；分析了“三新”小说的“新与旧”的区别，指出了“三新”小说力图打破艺术与现实，精神与实际的分离感、隔膜感，表现出的很不相同的对世界、对自我主体的体验、认知方式、价值观念及审美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小说作为一种精神提升的可能性展示，“三新”小说的艺术价值以及其艺术价值的有限性     

20世纪30年代文化论战的现代思考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逐渐消遁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渐渐抬头,一些在“五四”时期曾经呐喊、曾经叱咤风云的知识分子由外表的激进转向了更内在、更理性的思考。然而,作为一种思想潜流,西化还是文化保守,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仍然存在于社会的深层,其内在的冲突并没有停止,到30年代中期又再次外化为一场有关西化(包括“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现实关怀的不同视角1935年1月10日,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在《文化建设》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从而引发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与西化(包括“全盘西化”…     

试论先秦时期的吴国文化

我国先秦时期的吴国文化,长期以来因文献记载不足,很少被人重视。即使有所论及,也往往将其作为越文化的一部分。近几年来,由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发掘了大量新的资料,一些学者对吴国文化进行了重新审视,开始将吴国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共同体来进行研究,提出了“吴文化”这一名称。然而问题并未解决,“吴文化”这一名称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当然,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主要原因当是目前对吴国文化的起讫时间、地域分布、基本特点以及在我国古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未得到圆满解决所造成的。既然“吴文化”已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共同体提了出来,而“吴文化”又是我国古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索,以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貌。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及其文化功能运作

新历史主义批评选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作为主要批评对象,旨在寻找一方文化演示的舞台。它将文学文本当作文化文本解读,发掘、建构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意义系统。它改写作品“历史”,突出“自我形塑”的力量,并用隐喻式结构表达出来,整个批评操作过程,都是一种文化功能的体现。     

现代“公民文化”对传统“臣民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当今中国社会 ,全球化已成为描述民族生存环境的最为重要的术语。受全球化所主导的未来社会必将是一个推崇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公民社会。奠基于生存本位基础上的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文化形态。它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观念 ,标志着人由自在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自由自觉的主体存在状态 ;而作为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理论应对和民族文化可行性发展路径的策略设计 ,其现实践履 ,则离不开对具有现代“世界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主体的培育及其文化创新实践的有效促动     

“以礼入法”法律文化微探

一、引言“礼法”二字是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律彼此之间关系的点睛之语。“以礼入法”,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完备于宋明时期,一直延续到近代,经历了上干年曲折渐进的发展过程,最终积淀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态。今天,“以礼入法”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形态已不复存在,但由于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和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它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所以,对“以礼入法”的价值观予以重新反省和准确把握仍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后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是对“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吴虞等人的激烈反传统主义所作的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应。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作为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的开山之作,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在三、四十年代,冯友兰、贺麟、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     

革命至建设时期中共“新中国”话语的变迁——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转向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即从“建立新中国”转向了“建设新中国”;“愚公移山”寓言寓意也从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转向了挖掉“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这两座大山”。从技术革命视角,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新中国”话语,大致经历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工业化新中国和实现“两个”“三个”或“四个”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新中国两个阶段;工业化新中国、现代化新中国的建设目标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均致力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社会革命视角,革命时期党的目标是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建设时期党的构想是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作为过渡,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将来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新中国构想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和苏联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标识了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新中国”话语,通过对“旧中国”贫穷落后与“新中国”日新月异的比较,呈现出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阐明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文化条件探析

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经济、政治、阶级和国际条件等问题,很多文章和著述均已论及。然而,其产生的文化条件,似乎很少有人问津。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政治派别,既是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结晶,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还是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意识     

儒学再兴与西学汲取--贺麟不赞成"本位文化思想"

《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 ,时至今日 ,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层累过程 :缘起于孔孟 ,成功于朱、王 ,发展于民国。思想的“层累”主要指因新时代递变 ,社会新阶层迭出 ,各时期思想家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当代新儒家是陆王心学的现代殿军。陆王心学是孔孟心性学与佛学的“化合”产物 ,民国心学是融会佛学、结合西学的结晶。再次融会佛学以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结合西学 ,开创“新心学”则以贺麟为代表。更新儒学 ,必须依靠西学 ,否则徒劳无功 ,为此贺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 ,甚至认为中国儒学更新当重视对基督精神的汲取。“西洋文化之输入 ,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 ,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 ,大关头” ,则说明他实质上已在警戒文化建设中的中国式“原教旨”倾向。     

试论“中国文化年”现象

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格局下，中国日益重视“软实力”的增强，注重挖掘文化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潜力。近几年来，中国根据自身的整体外交战略，依托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不断创新的先进文化理念，以“中国文化年”：作为一种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外化中华文化的世界性意义，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增强国际共识。“中国文化年”活动的开展，推动了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新战略、新格局、新机制的形成，有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重塑与良好外部环境的营造。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张君劢与现代新儒学

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舞台上主要活跃着三大思潮 ,它们是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现代新儒学。作为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 ,张君劢是在与这三大思想文化思潮的互动中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的 ,本文拟就张君劢与现代新儒学的关系作一番探讨。一、挑起人生观论战开启现代新儒学目前大陆学术界有一种观点 ,认为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思潮发端于 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时期 ,康有为是这一思潮的“开拓者和尝试者”。因为康有为曾对儒学做过一番改造 ,一方面区分所谓真假儒学 ,另一方面又援西学入儒 ,从而使其具有了某些新的内容。而这正是现代…     

论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可能与现实

本文认为,“儒”在先秦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到汉代开始演化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五四批孔,终于斩断了儒学与古代封建政治自西汉建立已历时二千余年的历史联系,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随皇帝制、复辟梦的覆灭而一去不复返,它被重新恢复了其哲学——文化的本来面目。五四批孔于儒学是一次不可或缺的洗礼,而现代新儒学则是五四批孔的一个产儿。现代新儒学之“新”,首先就“新”在这里,而且,一切“新”意都从此发源也必须从此发源。     

以文化为导向的古城空间生产研究

古城的历史文化具有建构性，人们往往根据当下的需要而对过去进行有选择地阐释和建构。文化的建构性和空间生产理论为阐释以文化为导向的古城空间生产提供了理论视角。以台儿庄古城为例，作为当地发展文化旅游业的龙头项目，台儿庄古城的重建是一种“文化”与“空间”相互赋予的空间生产实践：在重建前，挖掘古城的历史材料并有选择地建构出古城的历史文化，实现了空间的“文化”化；在重建过程中，将被建构出来的古城文化“空间”化；古城建成后，借助已被赋予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城空间，不断地开展融合当下“场所”“事件”与“人物”的实践，带动古城和周边区域的复兴，赋予新建成的空间以兼具传承和创新意义的新的文化，实现了空间的再“文化”化。这种以文化为导向的古城空间生产，融合在对古城文化的建构和对地方的复兴之中，有助于古城更新走出“建设性破坏”与“保护性衰败”的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