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进化与异动:合作社对乡村借贷关系影响分析——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乡村信用社为中心

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成效是与国家权威及政府官僚机构对此的认同度成正比的。20世纪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乡村合作事业,因基层政权“趋利性”及村落精英“痞化”和他们在利益驱动下的“寻租”行为(乡村社会仍为乡绅土劣“旧式精英”所控制),导致合作社受到现存政治制度制约,且易于“移植”甚至是对既有政治制度做合作社内的“复制”,使得乡村借贷关系上出现了进化与异动两种局面并存的景象。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国家权力合法性实现在乡村社会出现了障碍。但应该肯定的是:信用合作社从一个方面代表着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乡村金融现代化方向;同时它的存在也打破了高利贷一统农村资本市场的格局。     

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材基层政权组织变迁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国家经纪体制”下的“乡镇自治”、“国家全能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早期为“议行合一”制度)和“乡政村治”下的“村民自治”三种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随着传统农业财政体制向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相应的治理体制改革,本文认为对此应在转变政权职能、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统一财政体制与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

依靠乡村富民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参与乡间基层社会的管理,是两宋政府的统治理念之一。这一制度在 实施中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尤其是在乡村税收、治安管理等方面较为显著。但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居 乡富民不但有"豪横"和"长者"两种社会形象,更多地则为自己的生存状态考虑;二者兼有,应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常态。     

“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

本文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国家法律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过程.认为伴随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权下乡"是"法律下乡".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政策整合向法律制度整合转变,以求建构统一的法律制度共同体.但起源于工业和城市社会的现代法律下乡,与根植于乡土传统的农村社会遭遇着碰撞和困惑.在现代国家建构和乡土社会变迁的双向过程中,乡土社会呈现出双重法律制度整合的状况,并需要加以制度性整合.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

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是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型态差异方面的最好描述.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在西方蔚为壮观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却成为政府"强制性"变迁下的"逆向运作",发展也远不如人意.要扭转此种境况,至少有一点是必须的:农民身份的职业化、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否则,所有一切变革农村的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是近年来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两大视角,晚清时期的乡村动荡、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嵌入的初步尝试、共产党政权下乡村社会的“国家权力化”努力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多学科知识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了众多新成果的问世,其中华北、江南、华南的区域性研究最为深入.但社会实践与制度构建的背离、历史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与政治社会学的宏观研究的疏离、乡村社会物理机制的研究与乡土人群群体意识研究的脱节,也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疏漏.     

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由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构成的政权组织体系则是实现权力集中和渗透的必要条件,由此开始了"政权下乡"的过程.传统社会实行"县官治县,乡绅治乡",国家治理是"无根的统治".20世纪下半期,由于底层经济社会的变革,使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扎根.但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也面临基层官员自我利益扩张造成政治阻隔等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清代中叶直隶地区乡村管理体制——兼论清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清代中期赋役制度改革以后 ,地方基层组织及管理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革。保甲组织逐步取代里甲组织。国家不仅对农民的编户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注重管理为国家提供赋役的“在籍”人户 (即编审册上的人户 )变为注重管理乡村中实际居住的人户 ,而且对乡村实施更严格和更直接的统治。清代中期以后 ,在保甲体制下 ,村庄负责人———乡保、牌甲长从普通的中等农民中产生 ,保证了州县政府能够顺畅地对乡村行使职权 ,并通过对乡村负责人严格控制与压榨 ,实现对乡村的统治。乡—村结构构成了地方基层的主要组织形式 ,村庄成为国家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 ,国家政权透过乡和村庄的职役 ,掌控村庄和农户 ,乡村职役出现行政化发展趋势。国家政权与基层乡村社会结合比以前更加紧密。     

“政党在乡”:执政党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转向

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地方乡绅实现的。晚清以降,随着士绅的分化与消失,乡村政权式微,而国民党的政党下乡以失败告终。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政治动员、革命与改造等方式实现了政党下乡的成功。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出现了"内卷化"困境,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切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坚决而适度地矫正和去除行政化倾向,通过吸纳"乡土精英",动员和组织"新乡绅"力量,使党的意志真正被乡村社会和群众所接受,实现"政党下乡"到"政党在乡"的转变。     

“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

本文认为,国家力量向乡土社会渗透,进而对传统的分散落后的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般趋势.除"政权下乡"等一系列国家控制性渗透外,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国家渗透方式,这就是通过"七站八所"等机构,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在服务中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正在进行的乡镇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取消"七站八所",而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服务重新建构国家权威.     

论现代乡镇制度的构建

乡镇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构建现代乡镇制度,这是国家社会化转型的基本要求.依据国家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对比和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各地的乡镇体系构造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镇政"、"乡派"或"镇政乡派"等不同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离不开乡镇权力结构的重构和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合作.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构建现代乡镇制度关键是重构乡镇权力,使之形成"官民"二元一体的权力结构,最终建立和谐、民主、合作的现代乡镇治理格局.     

知识分子"下乡"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困境——对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的解析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社会日益落后的现状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一部分知识分子带着重建乡村社会的理想"下乡",并在20世纪30年代与国家政权改革县政的政治追求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县政建设的潮流。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科学的西化"和"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等方式对乡村进行改造,却又因近代以来国家政权的长期不合理而导致的乡村社会转型内驱动力缺乏的困境,最终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乡村。     

建国初期乡村政治重建与灾害应对——以河南商水县救灾为例

乡村农户无力抵御频发灾害的侵袭,旧政府(权)既不能有效救济灾民也不能领导他们自救.而共产党新政权在乡村政治重建基础之上形成的政权下乡与党团下乡、工作队下乡、宣传下乡、群众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以及党--国家对生产的干预与扶助,使政府对灾民不但能实施直接性的救济措施,而且能积极领导、动员灾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并取得显著成效.但运动式救灾并非完美无缺,其中折射出来的一些问题--民间自由借贷死滞、灾民副业生产中的外部"不经济"现象等,也值得思考.     

中间群体: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

在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中间群体。其产生,或源自天然,或应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需,带有国家政权或乡村社会或兼具二者的秉性。其产生后,与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均展开互动,对二者的影响或强或弱,或协同或冲突,进而作用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进。在互动中,有限的空间、独立的意志和自身的能力三者制约着中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对中间层的分析可以丰富"国家-社会"理论范式。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国家政权的大胆尝试--上海市民政府探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对未来国家政权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创建市民政府中得到了实践.共产党人领导武装起义的胜利,证明了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之一;上海市民政府的创建以及"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表明了共产党人在通向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     

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据地农业合作社的绩效分析

1942-1945年间,陕甘宁根据地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措施,而不仅仅是革命危急形势下的应急之举.从整体上看,它是中共创新地利用乡村互助合作生产的传统,以合作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此举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广大民众通过合作社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参与中形成了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中共逐渐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