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神话学概观——《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增订本)序言

中国神话学是晚清末年现代思潮即民族主义、平民意识以及西学东渐的产物.蒋观云于1903年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提出"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的神话价值观,夏曾佑、鲁迅等继之,中国神话学发端.20～30年代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等各学派传入,给初建中的中国神话学以强大影响和推动.中国神话学有两大来源,即以非西方民族田野材料为根基的西方人类学神话学和以搜神述异为主导的本土传统神话理论.中国神话学从诞生之日起,将两种思潮融为一体,显示了反传统和现代性的特点.20年代,"古史辨"神话学、田野调查研究、文学研究并辔而行,神话研究出现了第一个高潮.40年代,以大西南的学者群体为中心,把典籍神话与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融为一体,开创了文本研究加综合研究的新阶段,是为第二个高潮.80～90年代,全面推动了从文本研究向田野研究的过渡与兼容,学术理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换.20世纪初提出的"创造一个中国神话的系统"的学术理想,到世纪末已接近实现.     

程憬的中国神话研究——论《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对前人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程憬的著作《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对前人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著作中建构了较为完整的中国神话体系,而这是在茅盾草创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程憬对茅盾研究的发展体现在先论述中国神话,再类比引用外国神话上,由此可见程憬进行中国神话体系建构时,仅以西方为大框架及参考坐标,而非对西方神话体系全然模仿。而且,在西方神话的大框架下,程憬的具体论述似乎也隐藏着尝试建构本土神话体系的痕迹。另一方面,程憬的神话研究方法受古史辨学派的影响很深,但也有所创新。其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对默证;二是反对过于强调神话外的时间;三是反对史事材料中对人的忽视。这些在著作中都有所体现。     

中国现代故事学的滥觞——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故事学成就评述

初期的现代故事学在三个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首先,建立了中国民间故事体裁学;其次,初步编制出民间故事分类体系;再次,受进化论影响,运用历史地理学派分析方法,深入讨论了民间故事演进状态。这些成就给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国学与回族学的继承与创新

今天非常高兴,荣幸地参加怀中先生荣登八秩的学术庆贺活动,并受命在大会上谈一点感想,不免感慨系之。我要谈的主题是《国学与回族学的继承与创新》,请大家参考。我有时想,我们总是在忧喜参半中度过的,忧的是以回族史而言,继白寿彝、马寿千师徒二人溘然离世后,又有多位学者相继走了,特别是2013年底马汝珩先生的遽然离世,让人不能不有岁月如流、老成凋谢之悲!喜的是在银川,我们仍然还能在亲情温暖的气氛中为杨怀中先生祝寿,为怀中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欢欣鼓     

从赞普的神话时代到历史时代——读石泰安《西藏的文明》

现在尚难以想象我们能够为各个时代编制一套完整的资料书目,或者就某项文明内容沿时代的线索而追述.因此,我选择了一种既是同时性而又是惯时性的办法,使我们的视线从一个时代游移到另一个时代.--石泰安<西藏的文明>1962年第一版序言[1]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当代法国最有权威的藏学家之一,也是少有的几位既精通汉语,又能熟练运用藏文史料的法国藏学家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便开始了对包括锡金在内的喜玛拉雅山麓的考察,并撰写如<西藏民间史诗>、<弭药与西夏>,<汉藏走廊的羌族>、<喇嘛教>等研究论著.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国外之后,西藏问题变得尤为敏感,同为学人的黎吉生借此活跃于国际政治的舞台,并要石氏与之同台共舞.     

《回族研究》与回族学学科建设——写在《回族研究》创刊20周年

<回族研究>杂志自20世纪90年代创刊至今20周年了,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20年前,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开始一个伟大历史时代的转折.<回族研究>的创刊适应了时代发展需要,体现了中国回回民族研究事业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步伐,伴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断落实,走上了健康发展、文化繁荣的坦途,是新时期回族研究的一块丰碑...     

民族与历史——读拉铁摩尔和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在众多的汉学家之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既神秘,又敏感.拉铁摩尔1900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幼年、青年时代居住于中国,直到28岁才第一次看到美国[1].他能熟练地运用中文和蒙文.尽管他再三强调自己并不是一个循序渐进(stage by stage)的学院派汉学家,除了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行过短暂培训外,其研究所得(revelation)并非按部就班(by design),而是更多地来自偶然(by accident),[2]但他无疑是一位极具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短暂访问过延安(1937年),并曾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41年),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产生了持续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