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寻租及其规制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中国的权力寻租现象较为普遍，主要原因是资源有限、对政府权力制约疲软、社会伦理和经济伦理的缺失、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落实可持续发展，实现有限资源充分利用、合理分配；通过完善政府的运行体制，实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发展社会主义伦理价值观，实现经济伦理回归本位；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实现权力在合法轨道运行等来规制权力寻租。     

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内涵和根源

对政府官员权力寻租行为的内涵进行探讨,认为权力寻租的本质是追求实现各种权力和制度的价格。然后对权力寻租的根源从思想、机制和现实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了一些应对的办法:通过教化,弘扬人性善的一面,从思想深处根除权力寻租;推进改革,完善制度,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提高政府官员收入,增加权力寻租成本等,以寻求解决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有效途径。     

浅论政府自利性扩张及其控制途径

政府的自利性具有扩张性特征,如果不加以遏制,可能导致＂权力寻租＂行为的盛行,削弱政府的执行力,影响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并造成部门利益法制化和群体腐败的严重后果。因此,只有通过构建有限政府,严格控制政府自由裁量权,建立和完善引咎辞职制度,坚持行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加强体制外监督,降低行政消费水平等途径,才能有效地遏制政府自利性的恶性膨胀。     

论警察权力寻租性腐败的产生及其制约

权力具有公共性,但公权力的运行往往会偏离公共利益这个目标,演变成权力行使主体谋取私利的工具,导致寻租性腐败的产生。按照现代的寻租理论,通过对警察权力1寻租实例的解析发现,只要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政府干预存在,就会有经济租金的产生;只要有经济租金的存在,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因此,对权力寻租的防治应当从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控制租金的产生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     

我国房产税试点的经济伦理意蕴

上海和重庆试行的房产税政策体现了公平正义、社会责任、义利关系的经济伦理意蕴。首先,房产税有利于降低房价,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正义;其次,房产税可以稳定我国各级政府的税收来源,使其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最后,通过房产税政策,有利于购房者形成理性的住房消费观,规范开发商的投机行为,杜绝各级政府权力寻租的发生。此外,社会法治环境的完善也是包括房地产市场在内诸多市场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从缺陷中探讨政府权力制约的完善策略——以十八大后省部级落马高官案例思考

由十八大后省部级落马高官案例分析产生思考,对我国政府权力集中又缺乏制约的根源进行分析,力求通过经济手段、分权制度、问责制度和管理伦理等策略来完善我国的政府权力制约机制,使政府权力特别是行政首长的权力得到有效制约,防止我国政府权力的垄断和膨胀现象发生,提高我国政府的反腐效率,以使我国政府的权力做到“权由民而生,权为民谋福”,构建一个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和安定和谐的政治社会环境.     

有限政府还是有效政府: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

自然权利理论、人性假设逻辑和有限理性理念,共同构成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自然权利理论奠基于个人权利至上、权利让渡和有限政府三大递进原则,最终证成了"以权力制衡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去恶路径。基于人性善恶二重性在公共权力上的增殖发用,我们获得了政治哲学之道德判断基础;但无论哪种人性假设,其单向度发酵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都是不自足和不完善的。对人类认知能力和智性范围的断限,创制出与无限理性理论和全能政府实践截然相反的有限理性认识论与有限政府运作模式。面向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的人学基础考察,与其说是为了适应"全面深改"阶段的中国政治社会新常态,不如说是为着更多新的、有价值的政治思想资源和政治制胜方法论。     

有限政府的内涵辨析

有限政府的“有限”是指政府权力的有限，政府职能和政府规模等均不应该成为衡量其“有限”的维度。社会契约论和人性本恶的人性假设说均从约束政府权力的维度来论证有限政府的合理性，它们构成了有限政府的理论基础，而经济自由主义却将有限政府的“有限”扩展为政府职能的有限，这成为有限政府遭受批判的根源所在，也是造成有限政府难以在我国实践层面推行的原四所在。因此，将有限政府界定为政府权力受到制约，并以服务民众作为价值诉求的政府，是对有限政府内涵最恰当的阐述。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定位、错位与复位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外在法治与内在伦理精神的指引下,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行政主体一种积极限制和积极自由的统一。这种定位因行政理性的限度,"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致使权力寻租现象出现和相机抉择的时滞作用等原因而出现错位。而通过强化信息素养、厘清权力边界进而压缩寻租空间,建设责任、效能政府等方面入手,为自由裁量权的复位提供合法性前提。     

权力寻租成因的多维透析

在我国转型时期,权力寻租是较为常见的腐败现象,其成因有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因素。经济方面如政企不分、价格双轨制、经济特权等;政治方面如权力过分集中、监督机制缺失、法制不健全等;思想方面如特权思想、寻租者畸形心理等。为防范权力寻租,须在多维透析的基础上,推进体制创新,强化社会监督,加强法制建设,实施道德教育。     

国有企业改革中权力寻租行为分析及其防治

当前,国有企业权力寻租在行为主体、覆盖范围和寻租手段上,显露出一些新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一把手"权大位重,为权力寻租留下空间;管理体制不完善,给权力寻租留下可乘之机;惩罚力度疲软,降低了寻租行为的风险成本。防治国有企业改革中权力寻租行为应从几方面着手,即注重宣传教育,增强"免疫力",自戴"紧箍咒",使领导干部不想腐;注重制度建设,架起"高压线",筑牢"防火墙",使领导干部不能腐;注重监督查处,设置"警报器",亮起"红灯区",使领导干部不敢腐。     

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廉政建设

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寻租"活动,是一种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寻租＂性腐败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法则和优胜劣汰的运行机制,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加强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廉政建设,就要转变政府职能,铲除寻租的体制性基础;深化政府精简机构的改革,削弱寻租的组织性基础;改革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割断"权钱交易"的根基;强化行政道德建设,构筑治理"寻租"性腐败的思想防线;加强廉政法制建设,依法惩处腐败分子.     

试论我国行政权力监督缺位的根源及治理对策?

行政权力是公权力的核心。如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到位,则腐败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必须从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入手,才能找到其产生的根源和治理的对策。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主要表现在：正常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不到位,政党监督机制作用发挥不理想,社会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司法监督机制难以开展。因此,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其一,建立以合理设置行政权力,加快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为重点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其二,建立纪检监察部门垂直领导体制,扩大党内民主范围,完善民主党派监督的政党监督运行机制;其三,提升公众的监督能力,完善信访举报制度的社会监督机制;其四,建立跨区域的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制度,打破司法保护,形成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在四大监督机制的建设过程中,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是重点,政党监督和社会监督是重要组成部分,司法监督是根本。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权力寻租性腐败行为分析与治理研究

腐败现象的存在,其根由是权力寻租导致的,而权力寻租与租金的存在,其根由是政府强制性权力微观干预体制导致的。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发展期,政府强制性权力微观干预过多,这是导致大量权力性寻租腐败现象的根由。解决之道是:深化政治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加强权力管理机制建设并严格实施,提高权力寻租者的机会成本,构筑权力者的道德约束与心理抵御能力。     

重新发现政府：政治哲学的人学考察

自然权利理论、人性假设逻辑和有限理性理念,共同构成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自然权利理论奠基于个人权利至上、权利让渡和有限政府三大递进原则,最终证成了“以权力制衡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祛恶路径。基于人性善恶二重性在公共权力上的增殖发用,我们获得了政治哲学之道德判断基础;但无论哪种道德基础,其单向度发酵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都是不自足和不完善的。对人类认知能力和智性范围的断限,创制出与无限理性理论和全能政府实践截然相反的有限理性认识论与有限政府运作模式。无论如何,在现实条件与现有框架下述论政治合法性问题乃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必须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基本法度标尺。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伦理建构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饱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意蕴和全新的乡村政治生态预期,彰显出鲜明的政治道义追求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担当。围绕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从政治学、伦理学等角度梳理建构相关政治伦理资源谱系,提炼建构其政治伦理体系,并在分析相关风险挑战的基础上设计建构其政治伦理优化方案,以期通过以上三重建构把乡村治理的权力运行制约在“善”的笼子里,进而促进中国特色乡村善治的完善与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公共权力属性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有着双重属性,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其一,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其二,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属性。这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也可以成为谋取个人或集团私利的手段。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必须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论权力制约与根治腐败

本文通过对权力制约原理的分析认为,权力制约的适用性预先假定了现存体制下权力滥用的存在,并且权力制约只能“制约”权力滥用和腐败,因而没有触及到腐败的物质根源。权力制约本身不能根治腐败。腐败的实质是以寻租为目的的公共权力滥用。要根治腐败,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四条途径,这四条途径最终可以归结为消除税源和广义权力制约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从成本收益看腐败行为

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时期,旧的规则、旧的秩序被打乱了,但新的规则、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完善。一部分素质较低的人通过“钻空子”发了财。低付出得到了高回报,这同政府官员的高素质、高付出、低回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门开放后,外国政府公务员的高薪养廉也同我国公务员的低薪形成明显反差。一些政府官员失去了心理上的平衡,产生了权力的失落感,极易产生腐败的冲动,通过自己拥有的权力资源实现“寻租”。而一些为了求得权力庇护的     

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思考——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的视界

从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的视界审视现代大学制度,可以发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一种制度变迁、创新的过程,合理的权力结构是现代大学制度生成的关键,21世纪的大学管理必须重视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的重构,政府应由权力控制向有限政府转化、社会应由利益强制向开放转化,大学应坚持自主而实现自治。政府、大学、社会三者之间需要形成一种合理制衡的权力关系,有效制约三种权力相互渗透和“寻租”,只有建立起“商议合作”的机制,才能实现相互间的“共生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