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解纷机制下城乡居民解纷方式差异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文章立足多元解纷机制,研究城乡居民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差异。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广东省惠州市的城乡居民纠纷类型和解决纠纷方式的现状进行调查,从而分析城乡居民解纷方式选择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该地区多元解纷机制的建议。     

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官民良性互动——以胶东为研究中心

恤贫济困是我国传统善举之一,慈善组织是恤贫济困的主要表现方式。清代慈善组织的建立、经营和发展都是官民共同合作的结果,并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趋势。晚清,因烟台开埠通商,胶东地区慈善组织的官民互动既有以上海为代表的江南慈善组织开放性特征,又兼具华北内陆地区保守之特性。因此,通过对胶东慈善组织中官民互动的研究,不但可以概见清代慈善组织发展的脉络变化,更能从晚清地方慈善组织的变化中看出不同地域的慈善组织因各地情况之不同而呈现出的不同特色。     

礼俗互动与民间信仰:以微山县两城镇伏羲庙为中心的考察

微山县伏羲庙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两城乡凤凰山南麓陈庄村,宋元明清以来,地方社会基于各种原因,多次对其进行重修.虽然立碑年代各不相同,但碑文都表达了对伏羲氏的敬仰,并对民间盛行的伏羲、女娲兄妹二人配为夫妻的说法进行了驳斥.贯穿伏羲信仰发展的主线,即强调伏羲作为上古圣贤人物的功德,并努力将其形象神圣化.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盛行以及国家对民间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地方官员和士绅开始有意识地对民间的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礼化俗.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途径就是圣贤人物的神圣化与民间神明的道德化.地方精英阶层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对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其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对民间信仰进行道德渗透,确保儒家思想向基层社会的延伸.     

中国式能动司法的关键拼图——以云南祥云巡回法庭“便民司法经验”为中心的分析

中国式能动司法发展已有多样的的实践形态。云南祥云'便民司法经验'代表的乡土巡回司法活动,因司法机关主动承担当事人部分诉讼成本的转移、质朴本色的人民司法群众路线工作理念和方式、司法权外的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投入等制度特性而区别于普通庭审。乡土巡回司法制度兴起和发展,对接中国法治国家建设战略需要,继承红色司法内在精神、适应乡土社会法律生活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偏好、有效融和政务型司法法律文化传统、展示中国当代司法制度既有政治优势、助力乡土社会权力体系重建,从而在个案实效外产生政治溢出效应,提升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满意度,是中国式能动司法的关键拼图。     

清代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及启示——以清代州县判牍为材料

司法的“价值追求”是指国家设置司法活动所希望实现的最终目标,也是决定司法活动的根本观念、理念和评价标准,对司法裁判依据的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清代大量州县判牍体现了清代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是:重视调解、息讼是求,通过司法实行社会教化,追求实质正义.这一价值追求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今天的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宋代司法传统研究的新开拓——《宋代家产争讼及解纷》评介

正随着学界对唐宋变革论的深入探讨,宋代司法传统日益成为史学界和宋代法律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学界对宋代司法机构的设置、司法人员的构成、司法权的运作、法律体系的形成、刑罚的架构以及民事、刑事审判的职能等诸多方面,皆有专著论及。然而,专门以宋代家产类讼案为视阈来研究宋代司法传统之近世化转型的著作却一直阙如。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青年学者张本顺博士的新著——《宋代家产争讼及解纷》(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出版)是目前国内系统研究     

论行政调解——以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为视角

与社会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相比较,作为行政解纷机制基本内核的行政调解具有便利、高效、经济等优势;正视行政调解在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激活其化解社会矛盾之机能、加快行政调解立法之进程,不仅是中国行政改革应当考量的议题,也是司法改革必须关照的课题。     

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城乡人户悬挂于门首的门牌,不仅是一种户籍凭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制度的重要工具。它既与古时标写着某宅或某寺(观)的门匾不同,也与今日标写着某路某号以便拜访者查找的地址牌不同,有着特殊的形制和功能。无论从户籍制度、保甲体系还是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作为清代牌甲制度基础的门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将结合清代官方史料、政书文献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清代门牌原件资料,梳理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并进一步探讨门牌保甲制度中所反映出来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

本文拟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视野出发,对于清官信仰的民间意识、清官司法的理性认识能力、清官司法的权力界限以及清官司法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四个方面进行检讨     

清代阳圪塔村的社会与信仰——以明清洛宁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阳圪塔村现存碑刻主要是关于清代乡村庙宇建设的,透过它们可以看出该村在清代数百年的历史变迁。这些碑刻反映了三个社会现实：一是多族姓杂居是当地社会常态;二是该地家族实力在科举推动之下出现了数次转移;三是在清代中期社会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大背景下,频繁的宗教活动带动了乡村商业的较快发展。另外,从阳圪塔村碑刻上也可以看出,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导致当地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当地妇女为了世俗需要也积极组织起来,通过捐施和募化资金等方式参与乡村庙宇建设。     

清代的坟山争讼——以徐士林《守皖谳词》为中心

在清代,坟山的内涵丰富,意义重大,有关坟山的争讼也是田土纠纷当中表现最为激烈的一类。清代法律中虽有条例规定“控争远年坟山,定例以山地字号、亩数及库贮鳞册、完粮印单为凭,其远年旧契及碑谱等项均不得执为凭据”,但是地方官员仍然多按照民间习惯,以族谱、墓碑、契约作为审理的依据。乾隆朝名吏徐士林在任安庆府知府期间,留有内容丰富的判牍《守皖谳词》,其中记载了他审理过的大量坟山诉讼案,这些诉讼案反映了清代坟山争讼中的很多关键问题。清代坟山之争中的种种复杂矛盾以及地方官员的策略反映了当时土地权利的特点,亦与国家统治基层社会的方式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礼情司法”模式及启示——以清代基层司法判牍为材料

通过对242个真实判例研究发现,清代基层司法官员不是依据法律、判例判决案件,而是依靠“礼(儒家伦理)、情(案情、常理)”来断案.这种“礼情司法”模式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传统文化、司法体制、社会结构、法官知识结构、民众素质有密切联系,这五大因素决定了当时的司法不可能过多引用律文法条判案.“礼情司法”模式有利于化解矛盾、实现国家解决纠纷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之间的互动--以现代性为中心的考察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哲学界有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三者之间的互动.本文首先对现代性作了新的理解,分析了现代性的反思性与反思现代性,指出它们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建立理性现代性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其次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建立理性现代性中的作用,从而论证了它们之间有很大的互动空间.     

传统社会中的刑事司法:一种语境化的分析

一般认为 ,传统社会的刑事司法是非理性的。作者认为这种评价具有许多道德意味。本文以一种去道德化的学术研究态度指出 ,传统国家由于控制社会的能力较弱 ,所以采取了适应于自身特点的权力策略 ,这正是决定传统刑事司法诸种面相的基本因素。从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看 ,传统刑事司法具有一定的语境合理性     

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论纲(下)——以明清为契入点

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我国司法制度的法治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为历史是无法摆脱的。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法学等学科的新知识为支持 ,文章指出 :传统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农耕社会 ,有很强的自给性、封闭性 ;传统社会是礼法社会 ,法律极端重视礼 ,礼成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社会崇尚和谐 ,把和谐奉为社会中绝对的目标。传统社会的整个宏观文化背景、政治因素、社会条件等诸多合成因素决定了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     

国家、民间权威、族群: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民间权威和族群作为三个能动的主体,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考察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清初国家强化了对这一区域乡村社会的控制,清代中后期,随着民间权威和族群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力量的加强,国家权力日益被地方性知识所消蚀.三者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构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并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共同完成了这个区域的历史变迁.     

国家与社会:清代行会法的产生与效力——以苏州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而苏州,作为清代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市场繁荣.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对法律制度的进一步需求,商人于是组成行会,制定行会法,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而国家(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政府)通过调整法律制度赋予商入团体以更大的自主权,从而为行会组织进行制度创新创造条件.同时,地方政府又通过对这些制度的备案而增强制度的权威性.这种合作表明,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清代中国的行会法与西方中世纪的行会法的功能具有很大的不同.     

初民社会解纷机制及其启示——以涂尔干的分工理论为分析框架

在涂尔干看来,机械团结社会建立在人的相似性基础之上,以集体意识为维系社会团结的纽带,以压制性法维护集体利益.初民社会是典型的机械团结社会.在初民社会里,产业类型单一、社会结构简单、宗教信仰一元、集体利益至上.因此,在解纷机制方面形成了调解和裁决为主体的多元解纷方式并存的格局,不同解纷方式的功能交叉甚至重叠.     

论受教育权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重构——以高等教育为视角

受教育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实践中,由于教育思维及受教育权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原因,出现了诸多的受教育权纠纷。要化解受教育权纠纷,就需要对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涉及的法律关系、受教育权纠纷的性质等问题进行梳理,厘清受教育权涉及的法律关系,明确界定受教育权纠纷所属的性质,进而寻找产生纠纷的原因,分析我国现有受教育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并构建一个包括协商交涉、申诉、诉讼在内的完整的、规范化的解纷机制,以实现校园和谐。     

日本社会城市化的历史轨迹——以战后东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城乡社会互动为中心

本文主要论述战后日本城市化的历史过程.指出:日本城市化过程是城乡互动的过程;以工业与住宅区的迁移为手段推进农村地区的城市化,但农民也在保存对土地的占有权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接受农村城市化的这一现实;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出台与完善相关法律,使城市化过程在法律的保障下顺利地进行;积极发挥民间团体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官民一体推动城市与农村的共生,实现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