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异端伦理文化再探

中国异端伦理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它与以儒学为代表的正统伦理文化相黜而立，经历了原生、近代清形态。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它那片面的执着仍给人一种全面的启示。自从官方出现以后，官方用权力所推行的伦理价值观念也就产生了，它被冠之以正统的美名而发挥着自己的工具作用，维护着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作。这种正统伦理文化在中国封建时代的代表就是儒家伦理文化，它以道德自觉、理性主义和群体本位为理论原则，建构了以“三钢五常”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和相应的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学说，为中国的封建文明立下了汗…     

儒家经济伦理与社会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的“儒家伦理不发生资本主义”的命题和东亚一些学者的“儒家伦理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假设的分析,探讨了儒家经济伦理对我国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全面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作者认为: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些所谓“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宗法经济伦理被用以救治其种种社会弊端,这反映了儒家文化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某种积极作用。但儒家经济伦理作为自然经济的产物与商品经济观念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我们在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可盲目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对待儒家文化的经验,对儒家经济伦理的痼弊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原型”

本文针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研究中的儒家化倾向，明确提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原型”是冲突式的，即主干与支干、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的活生生的对立统一体，并从自觉与自由、理性与感性、群体与个体三个方面展开了论证。     

荀子经济伦理思想论略

荀子从“人性恶”的基本理念出发,提出一些经济伦理思想。他看到社会分工的必然性,阐述了合理的分工对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促进个人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认识到“利益”调节的作用,指出利益纷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提出以“以义制利”的思想。他还将儒家伦理融入到商业文化中,推崇商业诚信,倡导群体和谐。特别是,他提出“圣王之制”、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关注民间：传统伦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在两者的共时关系中,民间伦理虽然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并受正统教化伦理的影响与指导,但由于它拥有最广大的民众基础,并切实地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因此不仅没有被正统教化伦理完全同化,反而以其自身强大的亲和力和无所不在的渗透力,通过对正统教化伦理的异质言说,显示出边缘对主流的反向同化作用和自身的相对独立地位。因此,要想接近和描述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原型”,就绝不能忽视民间伦理的存在。由此也就决定了,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研究,不仅要重视传世经典的爬梳和整理,而且对来自民间的各种思想素材,尤需格外关注。     

论道德和伦理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在西方文化中,尤其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道德”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性自由的定在,“伦理”则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道德”主要是由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论证和阐发的“得道之‘德”’,“伦理”则主要是由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学者们所阐发和构建的社会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伦理”高于“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则是“道德”高于“伦理”。     

从宋明理学理欲论看儒家伦理重心的转向

伦理思想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在儒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伦理思想同其它别的思想一样,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从其中一个方面———伦理标准,论述从先秦到宋明,儒家的伦理标准的变化。先秦儒家以“仁、义”为最高伦理标准,而到宋明儒家以“去欲”为最高伦理原则。从“仁、义”到“去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体现了儒家伦理重心的偏移。     

中国传统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契合研究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千年流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简明凝练。二者紧密相联。中国传统伦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创新性成果。在新时期,弘扬优秀的儒家伦理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二者的结合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     

虚静求道,自事其心——读付粉鸽博士《自然与自由：老庄生命哲学研究》

对人生的思索和探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也是其研究的核心问题。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和代表,儒家和道家给予人生以不同的解答。儒家注重人生的社会取向,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以社会伦理价值的实现为人生之最高价值,在追求社会价值的过程中逐渐将人本身遗忘了。在寻求道德伦理完满的背景下,出现了以道德决断生命存在的伦理专制,使现实的人生不得不服从于抽象的规范,真实的生命存在被遮蔽甚至被扼杀。而道家由于特殊的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在实体价值层面的最大特色是司法的宗法伦理理性。“经义断狱” ,充分体现了儒家之礼对中国古代司法活动的影响 ,礼治主义成为中国传统司法的最高原则 ;“德主刑辅” ,着力提升道德在中国古代司法中的重要性 ,深刻反映了传统司法的德治主义精神 ;“御笔断罪” ,形象地表现了皇帝对司法的控制 ,透视出中国传统司法中皇权至上的实质和鲜明的人治主义色彩 ;“和谐与无讼” ,代表着传统中国人对诉讼司法目的的理想追求 ,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最高的价值理想。     

“礼崩乐坏”与“纳仁入礼”——以《论语》为中心的法理解读与现实思考

在当今“法治”语境下,关照历史与现实的社会问题,对《论语》做出的一个尝试解读和法理学思考认为：为维系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儒家所推崇的“仁”学乃是一个至大至刚的概念,历史地看,它始终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困境：一是“仁”的实质内涵难于明确昭示,二是“惟仁者宜在高位”的理想无由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制度。这也就是传统文化内在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历史上的“礼崩乐坏”的深层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今天,这也是今天的法治建设不能回避的问题;并且,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秩序应当得到今天法理学的重视,传统文化的认同具有重要的法学意义和现代文明意义。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其现实意义──《先秦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系列论文之六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以孔子、孟子和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义利现则奠定了整个儒学乃至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义利思想的基础。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和看待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对现时代的正月两方面的影响,不仅有助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挖掘和研究,而且有助于树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价值观念,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是由孔子肇始,经盖、苟续成的。其所谓的“义”,是以宗法礼制或宗法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的。其所谓的‘乔心则主要是抬物质利益或个人…     

儒家思想和现代化——新儒家商兑

<正> 儒家思想和现代化的关系,这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讨论得很多,尤其是新儒家探索的中心问题。新儒家在海外是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思潮。他们坚信儒家思想在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中,仍然有它的价值生命;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与中国现代化不但没有冲突,甚而还是中国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历史动力。他们为此曾有许多论述。如果说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这些新儒家的“中坚人物”,主要抉发儒家传统文化的生命价值,肯定儒家伦理精神有着普遍的永存意义;那么年轻一代的新儒家学者则把儒家     

哀敬两尽：从“君视大敛”看君臣、父子伦理的情感内涵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论传统健康伦理文化在健康乡村建设中的价值

中国传统健康伦理文化是人们在乡村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以德保健、以德养生”理念就是生活的结晶,它致力于维系人体内部环境及人身处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的和谐,对传统社会乡村民众的养生保健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全面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的当代,传统健康伦理文化可引导乡村居民强化健康的自主意识、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适时预防疾病等,以凸显其当代价值。     

中华民族若干传统伦理精神论略(之一)

在东亚大陆这块优越而又封闭的辽阔土地上，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了君主专制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含有一定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而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塑造了注重人伦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德性文化”。因此，在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土壤中，相应地培植起了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一系列基本精神。家族主义精神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是“国家”的基础。在宗法社会的家庭制度、乡村制度下，生发出中华民族传统伦理中一种特有的根本精神——家族主义精神。（一）家的价…     

论“士孝”的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士孝”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尽孝道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义务。就《孝经》而言，儒家的孝道思想体系是有次第、层级的。对比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孝的内容，“士孝”具有独特的伦理意义。在“善事父母”方面，“士孝”具有普遍的赡养义务，对双亲具备爱、敬、顺等特殊情感；在“为教以孝”方面，“士孝”不仅要协调内在的家庭、家族和睦关系，更要将“孝”的内容外推于社会、国家，从而实现“移孝作忠”的政治转型。在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我们应借鉴中国古代“士孝”的伦理意涵，为当今社会新型家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毛泽东哲学与中国道德价值秩序的重建

1 近代以降,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传统文化陷入了全面的“意义危机”。这种“意义危机”按照美籍华裔中国思想史学者张灏的分析,包括三个层面的“精神迷失”。首先是“道德迷失”, 原先行之有效的儒家道德伦理已经全面失范,如何建构新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秩序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是“存在迷失”。人生在世,必须确立一套终极价值信仰,借以解答一些人生的形而上问题。儒、释、道三家都曾向传统中国人提供过各自的宗教性的终极意义信仰,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儒门淡泊衰微,“内圣外王”式的人生境界被认为不合时宜以后,中国人向何处去重新寻觅生存的意义?再次是“形上的迷失”。西方科学曾成功地解答了外部世界的“什么”和“如何”的问题,但对世界的“究竟     

Ancient China＇s Legal Tradition and Legal Thought

中国古代法制历史经过4000多年的发展而从未中断。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法律传统,比如重农主义的法律传统、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重伦常的伦理法传统、多元一体的民族法传统、德礼为本的儒家化的法律传统,等等。这些法律传统是以深厚的法文化的积淀为基础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时也受到中国固有国情的影响——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多民族的国家结构、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状态等,也都给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