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中国政策过程中的“双顶层”机制

正在中国的政策过程中,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经常被使用。"双顶层"机制包括中央做出一系列顶层设计,为中国下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进行了总体部署,包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其部委密集出台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密集立法修法。顶层设计之所以能够迅速发挥作用,在于充分利用了中国政策执行过程中顶层推动的机制,中央通过督查,推进政策落实;通过全覆盖式的政治巡视,规范地方、部门、国有企业、事业     

中国的政策过程追求的是一种共识民主

正在民主理论上,共识民主是一种相对于多数决民主形式的新型民主,意味着规则的制定和机构的设置旨在使人们广泛地参与政府决策,并就政府推行的政策达成普遍一致。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几乎满足了共识民主的所有要求和特征。中国的共识民主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制度化协商型共识、市场化压力型共识、谈判型共识。制度化协商型共识:基于很多常规性机制、决策文化而达成的共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分析——以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执行为例

本文用博弈理论研究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以经济适用房政策执行为例,分析其中的四方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和低收入购房者——之间的博弈状况,探求各利益主体是如何影响政策的执行。     

利益博弈视角下中央政策执行的科层制损耗

在官吏分离的政策执行体制下,中央政策的执行效果往往由地方政策执行人员而非地方官员决定,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策执行人员往往会利用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中央政策的弹性空间与中央政府展开博弈,从而导致科层制损耗。通过分析单个地方政府与多个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得出央地之间的利益障碍、制度漏洞和博弈畸形是形成科层制损耗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的制度设计,以实现治理科层制损耗的目标。     

调动各方积极性 坚定不移落实改革

正为了更好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我们需要谋求改革动力,从坚定中央改革意志、调动地方改革积极性、引导社会共识方面着手。第一,中央要增强L型增长魄力,向改革要增长动力。我们要向改革要增长动力,而不是短期的刺激政策,要提高政策的技术性。     

我国政策共识构建与共识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改善目前公共政策乱象,建设科学化民主化政策科学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的不断分化导致构建协调各方利益的政策共识越来越困难,这就要求必须加大对政策过程中共识构建的关注。政策环境、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形成影响政策共识构建的基础因素,政治指令、利益交换、暂且搁置是政策共识构建的调节因素。此外,可根据政策过程的协商程度和政策结果的共识程度,将我国政策共识模式分为强协商强共识型、强协商弱共识型、弱协商强共识型、弱协商弱共识型四种类型,这四种政策共识模式类型各有其特点及运用效果。     

4万司局级千部“中青班”大轮训

从全国干部队伍的结构看，司局级是介于中高级之间的重要层级。司局级干部在地方一般是主政的官员。在中央部门是制定国家政策、法规的中坚力量。司局级干部的党性修养如何直接决定着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党员的党性修养。这也是大规模培养司局级干部党性的重要原因。——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培训部主任徐伟新     

中国异地高考政策分析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尤其是"异地高考"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异地高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有众多利益群体在这个问题上展开博弈。本文首先从政策内容上进行分析,涉及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两个层面;其次结合实际分析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为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完善异地高考政策,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     

浅议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共性的流失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的权威性分配,公共性是其本质属性,彰显着民主、公平、参与及责任的公共精神。作为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转型期制度设计不完善使得我国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公共性流失严重,产生了明显的社会负面影响,需要在政府利益、政策制定体系、公民参与、行政文化等方面进行探索,防止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共性流失。     

我国政策网络兼容性研究

缘于部门利益及政出多门等综合因素,我国政策冲突现象比比皆是,甚至行政立法主体也制定利于己方而损害整体或他者利益的法律。政策网络尊重彼此利益,从宏观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观层面的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关系协调、微观层面的政策执行的利益相关者及其价值观协调予以剖析,建构分析政策制定、执行过程、政策结果的模型。政策网络兼容性基于整体性治理视野,动态地统合网络结构与行为过程,解析多个政策叠加后产生负面效果的成因,分析行政主体行为、完善治理网络,建构跨地域、跨部门、多层级的各级政府及行政部门、社团对话平台,形成行为理性、彼此尊重、平等协商、达成共识、共谋发展的多元政策兼容网络。     

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和政策执行力:以外资产业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力一直是政界和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从中央—地方政府关系的视角,同时考虑政策特性(冲突性、明晰性),提出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框架,我们认为,在不同的政府间关系和政策特性条件下,地方政府将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执行策略行为。而且,我们还认为,由于中央—地方政府关系本质上是一个多阶段讨价还价过程,因此,政策制订本身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策略都将是一个动态性均衡。本文以中国外资产业政策在江苏省的执行案例对政策执行框架进行了说明,案例分析结果证实了上述动态性均衡观点。     

国家法律和政策何以走出中南海--以“万宁兴隆农户因拒迁被断电20年”为例

“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似乎是中国的一个顽疾，也有可能成为妨碍中国梦实现的拦路虎，它反映了在中国久已存在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关系。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以及监管的缺失使得相关法律法规在实施、执行过程中出现“下有对策”的偏差，直接的影响则是公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本文通过对“万宁兴隆农户因拒迁被断电20年”这一“逼迁”案例为切入点，通过对中央和地方治理关系的梳理，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避免类似案例的再次发生，使得政令畅通，国家法律政策能真正走出中南海，走向最基层。     

分权过程中加强中央监督地方权力的思路创新

我国中央政策高度依赖地方落实,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责任也越来越大,给地方下放权力已经成为改革趋势.本研究的主题是权力下放后中央对地方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观点是层级制授权体系导致上下级利益共谋,执行监督合一体制和地方政府权力的整体性导致监督无法运行.破解思路是变革监督与行政执行的重叠性体制,解决上下级利益共谋问题;摆脱对“执行型地方政府”的依赖;实现地方权力的功能性分化,为监督提供实现条件.     

改善新农村工作机制的三维互动政策模式探析——基于“皮球论”观点的新视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其中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是两种关键力量。只有充分协调好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农民三者的互动关系，发挥好他们在农村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加强农村政策的针对性，切实体现农民的正当利益和要求，真正把政策下放基层，落到实处。     

中央“一号事件”五大关注点

新年伊始，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北农村考察时说，中央还将下发2010年一号文件，出台一批新的强农惠农政策。这将是“一号文件”连续锁定“三农”。鉴于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作用，我们总结了新世纪以来的历次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要精神，供各地方政府回顾和参考，从中可以看出中央在农村改革和发展方面的政策轨迹。     

转型期地方政府决策行为存在的问题及规范

政府行为得当与否主要取决于制度、法律、政策、外部环境以及政府领导人的个性特点。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许多地方政府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体制、机制、法律、政策规定以及辖区人民的要求,其决策行为在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特点,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行决策行为的应付性。这种行为表现最直接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我国现行制度下,地方政府的首要职能是执行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方针、政策、指示、决定。但是,由于工作与决策的目标和出发点不同,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政策及工作决策不一定对所有地方都实用,至少…     

浅析物联网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

随着物联网正式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后,全国各地的物联网建设和相关技术攻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物联网时代的来临将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冲击。我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也势必会受到影响。本文旨在分析物联网将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产生的影响,主要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和政策终结这五个方面进行详细地探讨。     

香港、台湾等媒体热议——中国出台“定向调控”稳经济增长

正近日,各方媒体就中国出台"定向调控"稳经济增长一题发表看法意见。《香港经济日报》7月28日报道,中国经济多年来都是"地方包围中央",中央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要看地方的脸色。经济专家认为,现在的情况有变,一是地方经济下滑,主要由大环境变化影响;二是现在中央相对强势,结构调整的要求在推着地方走。因此,中央的政策调整,是地方经济下半场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政务景气监测报告·第伍号

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重大会议的相继落幕,各大部委也都开始紧锣密鼓地制定和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地方两会也都已召开完毕。值此各地领导履新之际,为方便决策者从大势上把握2008年中央的政策走向,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对年初中央部委的政策要点进行了梳理,以期提供更多的政务信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