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兼与钟兴瑜商榷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问题,最近在史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河北学刊>>1988年第6期上发表的钟兴瑜的《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定性辨析》一文(以下简称“钟文”),就很有代表性该文认为毛泽东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论述是不科学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也是不确切的。我认为,钟文所涉及的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有必要加以进一步的探讨。所以,笔者不怀浅陋,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论辩——与张绍煜同志商榷

张绍煜同志在《旧中国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到底是什么》一文(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中,对旧中国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等问题提出了看法。我们觉得,这篇文章有不少论点值得商榷。本文仅就其中某些论点谈点浅见。     

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

《晋阳学刊》1986年第1期发表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改革理论》一文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改革的理论。这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来说,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吴江同志又就这篇文章写了《关于目前社会主义自身改革的性质》一文(《晋阳学刊》1986年第4期),表示了他自己的意见。考虑到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本文打算就社     

关于正确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的几个问题

关于正确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的几个问题钟兴瑜中国近代史虽然只有１０９年，但是中外研究者发表的论著却数以千计，这在中国断代史的研究中是其他历史时代所不能比拟的。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极为特殊，关系复杂，变化奇特，令人难以辨析大有关系。就以近代中...     

关于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三个公式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刊载奚兆永同志《关于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基本公式》一文,评论了张薰华同志《论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基本公式》(载《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一文中的某些论点。本文拟就奚文涉及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看法。这里有关于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三个方程式: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开始——与徐崇温、吴平两同志商榷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如何正确理解,目前还存在着分歧,其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后,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仍是社会主义的;二、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后,即开始了全面的共产主义建设,其社会性质是共产主义的,也就是我国开始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我是赞同后一种看法的·读过《学术月刊》第3期徐崇温同志“试论‘两个过渡’的相互关系”和吴平同志“社会主义建成是否就是共产主义开始?”两文后,觉得徐文有的分析得当;有的分析不够确切,值得商榷。而吴平同志一文的基本论点我是不同意的。现将我对他们两文的意见以及我的看法提出来,与大家讨论。     

当代学术史著作评述之三

笔者近几年来主要致力于当代学术史的研究,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辑集并评述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著作,此前已发表过2篇文章,分别是《当代学术史著作评述》(载《学术界》2004年第6期,《社会科学总论》2005年第1期转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学术积累——当代学术史著作评述之二》(载《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社会科学总论》2005年第4期转载)。现将上两文发表后收集到的当代学术史著作,按上两文的分类方法评述如后。一、关于当代学术史的宏观研究1、《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4:问题意识和超越情怀》(刘大椿主编,中国人民大…     

关于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讨论综述

《前线》1962年第10期、第16期先后发表了吳晗《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短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许启賢在今年8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道德的阶极性与继承性的一些问题》,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吳晗又写了《三说道德》(载《光明日报》1963年8月19日)进行答辩。接着,《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李之畦《〈三说道德〉一文提出了什么问题》(载《光明日报》9月21日)、江峰《也谈道德的继承问题》(载《光明日报》10月6、7日),、高仲田《关于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载《光明日报》10月7日)、汪子嵩《从<水滸传>说道德问题》(载《光明日报》10月25日)等文章。《哲学研究》(1963年第5期)也发表了艾眞的《关于道德问题的几点质疑》一文,与吳晗商榷。现将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论点综述如下:     

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比较之我见——与赵建民同志商榷

本文就赵建民同志在《试论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问题》一文(载《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中的一些论点提出不同的看法。 一 赵建民同志说:“中国与西欧兴建城市的主体不同”,“中国的封建城市是由封建统治阶级建立的,西欧的封建城市是由被统治者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并不尽然。     

再论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答李廷贵、酒素同志

我们在《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见《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以下称《问题》)文中,就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问题,谈了初步的看法。认为鼓社、议榔源于苗族的母系氏族时代,本来意义的议榔不是习惯法,更不是法律。李廷贵、酒素同志《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以下称《答文》)一文,对此提出异议。这里,主要就《答文》的不同看法,谈一些认识,就教于李、酒二同志及各位读者。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研究述评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确立中国近代史的体系,而且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和怎样评价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80年代以来,史学界就如何表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主要有八种说法。     

当心实证主义陷阱——与曾永寿同志商讨

曾永寿同志在《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发表《也谈“月亮问题”——兼与李振伦等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曾文”),与拙文《量子力学和哲学基本问题》(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商讨意见。读过曾文之后,感到在关于“哲学实证化是否可能”这一问题上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拙文在“哲学实证化是可能的吗?”这一标题下所讨论的问题是很明确的,中心思想是     

晚明社会与中国文化近代化

[主持人语]中国古代社会是缓慢发展的还是停滞不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自身能否滋生近代因素,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在哪里?这些都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争论,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历史面貌、发展走向的认识,而且关系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和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而争论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明清之际的人们常说,晚明是一个"乾坤迸裂"的"极乱世界"。晚明社会发生了巨变,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晚明社会都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性质是什么,走向哪里,究竟遇到了什么障碍,它是不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讨论的。为此,《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这次《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以期通过学术争鸣和互相切磋,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谈农民战争的平等、神权、皇权思想——与刘其发同志商榷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有没有思想武器?有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是史学界有争论的问题。刘其发同志发表于《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的《试论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一文,就农民战争的平等思想、宗教与皇权主义作了偏重理论的阐发,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我们基本同意刘文关于农民战争具有平等思想的论点。不过对平等口号的年限、农民战争中宗教与皇权主义性质的记述,尚有不同看法,现提出商讨。     

生产力二要素论之探讨——与骆耕漠同志商榷

《江汉学报》1962年第3期发表了骆耕漠同志《关于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问题的研究》一文(以下简称骆文,凡从该文引证的话均不另注明出处)。骆耕漠同志在文章中批判了生产力二要素论,主张生产力三要素率。骆耕漠同志的文章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对于这篇文章所持的基本论点和基本论据,我个人抱有不同的看法,谨提出来就教于学术界和骆耕漠同志。     

休谟哲学究竟有没有矛盾(课堂讨论)

2004年第1期《河北学刊》发表了我的《休谟的经验论真的摆脱了矛盾吗》一文。同年,我在给北京大学哲学系2004级研究生讲课时,组织同学们对这篇文章展开讨论。周萌萌所写的《印象与观念之间隐含着因果联系的时间结构吗》一文,原是这门课的期末作业,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我给了她很好的成绩,后发表在《河北学刊》2005年第6期。今年,我在给2005级研究生讲课时,首先对周萌萌的文章予以回应,然后鼓励同学们对我的文章继续开展讨论。现将讨论结果整理如下,以期引起哲学界同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进而将休谟哲学的研究推向深入。     

再谈张献忠入川作战次数问题 ——答田尚同志

近读田尚同志在《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发表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初期入川作战问题探讨》一文,获益匪浅。因其中对我的《张献忠入川作战不是两次而是五次》(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一文的部分论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又觉田文所持论据尚难以服人,故写此文再论并兼以奉答。一,关于张献忠崇祯六年入川作战问题田尚同志认为:“《蜀乱》所谓崇祯六     

再论价值量的计算问题

在今年《江海学刊》第8期发表的《关于价值量的计算问题》的拙作中,由于篇幅关系,我只陈述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其中对涉及经济学界所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未详细列论。顷阅今年《江汉学报》第9期所载曾启贤同志的《劳动的社会形式及其计算、比较和分配的问题》一文,对上述拙作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又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因此,我想谈一谈个人的看法。本文只打算集中讨论我们之间主要的分歧。     

毛泽东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在毛泽东的许多理论著作,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著作中,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历史作了完整的回顾和总结,并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对中国近代历史作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总结。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析和总结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些进步的历史学家和建国后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理论依据,使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科学的历史学研究。同时,由于时代的发展,理论方法和思想认识的发展,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某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不尽科学,这就要求我们“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回顾和总结毛泽东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关系,对于我们更好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深化和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无意义。 一、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论概述与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发展线索及分期问题的讨论 旧史家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或沿用传统的治史方法,或袭用西方的一些治史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开展有关史料收集、考订或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工作,并从30年代开始,相继出版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中,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蒋廷(?)的《中国近代史》     

“两个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刍议

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两个过程”是毛泽东同志对近代史基本线索最重要、最完整、最确当的概括,全部“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包括在‘两个过程’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用‘两个过程’论的思想来加以解释的”;因此,必须坚持以“两个过程”而不是其他意见作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对此,笔者有两点不同的看法。第一点,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并未用“两个过程”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所谓“两个过程”,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以下简称原文)中的这样一段话概括出来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