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中的科学传播挑战及其应对——基于拉奎拉事件的反思

在公共危机中，如何准确、有效地向公众传播科学信息是科学传播领域的重要问题。以广受关注的拉奎拉事件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拉奎拉事件的相关材料和学界评论进行梳理，并反思在公共危机中科学家如何向公众传播科学信息、如何帮助公众做出合理决策。在厘清拉奎拉事件脉络的基础上，指出公共危机中的科学传播活动面临的三个挑战，即向公众传播具有不确定性的科学、科学家在公共危机中的角色冲突以及非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竞争，进而基于“科学为民”理念，讨论应对公共危机中科学传播挑战的思路，最后从“传播什么科学”和“如何传播科学”两个角度提出应传播“复数”的科学和“双向”的科学的建议。     

对“科学传播”概念的若干分析

本文对学术界关于“科学传播”概念争论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给出了关于“科学传播”概念的基本描述。本文认为, 科学传播是“指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在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 包括专业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技术扩散等四个基本方面。     

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以四大主要国际科学会议为例

科学传播模型正在经历从传统的科普到公众参与科学的演变,但公众参与科学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本文通过对以主要国际学术会议为载体的欧美科学传播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科学传播正在作为一种文化渗透到欧美科学界日常行为中.“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具有融入公共生活、成为科学界内部的基本行为规范、与科学传播者各种行为紧密结合、多主体共同参与四个特点.如果把“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当作公众参与科学模型所遇挑战的折衷解决方案,它可以调动科学家更灵活、更多层次地参与科学传播,从而让科学传播更容易适应社会要求、让社会更全面接触科学界和科学家.在欧美科学界,尽管“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已经充分融入科学基金管理、专业科学会议等,但这一过程仍然刚刚开始,有待进一步推进.中国科学界目前从政策层面尚无主动推动“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意愿,但中国网红科学家已经体现出“作为文化的科学传播”的部分特点.     

“伪科学”一词存废之争的理性审思

关于在《科普法》中是否应删除“伪科学”一词,之所以近来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争论热点,与这一讨论实际上聚焦了我国社会环境良性建设和学术环境良性建设中的诸多重大的冲突因素大有关系。如果“伪科学”问题值得法律关注,那么应当在《刑法》和《教育法》中进行设置,在《科普法》中出现匪夷所思。“伪科学”一词在科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常见提法,没有准确定义,一些新的科学理论最初也被冠以“伪科学”受到某种势力的打压而难以得到承认和传播。是“科学”还是“伪科学”更是法律所没有能力判断的,因此在法律中删除“伪科学”一词具有合理性。一是并不影响法律对以任何名义恶意欺骗的犯罪进行打击和惩罚;二是保持了法律的纯洁性和理性原则;三是维护了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认识自由、思想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由于科学认识理性尚未在中国完全建立,一方面有些人科学认识理性素质低下,对现代科学成果盲目质疑,幼稚地宣称有“最新重大科学成果”发现;另一方面有些人以打击“伪科学”为名,不自觉地对科学创新活动形成了严重的阻碍,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资源持错误的虚无化的态度,成为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因素。只有培养公民的现代哲学认识理性和现代科学认识理性,才能够逐渐消除我国科学创新领域出现的这些低级现象,形成真正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从而使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得以尽快实现。     

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及影响

19世纪20年代西方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宣告了科学哲学学科的诞生。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对于“西学”的引进有着较强大的内在动力,包括逻辑学、分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在内的“广义的”西方科学哲学在建国前都不同程度地被传入中国。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当时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比较多地关注其社会变革功能。科学哲学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促成了新的科学观与科学精神的成形,使中国科学哲学大体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泛到精,到中西结合的过程。总体上建国前多数学者缺乏自然科学功底成为了当时制约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障碍。科学哲学在中国要想取得深入的发展,乃至超越西方科学哲学,需要结合中国的思想资源与“科技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通过双向扬弃的融合创新,形成“中国化”的科学哲学。     

热点事件中科学信息媒体传播的法律规制解析

媒体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充分自由的巨大平台,同时也为虚假科学信息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特别是热点事件中虚假的科学信息容易借助网络快速传播并造成恶劣影响.我国目前有关媒体传播科学信息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各大部门法之中,规制范围主要集中在网络传播领域,监管手段主要是事前的资格准入审批和事后法律责任的追究,忽视了对科学信息传播过程的规制.因此,在科学信息传播过程中应对媒体施以必要的法律原则,予以规范和指导.     

广东省成人高等教育发展对策研究

在对广东省成人高等教育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全面审视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与成人教育体系发展现状,查找广东省成人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广东省成人高等教育创新科学发展之路.即统筹资源整合,开拓信息渠道,搭建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科学平台,架构起终身学习的“立交桥”;加强政产学研结合,突出产业结构调整与自主创新教育;开拓非学历教育培训手段及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提升成人高等教育的层次和辐射面.     

科学创意的传播

科学创意是科学创新之源,科学创新是科学创意的结晶,而传播是促进科学创意转化为科学创新的重要媒介。科学创意是科学家针对某个问题提出有待验证的独特思想观念的过程及其结晶,具有意向性、未确定性、独特性等特点。科学创意的产生,检验、发展及其转化为科学创新的过程,都离不开传播。然而其传播过程通常经历质疑、初步认同到科学共同体全面接受等阶段,且往往因政治干预、首创性争夺、同行排斥等因素而障碍重重。为此,可通过培养合作与竞争机制,采用头脑风暴法,以及改善科学创意传播环境以提升其传播速度等方式,来消除传播壁垒。     

突发事件中政府传播科学信息行为的法律分析

信息公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而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则更具有特别的价值。突发事件中政府传播公众急需的科学信息的行为,在行政法视阈下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但介于政府传播科学信息的抽象性与具体性,一定情形下政府传播科学信息致害时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弥补现行法律规制的缺陷,需在立法上进行完善,加强政府与科协的合作,并在救济途径和行政责任上进行适当创新。     

刍议科学创新的生存论根据

从生存论的视角,着眼于人的存在方式即生存活动,探讨科学创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基础和条件。科学创新是从科学研究者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和存在方式中产生出来的,其存在根据首先在于从植根于人类日常生活世界的前科学创新方式演变而来这一事实。“前结构”是科学创新的存在条件。科学创新始于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的“前结构”或“前见”,科学创新的前提性和条件性本质上根源于人存在的历史性。     

公众理解科学视角下科学传播主体社会责任研究--基于《人民日报》、《南方周末》关于转基因报道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公众理解科学理论为研究基础,以文献收集法、典型抽样调查法和最小二乘回归计量模型(OLS)为主要研究方法,对《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2003—2014共12年间关于转基因的相关报道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显示科学新闻的报道受到科学传播主体的影响较大,尤其政府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主导意见十分明显,科学家和媒体形成舆论倾向,另一方面由于自身职业素质和责任的不明确,导致科学传播未能落到实处,未能将科学技术知识通过合适的渠道传播到社会与公众之中,使得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出现“反转”潮。由此分析科学传播主体未履行责任的原因,找出问题的症结,通过各个科学传播主体的协作配合来解决中国科学传播现今所面临的问题,实现科学传播的顺利进行和公众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      

儿童科学的悖论破解、内涵明晰及意义阐释

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为创新发展两翼的背景之下,科学显然有其重大的社会感召力。然而,儿童作为社会民族之未来,其处于生命初始阶段的天性与作为高级文化的科学之品性略显违和,从而出现了儿童“有”“无”科学的悖论。究其根本,儿童科学并不是一个本质性问题,而是一个范畴性问题。通过对科学与我国文化渊源的历史澄明,科学原初性内涵的回归和儿童成长规律的阐明,明晰了儿童与科学的契合点,从而破除儿童科学的悖论,并在此基础上厘清儿童科学的内涵。这不仅确证了儿童科学存在的理论正当性,揭示科学贯穿生命发展的整全性,也将为儿童科学教育定位逻辑起点。     

5G赋能下的中国科学传播体系研究

5G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智能家居、8K视频播放器、可穿戴设备等各类搭载5G智能连接的电子设备将走进千家万户,“万物互联”时代已经连续到来。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潮头,中国科学传播的整个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终端、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传播观念与时俱进,传播主体改弦易辙,传播形式日新月异,传播内容万象更新,赋予了中国科学传播工作全新的历史使命和传播生态。研究5G赋能下中国科学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受众与传播效果等整个传播体系,洞察传统媒体新兴媒体智能媒体构筑而成的全媒体科学传播发展脉络,总结科学传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此基础上构建5G赋能下中国科学传播的最佳化最优化传播体系,有助于为中国国民科学素养进步与提高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方面作出实质性贡献。     

我国科学精神缺失的现状与对策——基于传播学视角

科学精神在社会中的弘扬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现阶段科学精神的严重缺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为此,基于传播学视角,应用系统科学方法,从科学传播系统的组成要素以及历史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角度,分析了科学精神缺失的主要原因,指出弘扬科学精神必须转变科学传播观念,调整和疏通科学精神的传播渠道,加快教育改革,积极营造适于科学精神传播的社会环境.     

面向科学信息传播的科学信息本体结构模型考证

通过科学著作翻译出版史,考察科学研究能力体系（SRAS）的构造机理和运行机制。提出SRAS构架,以科学话语权（SDP）为机制构建基于SRAS的SDP层次结构,创制科学信息本体结构（OSSI）。通过解析OSSI,由科学信息生成模块（SICM）获得科学信息表述模型（MSIRS）,由科学信息发布模块（SIIM）获得科学信息传播载体模型（MSIDV）。在知识内核和记录载体获得先行确定的情况下,SICM的活动主体将是MSIRS,在受众结构和标志结构已获得先行确定的情况下,则其活动主体将是MSIDV。由此,可以得到0SSI的一种活动机制——面向科学信息传播的科学信息本体结构（MOSSIODSI）。考察推动人类发展的3次大规模科学著作翻译运动的历史和成果,明确了以其语言为主轴的科学传播方向,及其传播路径结构、传播形式结构和传播工具结构,证明在3次大规模科学著作翻译运动中,OSSI确实存在,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媒介融合环境下“小众学术”走进“大众视野”的策略研究

从丰富学术知识的表现风格,发掘科研成果的多维价值;搭载多种媒体路径,拓展学术期刊的新闻报道功能;利用新媒体互动平台,力推科研微信息的渗透与传播等层面分析了“小众学术”走进“大众视野”的传播策略。认为媒介融合环境下,传统学术期刊应拓展科学传播功能,将科学知识延伸到普通生活语境,以提升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     

道义与报偿:中国科学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应急科普意向

新冠肺炎疫情早期中国科学家个人化的科普行为值得关注.通过建构基于计 划行为理论的概念模型,文章探讨了中国科学家在疫情突发时的应急传播意愿及其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科普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道德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科学家的科学 辟谣行为意愿;基于中国特殊背景提出的变量———感知机构支持能够影响科学家对于科普 的态度与感知行为收益,然而感知机构支持与感知行为收益都无法正向影响科学家的科普 行为意愿.由结果可知,中国科学家群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表现出强组织性特征以及在危 机情境之中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同时,研究也揭示了 “科学传播”向“知识表达”的转变趋势, 并阐释了这种转变在未来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科学革命与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传播

科恩注意到科学革命的过程伴随着科学传播模式的深刻变革。他认为科学革命不仅产生了一种新的知识和获得这种知识的新方法,而且也产生了提倡、记录和传播这种知识的新的机构—科学共同体,使科学家的研究活动越来越依赖于众多的科学传播媒介,如专业期刊、各类会议以及私下的电话、通信等。因此,科恩特别强调科学共同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起到的“信息网”作用。     

面向科学信息传播的三次科学著作翻译运动

从时空尺度上观察,科学文明的发展在客观上存在跨地域传播的历史轨迹,而且这种跨地域传播引发了在学习和吸收已有科学文明及在社会形态改造之后产生了全新的科学文明,由此获得了科学文明跨地域传播的历史轨迹;从技术尺度考察这种跨地域传播历史轨迹,发现了存在基于科学信息本体结构的科学传播结构,这种结构能为科学信息本体结构的存在性考察提供证据.     

科学编史学: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

如何理解16世纪以来的西方科学传播史?20世纪60年代,基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美国科学史家巴萨拉提出了一个包括三个相继阶段的传播模型,这是一种线性的、单向的与同质化的殖民主义扩张模式.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科学实践文化”研究的兴起,田野科学进入了科学史家的视野,开始用“文化相遇模型”取代线性的“传播模式”,倡导后殖民主义的多元相互作用的历史,偏爱一种非线性的、多元视角的深描,研究历史中机遇性交流实践,重新解释非西方文化及其自然知识的遗产,关注科学实践的多维度的地方性情境,消除帝国主义在宏大科学叙事的历史舞台上的绝对中心地位,创造出一种西方与非西方的历史的相对平等的有效对话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