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焚书对《诗》学传承的影响

《诗》是秦代焚书的重点对象,但秦代焚书并未对《诗》本产生毁灭性打击,《诗》本"以其讽诵"而得全。因焚书而毁灭的大多是战国时期的《诗》学著作,而非《诗》本。汉初学者凭记诵整理《诗》篇,至少经历了记忆、口授、成书三个环节,在每个环节都可能发生文本改变,并使《诗》学传承表现出时代特征。秦代焚书对文献典籍传承的影响尚属表层,对儒士思想意识的影响更加深刻。     

论司马迁的文学理论

《史记)是汉代艺术水准最高的文学著作。司马迁艺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个人的文学见解、文学主张是分不开的。本文结合《史记》内容,从文学价值观、文学功能观和文学批评标准三方面对司马迁的文学理论加以归纳分析。 一、司马迁的文学价值观 先秦时期,常说的“文、文学、文章”是指学术、学问。从今天的观点看,先秦最典型的文学著作是《诗经》和《楚辞》,但前者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教科书,     

“桓齮路奔燕”出处问题

林剑鸣同志《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第340页说,公元前233年(秦始皇十四年)的秦、赵大战中,“秦将桓齮由于失败,畏罪逃奔燕”。作者自注,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赵世家》”。经查证《史记》这两篇均未言及秦将桓齮败逃燕国事;先秦、两汉典籍亦无此种记载。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171页云:“(公元233年)赵派大将军李牧向桓齮反攻,大破秦军于肥,把桓齮打跑了。”杨氏于此加注:“(《史记》)《李牧列传》也     

《史记》在目录学上的开创之功

在《史记》一书中,虽然司马迁没有明确提出目录分类的理论,但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司马迁却做了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出于叙述人物和说明材料来源的需要而著录大量书籍,并以老子和儒学的流传为例考辨学术源流,对后世目录学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容貌考辨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述了秦始皇的容貌:"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后人对此均无异议,甚至加以想象发挥。可是,据《太平御览》引《史记》文,证以相关典籍,知今本《史记》此句为讹文,原文当是"隆准、蜂目、鸟喙,豺声"。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主旨及存在的问题——兼论汪春泓《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确存在着一些可疑之处,但在全文中是次要的,远不足以怀疑此传的作者。屈原的行事不见于传世的先秦典籍,司马迁所能得到的材料较少,还有传说的材料,本身即有矛盾和可疑的地方,司马迁秉持"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史记·三代世表》)的史学态度。此传采录了刘安的《离骚传》,但都经过了司马迁的批判,这充分表现出他的理性精神。司马迁在此传中多发议论和感慨,这是在屈原材料缺乏且与屈原相互同情的情况下,符合《史记》的基本体例。汪春泓认为,司马迁未为屈原与贾谊作合传,只是写成《屈原列传》,可此传遭到了刘德、刘向的有意窜改,而成为今本《屈原贾生列传》,主要表现忠君守节的主旨。笔者不能同意此种观点。     

从西汉文献类型看《史记》体例之来源

司马迁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书写模式。但如果溯流探源,则《史记》的各种体例都不同程度具有早期渊源,司马迁是在早期文献的基础之上,赋予旧有文献形态全新的形式和功能。《汉书·艺文志》和出土简帛文献为理解战国秦汉之际文献的类别和形式提供了新的视角。探究《史记》本纪、世家、传、表、志各体文本组织形式、文本功能及其与早期文献之间的关联,可为理解《史记》的史学范式及司马迁的史学创造提供新的角度。     

伏胜与《尚书》研究

伏胜与《尚书》研究华友根秦代博士伏胜是《尚书》专家。秦始皇下令焚书时，伏胜将《尚书》藏于墙壁内。后来，陈胜、吴广起义及楚汉相争，天下大乱，伏胜颠沛流离，所藏《尚书》也散佚。到刘邦统一天下，社会稍为安定，伏胜寻求其所藏之书，已散佚数十篇，仅得２９篇，这...     

剑和刀——中国古代兵器丛谈

公元前二○六年,项羽率领的四十万大军宿营新丰鸿门,刘邦迫于形势,不得不到这里来见他,于是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里用生动的文笔记叙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现在我们看一下宴会开始后的情况吧。宴会开始,宾主入坐“项     

从比较史学论《史记》和《汉书》

《史记》、《汉书》分别创纪传体通史和纪传体断代史 ,但它们都记载有秦亡汉兴到武帝时期 90多年的历史 ,具有可比性 ;从对项羽、陈涉等人物的评价 ,可见司马迁、班固史观的差异和优劣。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