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符号学说中能指和所指概念的思想意义

本文认为“所指就是概念”的说法与索绪尔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物的观点有偏差,在确认能指和所指概念的总概括性特点以后,本文提出它们的理论优势是把自然科学常用的动力学模型的分析方法引入符号学。能指/所指因为具有总概括一切形式和内容的能力而成为形式化的要素,因此由它们构造的符号学具有突破传统语言学和哲学概念框架,把人类语言性和非语言性思想交流活动作为整体对象进行描写和处理的解释能力。     

论“符号学”概念

一、“符号学”的五种不同概念 “符号学”一词是多义的,看来我们可以辨别五种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有五种符号概念,而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 第一,符号学可以等同于符号的语形、语义或语用性质,或者等同于以上一种、两种或三种性质或特征。而且,我们可以考虑其中一些性质,也可以考虑全部。例如,我们可以不问一个给定语句的符号学性质,而问那个句子的符号学。同样,我们可以问它的语形学(句法学)是什么,它的语义学或语用学是什么。由于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探询的都是性质,所以我们引入以下用语:“符号学p”,“语形学p”、“语义学p”、“语用学p”。     

“能指”与“所指”琐谈

瑞土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提出了“能指”与“所指”这套符号概念，用以说明抽象概念或具体事物跟用来表示抽象概念、具体事物的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概念、事物及其意义叫做“所指”；概念、事物及其意义的言语表现或文字表现叫做能指。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所指处于能指的背后，并且只有通过能指才能到达所指。能指是中介物，它需要有物质为依托，“意义”是能指与所指联结的产物。研究“能指”的指称能量究竟有多大？它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语言符号学所研究的范畴。首先关注的是“称谓”，即给予具体事物或概念一个…     

论现代英语小说异常句型的审美内涵

本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观念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文学理论一般都认为文学性是指作品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而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则认定文学性是从语言开始的。文学语言与其他实用性的语言诸如日常用语和科技用语,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语言符号(即“能指”)和所指称的事物或概念(即“所指”)的关系上.在普通语言中.能指和所指呈合一的关系,能指即所指。所指称的事物和概念是语言符号的终极意义。在文学语言中.能指和所指却既合一又对立,语言符号除了指称事物和概念外.还指向和突出符号自身,对读者造成一种陌生化和新鲜感的效果.从而传达出不同于所指的审美含意。西方当代文论非常重视文     

从模态到言外行为的符号学旅程

传统观点认为,模态与言外行为不相区分,认为二者都表达了说话者对于命题内容的态度,试图在二者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并将二者归于语义学的范畴.笔者认为,模态与言外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语义学,后者属于语用学.在模态和言外行为之间存在一段符号学旅程.从符号学角度分析,模态符号由能指一模态指示词和所指一模态功能组成,然后模态符号整体充当言外行为符号的部分能指和另外一些能指手段共同指向言外行为的内容功能.从模态化指示词到言外行为功能的实现,中间经历了一系列符号学意指转换过程.从符号学角度分析从模态到言外行为间的符号学距离,有助于清晰掌握模态和言外行为之间的关系.     

中西美学视野中的言意观--以庄子和符号学为例

言意问题是中西美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庄子以"道"为基础,提出了"言不尽意"及"得意忘言"的观点.在西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则认为在符号的世界里,语言的意义是可以确定的,能指和所指是相对的,有能指必有所指.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则提出能指和所指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语言的传达始终是充满差异、流动和多义的.这种发现恰与庄子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应看到,二者由于文化传统和美学观念的不同,其内在理路并不一致.     

莫里斯美学符号学思想探析

莫里斯倡导的美学符号学从符号学角度探讨了艺术符号通过类象方式意指价值的特点,美学符号学由美学语形学、美学语义学和美学语用学三部分有机组成。美学符号学框架有助于我们看清艺术话语相对于科学话语和技术话语的独有特质,统一美学研究中业已分离的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区别美学分析和美学判断,看清批评语句中语义特征表象背后的语用维度,看清不同批评流派产生纷争的根源,从而建设一门科学美学或美学符号学。     

关于语言能指与所指的优化研究

索绪尔基于符号学语言观,提出了能指和所指的概念。由于这两个概念是基于静态的词层提出的,所以既不能对能指和所指“过剩”现象加以合理解释,也无法扩展到句层。为此,本着继承和发展的原则,依据“语言变体”理论,对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内涵进行优化处理,提出了一个既能体现索绪尔初衷,又可扩展到句层的优化方案,以期更好地理解他的这一组术语,最大限度地发展和应用他的语言符号观。     

略论中国名辩逻辑衰落的原因

中国名辩逻辑思想始于春秋末年的邓析和孔子。在经过了先秦时期的长足发展之后,它开始逐步走向衰落。虽然在近代,名辩逻辑得到“复兴”,但这只是针对它重新得到研究、并重新得到确认和阐发的事实而言。这期间,中国学者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大量译解国外逻辑,宣传和论证逻辑科学（主要是形式逻辑）,及近代科学方法的重要作用等等。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对形式逻辑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和论断,更没有提出过新的逻辑系统和逻辑理论。所以,此时期就名辩理论本身而言并没有得到发展。因此,可以说自先秦以后,中国名辩逻辑就开始日益衰…     

游戏的文化符号学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游戏已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核心文化产品.借用索绪尔符号学中的所指与能指、意义作用、组合体、聚合体等核心概念分析游戏,符号学理论把游戏界定为:在游戏虚拟空间中由所指、能指、意义作用所构成一系列符号系统,通过电脑动画效果来表现的集艺术性与技术性为一体的互动性文化产品.21世纪新媒体时代,在游戏研究领域索绪尔符号学概念与理论仍将起着重要作用.     

翻译中词的语用意义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符号所蕴涵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符号传达出来。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借助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相关理论,对两种语言间的能指和所指进行整合研究,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在语用基础上的言语间的语义对比,从而最终求得翻译时真正体现语用意义的实质。     

得意忘言与言意之辩──兼论中国文化的符号学特征

对意抬关系的探讨是符号学研究的实质和核心。语言是由“能指（声音、文字）”／所指（意义）”双面构成的符号体系。魏晋时期,王粥力主“得意忘言”,欧阳建首倡“言尽意”,对语言符号意指关系的见解都有其内在合理性。这场言意之辩,将先秦时期关于名实关系和言意关系的讨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文学、艺术乃至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词汇意义的语用方面

按照符号学的一般概念,可以把词的语用意义或词汇意义的语用方面定义为:说话者在言语实践中固定下来的,对所使用符号的态度,以及这些符号对人们的相应作用。意义的语用方面(语用意义作为“内容实体”)指的是词义中依靠有标记的单位对所指作出评价的独特语言表现,也即词汇意义中具有评价情感色彩和起修辞鉴定作用的组成部分。     

逻辑推导的符号学思考

单从逻辑角度探讨推理,可能只注意到其中涉及的命题之间的思维规律;单从对符号性质的界定来看,似乎这只是简单的现象分类.假如把逻辑和符号放在一起进行互动研究,便可发现逻辑的运行是在不同认知层次上进行的.从符号语义结构的视角来探讨逻辑的运行,又可以发现符号语义结构本身的若干规律,表现出认知层次的差异,比如演绎逻辑是第二认知层次向第一认知层次的思维运行,归纳逻辑是第一认知层次向第二认知层次的运行,等等.这样做可以对古典皮尔斯的符号三分说有更好的认识,在分析上也有了进一步的突破,这是纯逻辑学和纯符号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双赢现象.通过简明扼要地分析传统逻辑最有代表性的特点,并在认知高度对相应的逻辑现象从符号学的角度进行符号语义结构和性质的再定位,审视形式逻辑和自然逻辑推导这种动态符号学观,还有益于我们有的放矢地区分传统逻辑和语用逻辑,以便在原有逻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语用推理的细度研究.     

法律推理研究的新维度——法律推理研究之语用转向探析

在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和非形式逻辑对话与论辩理论等理论的影响下,法律推理研究历经了一个由语形和语义研究到语用研究的转向.在具有强烈对话或论辩色彩的法律实践特别是司法实践中,法律推理研究的这种语用转向,为司法实践中之法律推理提供了新的分析评价视角,也为理性司法提供了更为恰当的逻辑理性根基.     

论修辞的创造特质--从符号学的观点审视

文章以现代符号学为视角,重新审视修辞活动,揭示出修辞的核心是通过新意义的赋予创造出可供选择的无限多样的同一与差别,其实质是一种符号创造活动,修辞的这种创造特质具体表现在符号能指(语音)、符号所指(语义)、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符号(语汇)及符号与符号组合和聚合(句法)四个方面.研究和探讨修辞的创造特质具有重要意义.     

论汉语对人与历史的建构(下)

三、人与文化的建构(一)前文所描述的这一语言太极图是世界上诸多语言类型的共同运作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笔者借用了索绪尔的两个著名概念:能指与所指,但用法与原始概念不同,索绪尔把“读音———书写符号”作为语词的能指,把语词的“概念”、“意义”作为所指,能指与所指结合,共同形成一个语词符号。笔者将这两个概念大而化之,把某一种语言类型(譬如汉语)的语言规则,即存在于此语言类型中的普遍的形式规律———语音与语言符号层面的二元对立规律看作“能指”。笔者认为这是纯粹的真正的“语言”,或可称之为“元语言”———第一级二元对立…     

广告“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矛盾分析

针对当下广告语言中,广告能指脱离商品本身,所指漂移的问题,依据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理论,借助结构主义的思想,探讨了广告“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矛盾激化现象.研究表明：在当下广告语言中,“能指的漂移”导致“所指的漂浮”,最后会导致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迷失.在广告的“能指”与“所指”之中,更应保持二者之间的和谐统一,才不至于传播误导信息,危害社会.     

重读“意”与“境”——再看苏州园林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视角思考苏州园林中的意境主题.以“意”的能指与所指为切入点,讨论苏州园林和中国山水画之间的内在审美关系,探讨山水画中“留白”和“三远”在苏州园林中的语言结构意义,并通过对苏州园林中生成“境”的造园符号之间因借关系的具体分析,指出了传统园林审美意境产生的深层结构成因.     

罗兰·巴特对索绪尔符号理论的发展和“颠覆”

巴特在符号学研究早期阶段,是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先驱,他追随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并在早期作品中予以运用。在他的符号学历程中期阶段,巴特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对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进行了细化,对个体言语展开研究,对组合和聚合进行深入探讨。在后期作品中,巴特转向后结构主义,对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提出了一些“颠覆”性的看法,其中尤以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线性理论引入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