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1943年抗旱减灾述论

1942年～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遭受了百年罕见的大旱灾.旱灾造成边区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社会秩序紊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除了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互助互济来救灾民之急以外,边区军民主要通过组织群众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和大种,植树造林等方式来进行抗旱减灾与生产重建.这些抗旱减灾措施的实施为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最终战胜旱灾和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的抗旱救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1942年至1943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抗旱救灾成效评述

在1942年至1943年中原大旱荒期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从上到下组织起党政军民共同联合的抗灾救灾机关——旱灾救济委员会，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救灾理念和民众动员型的生产救灾模式，采取标本兼治抗旱救灾的措施来渡过灾荒。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抗旱救灾成效是非常显著的：它最大限度的减少了人口的损失，明显的改善了本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增强了民众对其产党的向心力，提高了八路军在民众心中的威望。但是不可否认，救灾活动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所有这些，都为今天的抗旱救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救灾工作研究——以1942-1944年为中心

1942-1944年,华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面对发生的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各级救灾委员会,树立了＂党领导,民自救＂的救灾理念,实行广泛的抗灾动员,充分调动了各阶层救灾的积极性。结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和斗争需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救灾政策,开展生产自救和社会互助,使边区渡过了这场自然灾害。针对因灾荒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边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力图解决疫病防治、土地买卖以及人口买卖纠纷等问题,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探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调动内部力量进行救灾渡荒活动,对当今的救灾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华侨华人救灾政策分析

新中国华侨华人救灾政策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在不同阶段,党和政府对华侨华人救灾的参与态度和开放程度不同,并呈现出政策优待、统筹化与法制化趋势明显、动员组织与政策激励并存、加强服务管理等特征。这一政策演变与民族情感和历史传统、主流国际救援观念、国内外形势等均有一定的关系,并在事实上对华侨华人参与新中国救灾的规模、流向、程度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民国时期河南省灾荒救助体系措施及成效

国民政府时期,河南省政府为应对日益频繁的灾荒,建立救灾组织机构、制定救灾运作规范以构建救灾组织体系;大力整顿仓储、开展植树造林、重组水利机关和兴建水利设施,积极开展防灾减灾工作;调配散放赈粮、筹集拨放赈款、开展以工代赈,实施灾荒救助措施。这一时期,河南省政府的灾荒救助体系特点是：运用近代化的技术手段宣传赈灾,积极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救灾,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扩充赈灾资金。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中虽然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救助成效有限,其原因是：苛捐杂税众多,民间经济负担沉重;赈灾过程中贪婪腐败现象严重;农民日益贫困,抗灾自救能力严重不足。     

1922年潮汕“八·二”风灾的地方应对

民国11年（1922），粤省潮汕地区发生了一场特大台风灾害，导致8万余人丧身其中，并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被称为20世纪死伤最严重的一次台风灾害。风灾发生后，潮汕地方精英动员当地社会内部力量并吸纳海内外各地潮属资源，担负起筹办救灾的重任，包括成立汕头赈灾善后办事处、澄海救灾公所及分所等各级临时救灾组织机构，派员到各灾区调查灾情并及时向海内外报灾，联合当地善堂及各驻灾区赈灾团体实施收埋尸体、救治伤员、施济粥食等一系列应急救灾活动；同时，为防患于未然，开展修筑堤围、建造避灾屋、建立医院等各项善后事宜，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延续起到了维持作用。     

1931年江淮大水防疫机制探析

1931年江淮大水发生后,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与国家防疫机构合组灾区卫生防疫组。从医疗防疫资源的动员与整合、防疫布控格局的构建、医学与公共卫生管理的结合运用等方面,探索新的救灾防疫体制、机制建设,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     

论北朝时期的政治性救灾措施

北朝各国统治者在自然灾害发生时采取多种方式的经济救助的同时,也采取了政治性的救灾措施,主要包括:检讨为政过失,调整统治策略;整顿吏治,实行国家救灾政策;安抚灾民,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问民疾苦,稳定民心.这些救灾措施的实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辅助救灾的作用.     

民国时期四川的自然灾害救济及其启示——从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中透视

民国时期四川自然灾害救济呈现出赈灾措施多元化、赈灾机构组织化、赈灾制度法制化和救灾过程社会化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救灾大都是权宜之计,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灾害;二是政治失序、社会紊乱,使救灾活动的开展缺乏良好的生态环境.而这两个困扼民国时期四川灾害救济的致命问题,在现今却已基本消除.当今构建和谐法治社会,救灾工作应参酌、吸收历史的经验,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救灾法律体系;完善救灾过程的同时提高救灾效率;构建多元的救灾体系,使救灾社会化;树立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意识,同时保证市场经济手段和媒体的利用.     

民国时期湖南救灾及其成效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繁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社会各界积极投入救灾取得了一定成效.救灾工作不仅在主观上有力的推动了经济的复兴,还在客观上促进了湖南交通事业的发展.     

中美灾害救助体制比较——以汶川地震和卡特里娜飓风为例

本文对中国汶川地震和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救灾过程中的表现差异进行了对比,进一步分析和比较了中美两国救灾体制中的法制化程度、政府层级职能、负责机构、军队作用等方面的差异,最后提出了美国救灾体制对我国的一些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摘编）

第五章 震后救灾与重建 第三十三条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地震灾区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各方面力量，抢救人员，并组织基层单位和人员开展自救和互救；非地震灾区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震隋和灾情，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对地震灾区提供救助。     

乡村振兴的动员机制与模式:整体党委动员与差别化动员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强化党的建设和深化非公党建的特征,提出了乡村振兴中的整体党委动员机制和差别化动员模式.整体党委动员机制在横向上实现了对设有党组织的部门的动员全覆盖;在纵向上实现了从党中央到省市,再到基层的双重纵向动员;纵向的各层级部门之间、横向的不同性质的组织之间就乡村振兴协调合作、资源共享.差别化动员模式对党政部门采取的是无差别的政治化、行政式动员,对农民则是差别化的物质激励式动员.揭示了整体党委动员和差别化动员的效应,对中国学术界提出的压力型动员、运动式治理动员和技术动员等观点做出了回应.     

天人感应灾异观与近代灾荒救治——以“丁戊奇荒”为中心

天人感应灾异观是中国传统灾荒观的一种."丁戊奇荒"时期,它对救灾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它使灾荒中以皇帝为中心的祈祷活动盛行.其次,它使人们在灾荒中注重"修德".作为传统的灾荒观,它在近代受到了基督教的冲击,但是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天人感应灾异观一方面可以促使皇帝重视救灾,并对安定民心有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灾荒的原因在于人事以及救灾过程中祈祷和道德层面原因的重要性,最终会使人们丧失救灾的主动性.     

中古时期民间救灾综论

在我国中古时期,除了政府救灾措施之外,民间的救灾活动也开始日趋频繁,成为救灾中的重要力量。具体表现在地方宗族大姓、宗教团体、市场都参与了救灾,并起到了救济灾民,稳定地方社会,弥补政府救灾能力的不足,缓解政府救灾压力的积极作用,为中国古代救灾方式社会化、多样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些活动也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并采取措施进行倡导与鼓励。但中古时期的民间救灾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清季湖南救灾赈务研究

清季湖南救灾赈务措施基本上继承了古代的传统方式.赈务主要有急赈、蠲缓、平粜、工赈等措施;救灾措施主要有抗洪救灾、治理和防疫治理等.     

石油动员链构建问题研究

石油动员是国民经济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国民经济动员链的概念,通过对石油动员链概念的界定、石油产业链结构的分析、成品油物流体系的介绍、动员成品油来源的总结,构建出我国的石油动员链.链的构建过程中,强调危态下各石油企业间的相互配合,政府在石油动员中的宏观调控作用,以及石油动员链的动态修复能力,进而使构建出来的链条能够更好地指导动员实践.基于所构建的石油动员链,结合石油动员的具体执行过程,分析石油动员链在石油动员中的作用,以期明确石油动员途径,提高石油动员效率,保障石油动员任务的顺利执行.     

民国时期川西地震及社会的应对

川西在民国时期(1912-1949)进入了地震高发期,发生了地震80余次,如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等,破坏性极大.本文分析了民国川西大地震的典型个案,并通过分析国民政府的救灾赈灾措施及其存在的问题,指出当时川西地震后的救灾赈灾,由于技术力量薄弱,医疗条件落后,物资匮乏,更由于中国只是处于一种形式上的统一,中央与地方很难通过有效的沟通形成赈灾救援机制,甚至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隔阂与对立,军阀之间相互猜忌,救灾赈灾成效甚微,大规模的救灾赈灾根本无法展开.     

推进农业保险体系构建,完善我国农业防灾救灾体系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对关系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的农业灾害防治措施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在综述我国农业灾害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两种主要的防灾救灾措施--国家防灾救灾措施和市场化的农业保险措施进行了分析比较,并提出促进农业防灾救灾措施优化的发展对策.     

授权式动员:社区自组织的公共性彰显与国家权力的隐形在场

社区自组织的出现代表着社区新的动员主体的形成,这一主体的动员力量来自于国家授权与社会授权.国家授权为其提供了制度性资源,降低了动员风险,也带来了国家权力的柔性控制与隐形在场；社会授权使其获得了社会合法性,并展现出理性商讨、公共意见形成以及共意构建的公共性特征；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进行了组织内与社区内动员并付诸集体行动,这一动员模式可以被归结为“授权式动员”.授权式动员的理论基础是国家法团主义与公共性理论,面对面理性沟通及社区网络是授权式动员的社会基础,该动员模式体现着对协商民主和共同福祉的价值追求,“授权式动员”是社区自组织的常规化动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