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家——贺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从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哲学史家确应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家也应当是一个哲学史家.一个哲学家在考察哲学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形成超越一般人对于哲学发展历史的理解,而且可以使考察哲学史的过程成为自己思想哲学的过程.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方面真能有所建树者,大都是兼具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双重身份的学者.贺麟即是这样的学者.贺麟一生的学术活动,虽主要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同样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这样的成就与贡献,即得益于贺麟在中西哲学与哲学吏两个领域都具备深厚的学术理论素养.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的哲学史观

一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如何确定和评价哲学史发展的大势与主流?这是任何一个哲学家考察哲学史时都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受制于哲学家的哲学观。对此,冯友兰也未能例外。他用自己的哲学观去观察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对哲学的对象与范围,哲学史发展的大势与主流,提出了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看法。     

试论张岱年“问题解析体”“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的一生,以研究哲学、哲学史为志业,在与其兄张申府先生共同创立“新综合哲学”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即“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问题解析体”),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略论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晚年的冯友兰先生在恢复学术自信后 ,总结建国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教训 ,探索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新思路。他提出的关于哲学、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法等独到见解 ,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问题与对话:一种非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

哲学问题是一些永恒无解但人类精神却不得不永远追问的难题 ,由于这些难题并没有统一的终极答案 ,只有不同的解答方式 ,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不同理论通常就是这些不同解答方式的典型代表 ,因此哲学不同于科学 ,它不是线性的知识积累的过程 ,而是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无穷探索 ,哲学家们的思想作为一条条探索之路 ,相互之间不仅仅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更具有相互独立的存在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哲学的本性乃至哲学问题的性质的分析 ,将哲学家们的思想活动看作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争论 ,我们称之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 ,从而对于“哲学是哲学史”给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解释 ,意在引入一种非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     

“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简评

“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阐旧邦”是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方向,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哲学,二是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始于二十年代,直到逝世,贯穿其一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新原道》、《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下面予以简单评述。 《中国哲学史》     

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以汉代哲学研究为例

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根据对“哲学”的界说来确定史料的。但是,它所理解的“哲学”其实主要是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而概念思辨恰恰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依据这种理解,难免会忽视或遗弃某些很能体现中国哲学特色的史料,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我们从傅斯年对胡适的质疑,以及冯友兰、张岱年所遇到的似是而非的矛盾中,很容易体会到这种感觉。以往对汉代哲学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原因也在于此。考虑到中国古代哲学在内容以及载体形态上的特色,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哲学人类学,对于我们拓展在史料方面的视野、重估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深层结构,都具有启示意义,因而比较适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宗白华关于“律历哲学”的设想,也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旧史中的新关怀——钟泰《中国哲学史》中的时代隐忧

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背景下的产物。基于对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独特理解,开创了“以中释中”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该书针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史料的判别标准与范围、新史学思潮中的学术风气以及新史家对传统哲学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驳斥,体现了对新史学思潮中浮躁的学术氛围及新史家对近代西方新概念、新工具的滥用的隐忧,是对新史学思潮基于保守主义立场的批评与反思。     

优秀的哲学史家必定是哲学家——《中国哲学大纲》与张岱年哲学

文章提出三个问题:一是认为《中国哲学大纲》是张岱年先生心目中的中国哲学体系,是他研究综合出来的中国哲学的基本框架;二是根据此书,可以知道张先生心目中的中国哲学的一些特点,并有一些不足之处;最后肯定张先生是哲学家,才可能写出这样优秀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论邓小平的制度建党思想

邓小平的制度建党思想是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重大创新,拓宽了党的建设的新领域,开辟了党的建设的新途径:提出党的领导制度建设;议事决策制度建设;监督制度建设;领导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等;构成了邓小平制度建党思想的基本内容。邓小平制度建党思想是推进新时期党建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对实现党建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是我党我国九十年代末期制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施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 依法治党是加强和完善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     

论法治与德治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法治与德治是两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概念,同时也是两个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其内涵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同时又具有随着时代、条件和环境变化而不断更新的弹性.这种弹性,一方面出于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的认识;另一方面也由于不同时代法律与道德规范本身的变化.因此它们才能与世推移,成为政治思想领域经久不衰的议题和人们对治国方略恒久的思考.     

从人治到法治——乡村治理模式之变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整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基本上是在人治模式上运行,这种模式是中国乡村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法治乡村"构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有必要确立法治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并在治理模式上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变革。实现这一变革,既有赖于政府的整体推进,也须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论编辑选择与社会选择

在现代信息社会,任何潜在的传播客体要想真正进入社会流通渠道进行传播,就必须经过编辑的选择和认可,否则,创作者的私人劳动就难以转化为社会劳动,从而得到社会的承认,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在这里,编辑的劳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编辑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偶然性,社会需要这一必然,由编辑选择的偶然过程表现出来,并在此后的反反复复的选择过程中彰显出来。只要是社会需要,编辑的不选、误选和漏选就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而其选择则是必然的,永恒的。     

从目标管理到目标教育

目标管理作为一种现代的科学管理方法 ,有其独特的优点 ,也存在包括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 ,为此本文提出了“目标教育”这一新概念 ,并从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角度进行了论证。目标教育与目标管理是实现组织目标的两大基本途径与方法 ,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制约 ,理当同步运行。     

调解的法治与德治

从法治的角度看 ,由于调解不仅依据法定的授权进行 ,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　　袁翔珠　　　 　开展工作 ,因而它完全符合法治的精神 ;从德治的角度看 ,调解充分体现了道德的感召作用　调　解　的　法　治　与　德　治和劝导作用 ,所以调解是法治与德治的经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正确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就要找准“法”与“德”的结合点     

论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模式 ,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在人治的环境中诞生 ,又在与人治的艰苦抗争中不断丰富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并伴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 ,逐渐积累了最终取代人治的条件。然而 ,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毕竟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变革 ,不会一蹴而就。或许 ,理论上的成熟能够催生出真正的法治社会     

王维诗歌与朝鲜申纬诗歌之比较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歌文学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东传到朝鲜后,在申纬身上产生了很大的接受效应。申纬诗与王维诗相较,王诗体现出清新淡远、精美雅致的诗风,申诗则体现出淳朴闲淡、高洁雅致的诗风;王诗具有静逸明秀的诗境,而申诗则具有灵慧秀雅的诗境。总之,申纬善于吸纳王维的诗歌成果,以一系列追踪王维创作轨迹的会心之作,成为古代朝鲜的"诗佛"。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