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的理论源流、反思与现实路径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文化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中国文化治理有着迥异于西方的逻辑起点和社会环境。在中国推进文化治理过程中,应从“怎样治理”与“什么文化”两方面对源起于西方的文化治理理论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进而从理念和方法两个层面“道器一体”确立中国文化治理的现实路径。因此,在理念上,要立足中国实际,明确社会转型期文化治理的特定文化内涵;在方法上,要借鉴他国经验,充分利用好博物馆、艺术馆等文化空间。唯有如此,才能在“文化入心”基础上最终实现文化善治。     

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本土思想资源的可能贡献

本土思想资源对于社会工作的知识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可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智识支持;它也会为反思华人社会的社会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框架;从更为广泛的意义而言,它可能为建构一个本土性和世界性兼有的社会工作理论提供基础.     

理论取向、核心议题与路径选择:社会冲突理论本土化探讨

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在我国的应用,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本文探讨了社会冲突理论本土化的理论取向、核心议题与本土化路径等基本问题。社会冲突理论的两大理论传统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我国的社会冲突研究需要树立分析、批判兼顾的理论取向。社会冲突理论本土化的核心议题是增进冲突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包括解释、规范冲突现象,化冲突为社会革新和进步的动力等。从中国经验中总结和发现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冲突理论是社会冲突理论本土化的必然路径,只有建构起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本土冲突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冲突理论的本土化。     

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

中国农村治理一直是社会学界重点关注的主题,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学界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于中国农村治理的研究经历了理论范式的诸多变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主要有极权主义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市场转型理论、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等,这些理论都为分析中国的农村治理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从整体来看,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变迁是西方社会理论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即不断引进和调整新的理论框架,以适合中国农村的特质.对于这种理论变迁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农村治理研究的内在理路,寻找适宜的分析方法.     

论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及其目的

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份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 ,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社会的应用 ,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社会学学科的引进国 ,只有经由本土化的途径 ,社会学才能在这些国家得以成长发展 ,社会学学者才可能获得在国际社会学界与社会学学科的起源国和发达国家的学者平等地对话、交流和合作的条件     

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

21世纪是全球与中国大发展的时代,也必然是发展哲学嬗变创新的时代.走向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建构必须面向中国本土经验,以"一体两翼"的路径布展创新格局,既需要对接当年马克思关于发展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思想传统,返本开新地"接着讲";也需要在与全球发展理论积极的对话中实现发展哲学的本土化转换;更需要在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解答中,对"中国经验"与"北京共识"的哲学反思中,对中国本土发展文化的提升中凝聚为特色鲜明、风格独创的中国发展哲学.守护中国立场,倡导中国学术,基于原创精神,笔者为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全球化时代"、"中国新现代性"、"中国三个现代化阶段模式"、"现代化原点结构"、"环境支持"等系列创新见解.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环视世界 关注高端——海外史学理论译介的最新动向

海外史学理论的引进是中国大陆史学变迁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近几年来,这种引进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呈现出新的趋势,取得了不少新的令人瞩目的成果,给国内学者带来世界史学发展的最新讯息.学术期刊是研究和译介外国史学理论成果的重要园地.在期刊的积极参与和引导下,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界的影响,海外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对文明史、"历史符号学"研究引起国内学界注意.我们应当明识外来话语之利弊,妥善吸收其间的合理因子,来拓宽观察问题的视角,推动学术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与本土历史相符的话语系统,形成相对自觉的与西方话语的互动机制,整体拉动学术增长.     

个体化时代与我国社会工作的新定位

社会的个体化既使得社会成员获得了"为自己而活"的自由与责任,也催生了新型的社会矛盾,这一结构性困境亟需社会工作的介入。为应对挑战,社会工作必须在本土实践中突出个体的位置,合理调用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专业技巧,并将塑造个体性作为重建共同体的基础。同时,着力反思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创新理论,为个体化时代中的社会工作提供元层次上的指引;二是转换范式,强调个体的参与和自组织能力;三是理顺关系,将社会工作的"治理"功能建基于对个体的"服务"之上。因此,在加强社会治理的背景之下,社会工作的重要使命是:为个体谋求更为公正的制度安排,协助社会成员有效地获取身份和权利,并将个体性与公共性有机地融合。     

耕耘结硕果桃李舞东风--试论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三个贡献

作为一个学者,著书立说、创立理论并形成学派,是终其一生的追求;作为一个中国的社会学家,在本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当代的社会现实,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是其梦寐以求的抱负.郑杭生教授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历史使命感和学者良知的社会学家.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评述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     

论治理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

在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不仅其理论本身具有缺陷,而且在实践中也不断遭受挑战.因而,当将这一理论移植到中国农村具体实践中时,就必须避开其在政治倾向与文化接受性等方面的理论陷阱,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及新农村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的乡村治理应着力破解"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体制性冲突及制度性制约,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主治理、民主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轨道;提高乡村干部在村民中的信任度及政治权威,克服村干部对基层政权的权威依赖和资源依赖,有效整合家族、企业组织以及各种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实践理论与实践社会学方法探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陷人了方法论的二元纷争之中,迫使当代西方理论家重构一个新的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出现了一股新的综合复兴努力的迹象.布迪厄试图用"场域"、"惯习"、"实践"化解结构与行动的矛盾,既体现结构性、又体现建构性.吉登斯确立了从人类实践活动看待社会的理论向度,把结构与行动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侧面.他们的努力标志着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实践论"转向,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以孙立平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立足本土经验展开了富有启发性的探索,倡导一种面向实践的社会学,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历程及其内在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由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组成。作为中国本土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社会学理论,其理论建构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与内在关联。     

中外家族企业研究:评述与比较

迄今为止,家族企业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多学科交叉的系统领域,并与经济现实中家族企业管理问题的涌现紧密关联.本文通过评述中外家族企业研究的最新议题,对研究内容和理论发展进行比较,梳理跨学科研究背景下中外家族企业研究的发展脉络.文章发现,在代际传承、家族创业、社会责任和资本市场等领域萌生的现实问题,将成为中国家族企业研究的新主题;后续研究的开展不仅应借鉴西方前沿研究,更应通过扎根于中国本土情景,发展家族企业研究的中国理论.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视野、举措与意涵——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中、在本土自信的高度上来认识。《决定》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举措正是在全局与本土的综合考察下做出的制度安排,展现出了推进力量与规范力量并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现实"问题与"目标"问题共思量的鲜明特点。深入领会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理论视野与实际举措,才能够准确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定语境、关系结构以及发展方向,领会好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丰富意涵。     

国内城市群治理研究综述:文献述评与未来展望

国内城市群治理研究开始于2005年。城市群基本概念的研究为城市群治理研究奠定了基础,城市群快速发展所产生的"治理困境"和国外城市群治理理论、经验的借鉴推动了我国城市群治理研究的发展。目前,国内学界已经初步形成了城市群治理研究的主要框架和主要领域。但是在主要研究内容上对国外理论和经验的引介和借鉴较多,我国实践经验的总结研究较少;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主题有所增加,但大都限于规范演绎研究,对具体操作层面的研究较少;实证研究方法使用较少,不利于提高我国城市群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在总结我国城市群治理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     

共生思想与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伴随着"包容性发展"概念的提出及流行,学界开始尝试将这种包容性理念转化为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所谓"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在此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任何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除了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理论和经验模式外,还必须努力寻找一定的本土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支撑,必须得到包括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作用对象在内的整个社会成员的认同,否则其政策将因缺少本土文化思想的内在支持而处于无根境地。     

中国非营利组织研究述评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研究由单纯的西方概念引介和国外研究视角的模仿逐步转向本土现实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视角:市民社会视角;法团主义视角;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视角;社会资本视角;合法性视角;社会转型视角。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非营利组织兴起的原因及动力机制;基本特性;运作困境及解决对策、经验研究。今后应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1.加强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系统性研究;2.注重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本土化研究与思考;3.深化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理论性研究与创新;4.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5.强化微观性研究。     

非正规就业:理论与发展

非正规就业在全球和中国都普遍存在,但国内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非正规就业的研究.非正规就业研究的主流理论、整合理论和中国本土研究各自具有不同的发展脉络、适用范围和关注重点.劳动就业是基础性变量,非正规就业对很多相关领域的影响还有待深入的研究,存在着理论发展机会.     

"综合"、"折中"与经济学的创新——以约·斯·穆勒、阿·马歇尔和保罗·萨缪尔逊为例

"综合"、"折中"是经济学家构建自己新理论的重要方法之一。以经济学说史上三次经济学重大综合的代表人物——约.斯.穆勒、阿.马歇尔和保罗.萨缪尔逊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可以发现,将前人的各种学说进行"综合",并不是简单混合,而是可发展出新理论;将前人不同甚至对立的学说进行"折中",并不是调和矛盾,而是可实现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