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时尚再生产——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再考察

本文从权力与权力关系的角度出发，对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的核心之一--时尚再生产理论进行考察。该理论基于以下两大主张：（1）时尚是生产场域与消费场域这两个相互独立的场域共同“协作”的结果；（2）权力关系贯穿于时尚与流行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布迪厄指出，不论是生产场域还是消费场域都是斗争的场所，行动者在此为争夺合法性与卓越化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一方面，时尚生产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权力斗争并不直接表现为阶级或阶层间的对立，并以迂回的方式参加社会权力的合法化和再生产斗争。另一方面，消费场域即指阶级场域或支配阶级场域。消费者在该场域中进行着无休止的分类斗争（阶级斗争）。权力关系直接反映了阶级关系。而且只有支配阶级才有权参加时尚与流行的再生产，中下阶层是无法加入此类卓越化游戏的，他们至多只能作为反衬而存在。反映统治阶级合法品味的时尚被广泛用来对下层阶级实施符号暴力。     

布迪厄论学校的角色与差异性的培养

文化社会学的理论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支配理论关系密不可分：支配者之所以能游刃有余的行使其支配权是拜文化之赐。文化亦是一种阶级分明的象征性体系：文化成为社会团体问斗争的赌注，其目的性维持了社会阶级之间区辨性的差距。因此而打开了冲突与象征暴力分析之领域。导致对“被支配者心悦诚服的领受被支配之机械论”的质疑，文化社会学打通一条往文化的实践逻辑分析之路，而亦唯有透过反省支配性文化才能理解。     

论当代小说两大象征类型

象征艺术是一种原始的艺术表现方法,现代象征打破了原始象征所持有的稳定性而进入了“个性选择”的时代。稳定而统一的文化背景,欧美艺术思潮的影响,使中国当代小说的象征艺术兼具了“原始象征”和“现代象征”的双重特征,具体可分为两种类型:变形式与写实式。变形式象征以形而上的思维形式来联系形而上的象征含义,含义更多表现为“本土性”,而其结构则对西方艺术进行了借鉴;写实式象征其形式与含义的结构关系是形而下的关系,是通过间接、逐步地暗示与切合完成的,是一种传统的象征艺术,二者互为互存,体现了不同的艺术风格。     

教育、社会与人性的三重变奏——杜威与布迪厄教育理念刍议

基于对教育、 社会与人性的不同理解,杜威和布迪厄分别构建其各自取向不同的教育理念体系:杜威从政治哲学与哲学人类学出发,将教育看成是建设民主社会与实现人性成长的现实手段;布迪厄则从社会实践理论与批判社会学入手,将教育看成是进行文化再生产和个体争夺利益的权力场域.杜威与布迪厄对于教育、 社会与人性三者复杂关系的揭示,为后人理解教育的本质提供了助益.     

没有担保的马克思主义——论霍尔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立场”

斯图亚特·霍尔（stIlartHall）是英国文化研究中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霍尔通过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以及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解读，形成了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立场”。这对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论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反思性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是法国当代社会学的代言人，经历了从５０年代开始一直到目前的长期的理论探究和反复的田野调查，创建了一种反思的象征的形式社会学。他的社会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人类学，并对人做历史人文考察。在早期的著作《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中，他明确地指出，从事经济生产活动的“人”的文化活动及其精神思想的复杂性，对社会发展及研究人和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在１９９２年出版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更进一步强调对于人的精神、…     

象征天皇制与“象征”一语的由来——读中村政则新著《通向象征天皇制的道路》

战后《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属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天皇只能根据“内阁的建议与承认”“从事宪法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这种天皇没有任何实权、仅具象征意义的天皇制,史家一般称之为“象征天皇制”,以区别于战前那种天皇拥有极大权力的专制主义的近代天皇制。     

弱关系的弱势及其转化——“关系”的一种文化阐释路径

本文试图对“关系”的文化特质加以探讨。作者首先梳理了学界有关“关系”的文化论题、结构论题和工具论题，并阐明了重拾文化论题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有必要突破以往过于倚重中国社会本土概念的文化阐释方法，寻求更具有普遍意含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工具来界说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关系”现象。作为一种初步尝试，作者提出，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弱关系概念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作者看来，在中国社会，“关系” 是与家族（或家族）内部关系相对应的一种社会关系形式，前者以弱关系为特征，后者以强关系为特征，两者在满足的功能、成员的可供选择性、规范性和社会分层效应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差异。作者认为，“关系”实际上是指导社会成员处理某些家庭外部社会关系的行动模板。作者还提出，中国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弱关系文化，而且由于它善于促成弱关系向强关系的方向转化，善于从弱关系的动员中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因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     

《苦闷的象征》与西方文化思潮

厨川白村的传世名著《苦闷的象征》（以下简称《苦》），是日本现代文艺心理学的开山之作。它与西方的心理学、哲学、美学有着明显继承关系，但不是简单的承袭，而是进行了改造和融铸，形成了独到的见解。本文意在理清《苦》与西方文化思潮的具体关系，希望厨川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能给我们某些启发。　　没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就不会有《苦》，这并非夸大其词。《苦》不仅多次提及精神分析心理学，而且在揭示人间苦和文艺的关系时，先引用介绍它，作为自己的理论铺垫，甚至整个论述过程始终未脱离它。厨川主要接受、吸收了精神分析心…     

文化研究和文化经济

文化研究必须找到一种将经济问题纳入文化分析的方式及其路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错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根植于对基本生产资源的操控。但正如布尔迪厄认为,生产资源超出了物质财富的占有,以至涵盖了围绕着阶级体系特定场所的各种社会文化资本形式。要探究这个问题,必须借助于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斯图亚特.霍尔对马克思表述的有益修正,"最终决定"论从最为抽象的文化表述形式追溯到经济资源的组织。如果把经济原动力调整为"最先决定"(first stance)而非"最终决定"(last stance),我们就能解决霍尔讨论的问题。由此,不仅在思想方法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语境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祝福”习俗及其诠释

民间习俗是理解一个社会与文化的重要信息库。本文通过对浙江绍兴地区岁末“祝福”习俗中各种文化象征符号的解读，从“成熟与收获”、“死亡与离别”、“终结与回归”三种文化图式上来分解“终结”这一时间概念所蕴涵的复杂意义。目的在于理解中国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探讨文化生产与再生产问题的基础。     

全面推行税利分流办法的可行性研究——对牡丹江市实行税利分流试点方案的研究

一、税利分流政策出台的理论根据、历史背景和牡丹江市试点方案实施的“小气候”(一)税利分流政策的理论根据1.它鲜明地体现了兼顾国家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原则,在根本上区分了国家根据两种权力不同性质和两种性质不同的收入,从而划清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两种不同管理职能。有利于国家逐步实现政企分开的改革设想。马克思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①他在说这一段话以前阐明了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的关系。他说:“‘权力也统治着财产’。无论如何.财产也是一种权力。例如,经济学家就把资本称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这两段论述充分说明了任何国家都具有这两种管理职能,而税利分流政策的制定就是以此作为理论根据的。它的优点在于明确了     

超越与沦陷：布迪厄的实践理论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是其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简要说来,[（惯习）（资本）]＋场域=实践。实践理论试图克服各种形式的二元对立,然而,却最终没有摆脱客观主义这一泥潭,因此,布迪厄对二元对立的超越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后殖民文化批判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后殖民文化批判是20世纪70年代末继后现代哲学之后兴起的主要学术思潮之一。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趋势。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利益上的种种矛盾更多地是通过以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为根基的文化冲突表现出来。后殖民文化批判考察研究了源自殖民主义时代东西方文化的建构过程,揭露了其中所深含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话语权力和支配关系。其主要理论见解对于我们全面地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全球性互动的过程、性质、趋势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创建“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及其意义

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的文化理论,可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总框架是物质生产的“生产力一生产关系”,在此框架下有关文化的两个分框架是：“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框架和“必要劳动时间一剩余劳动时间”框架。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出的剩余产品（剩余价值、自由时间）,乃是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创造这种物质条件的物质生产体现了“物的生产性”,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创造则体现了“人的生产性”。“生产性”与“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的两大柱石,其中,“生产性”理论对于探讨在当代社会和产业转型中作为符号经济的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之间、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与非产业化发展之间的财富配置关系及相关核心价值观等文化战略学问题,有重要理论启示意义。     

现代日本人的天皇观及“象征”天皇制问题

日本的天皇制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前的专制主义天皇制已经不复存在.根据《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天皇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和国民整体的“象征”被保留下来,但已不拥有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权能。历史上,日本的天皇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对于日本封建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曾超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当这种制度妨碍新的统治集团扩大其权力的时候,它也曾名存实     

时代语境下的中日文化冲突格局及话语解读

文明冲突不是平等的双方在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上的简单差异与冲突,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化话语权力的争夺及文化叙述方式的冲突。话语权力关系的改变直接影响到文明冲突的格局与表现形式。同时,文化叙述机制的背后也潜藏着文化冲突的因子,它导引着文化主体在冲突中的自我定位与他者待遇。本论文在批判性吸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中日两国话语权力的关系演变之考察,透视历史上中日文化冲突格局,进而以日本"国语"的文化叙述为例,揭示中日文化冲突在当代日本文化叙述中的形成方式与运行机制,探讨中日文化冲突的本质特征,以期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提供借鉴。     

积极性的大众文化理论--文化研究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评析(上)

文化研究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以双重理论范式把握和切入大众文化的双重结构,即积极性的大众文化理论和批判性的大众媒介理论。这两种理论范式对以往经典的单一性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既有继承也有超越。它对大众文化理论的探索和建构使大众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范式之一的积极性的大众文化理论采取与悲观主义和精英主义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立场,从平民主义和大众立场出发,发掘民间社会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反应,发现大众参与和对话所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从微观和差异层面来探索其中的权力关系,从而彰显了作为反权力话语的文化研究的本质特征。     

转型时代社会学的责任与使命布迪厄《世界的苦难》及其启示

近些年来,随着布迪厄的著作越来越多地被译介到国内,以及众多运用他的概念与理论进行的理论的或经验性的研究陆续发表,布迪厄的学说,如场域和惯习的理论以及象征资本、符号暴力和参与性对象化等概念,还有他所强调的实践与反思的社会学立场等,在社会学、人类学及文化研究等多学科领域都已经广为人知。然而,这些概念、理论多属于布迪厄早期和中期的学术思想,晚年布迪厄的思想其实经历了一个相当显著的变化,学术与政治立场更加锋芒毕现,进一步确立了他作为一名著名的公众知识分子的牢固地位。作为布迪厄晚年的一本代表性著作,《世界的苦难》(L…     

德国文化概念的历史演变

本文试图概述文化这一概念——从18世纪末最初作为与社会相对的概念到以后“主要作为与民族相对的概念”(埃利亚斯语)——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相应出现了文化的阶级作用到国家作用的转变,以及作为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到民族国家出现的情况下作为动员群众的替代物,即宗教的转变。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一概念本身的变化(从文化的普遍意义到特殊意义的转变)找到这种阶级作用到国家作用的变化的原因。在社会理论中,普遍性常常与理性和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