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派与保守派围绕此问题进行了长期争论,最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解放农民法令,宣布带着土地解放农民。法令的文本规定有很大弹性,农民最终没能获得土地所有权。农民实际使用土地的数量减少,地力下降,增加土地的尝试也没有取得理想效果,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初亦未能得到根本改观。沙皇主张废除农奴制是顺应时局之举,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竭力维护传统,加之土地产权变动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等因素,农民土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农奴制废除之后的俄国精英与农民问题

1861年农民改革不仅是各种利益和思想斗争与妥协的结果,也是后来俄国其他改革的起点。这场改革具有多重意义,俄国精英往往根据自己的观念对其作出不同的解读,加之缺乏关于俄国农村的客观信息,因此俄国政府和社会都对农民改革的方向缺乏明确的认识。一些政府高官试图改变1861年改革的某些原则,推动农民从村社土地所有制转向农户土地所有制,但并没有成功。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俄国农业危机的出现,俄国社会和政府对农民问题愈加重视。信息匮乏阻碍了俄国精英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并未明显受到其政治信念的影响。俄国政府试图降低农民的税费并为此爆发了争论,但最终阻止农民土地流通的观点占据了上风,社会最终承认农民土地是国家财产的变种。随着国家调控经济的思想日渐盛行,俄国精英将加深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作为克服农业危机的措施。     

俄国村社制度述论

村社是俄国农村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它既是民间的民主组织，又是官方的基层行政单位，因此，村社具有二重性的职能和结构。村社大会是村社管理的决定性因素，政府的意志首先要成为村社的意志然后才能付诸实施。自身经济的脆弱性和价值规范的认同，使农民与村社有机地融为一体。村社的平均机制和社会规范限制了农民的分化，使村社能够长久地保持相对稳定。村社既有保守、封闭的一面，又有灵活、善于适应社会政治条件变化的一面；既有阻碍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又有避免农民急剧分化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面；村社既构成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基础，又是农民自治实施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斯托雷平改革对村社的影响

俄国村社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经济组织,在俄国历史中占有特殊地位。20世纪初,俄国当局的重大举措是斯托雷平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消灭落后的村社,引领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虽然改革最后并没有成功,但还是动摇了村社的根基,对村社产生了极大影响。改革促使村社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发展;激化了村社农民和地主、富农间矛盾并使农民分化问题加深;提高了青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使青年人沾染上不良风气。     

俄国1866年国家农民改革法令论析

国家农民是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中三类主要农民之一,与皇室农民和地主农民的主要区别是拥有人身权。1866年国家农民改革是1861年农民改革的延续和扩展,是将1861年2月19日法令推行到国家农村的具体实践。国家农民改革法令的出台并不顺利,是各派考量地主农民改革经验和国家农民现实后做出的稳妥选择。改革法令推行使国家农民土地保障程度降低而赋役负担依旧,改革前拥有人身权的相对优势没能扭转改革后与地主农民同样的命运。从国家农民改革的目标、改革法令的拟定、法令规定与法令落实等维度来看,这一结果在所难免。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农民自治

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自治开始实施,自治成为农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农民自治受到政府的干预极少,村社能够保证农民的基本利益。农民自治运行的基础是习惯法,农民最看重的是公平观念,其原则包括平等、集体利益优先和劳动。习惯法规范着农民的日常法律生活,农民倾向于依靠村社和集体方式审理案件。随着农民自我意识的增长,农民的法律意识发生了转变,法制观念逐渐增强。自治的调节作用极大地稳定了农民的生活。     

俄国农民外出打工与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的实质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俄国城市化水平取决于农民迁移的方向和规模,农民外出打工和转入城市等级问题是理解俄国城市化的关键所在。俄国农民向城市迁移的进程缓慢的原因很多: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身份证制度严格限制了所有人的迁移,尤其限制了农民的迁移;村社制度通过连环保义务有力地约束了农民的出行,农民必须服从村社的监督;农民在经济上和血缘上与农村保持着天然的联系,一般将外出打工视为权宜之计;外出打工既冲击了村社的宗法制度,又有强化农民经济、延缓农民分化的作用。     

都市村社共同体——有关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

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与城中村相伴生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这种组织化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进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社会空间”。笔者提出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概念,为村庄研究增添了“走向终结型的村社共同体”类型。     

1861年改革后俄罗斯农民的私刑研究

私刑是农民审判的一种形式,是受害者根据习惯法对被告的私人惩治.私刑是由俄罗斯农村的村社制度决定的,并与农民的公正观念相符.农民对盗马贼、纵火犯、巫师和占卜者的私刑惩治十分残酷,致使受惩治者非死即残;主要以公开的羞辱方式惩罚村社成员的小偷小摸行为,让窃贼游街示众和从事公益活动;对失节妇女的家庭私刑惩治兼具家庭暴力和公开羞辱的特点.私刑是维持村社内部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巩固夫妻间的忠诚,防止犯罪和调解社会关系的手段,有时也是迷信的结果.     

资本主义时期俄国农民土地问题症结何在

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面临诸多土地问题,简单地将这些问题归结为农民缺少土地并不可取。实际上,俄国多数农民并不缺少土地,份地实行村社集体所有、份地需要长期持续赎买、份地经常被重分才是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下乡:进路、逻辑及推进路径——基于广西百色市“农事村办”的考察

“农事村办”公共服务模式始创于广西百色市,其注重服务端口的下移和服务内容的村社化,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体现了后税费时代国家对村庄社区化治理及基础性权力再建设的努力.但公共服务下乡并不仅仅是运行机制问题,亦是资源分配问题,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下乡,应加大资源下乡力度,并调动村社集体和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对农村土地承包期的思考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一基于防止乡村干部腐败、防止村社集体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的考虑,在实际操作中却有可能固化农村现有的人均占地不均状况,并可能进一步瓦解村社集体、瓦解村庄共同体的认同、瓦解村庄伦理。对此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需要有关方面审慎的再思考和探索。     

旧上海的俄国侨民

旧上海的俄国侨民汪之成一、早期俄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期起，上海为俄商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搞茶叶运销的主要中转站之一。汉口的俄国茶商为处理贸易业务常去上海，并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因而就成为上海最早的俄国侨民。１８６０年俄国政府在上海设立了编外领事馆，首任领...     

如何做到耕者有其田

当前中国农民已经高度分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农村人群是那些仍然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耕者.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且同时也是村社集体成员的耕者,往往也是农村中的弱势群体.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力的后果,往往是给了农村强势群体权力,而对农村弱势群体不利,且可能使耕者的耕种更加不便.要做到"耕者有其田",就需要给村社集体一定程度的调整土地利益分配的权力.     

1986—1992年东盟国家外资投资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一、历史发展过程的回顾 战后,许多取得了政治独立的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在50年代曾经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来取得发展经济的外汇资金。1960年10月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先后减少与停止了经济援助,这些发展中国家便转向依靠贷款,并于60年代中期以后转而采取积极引进外国直接资本投资的政策,以缓和外汇与外债的负担。印度尼西亚于1967年1月颁布了《外国投资法令》(1967年第一号法令);菲律宾于1967年9月颁布了《鼓励投资法案》(菲律宾共和国第5186号法令),并设立了投资委员会;新加坡于1967年11月颁布了《经济发展奖励法案》,鼓励国内外资本投资发展经济;马来西亚于1967年颁布了《投资奖励法案》;1960年泰国颁布了《奖励产业投资法案》,鼓励国内外民间资本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新论

当代中国农村土地合作化运动，是在改革农村封建主义土地制度之后开始的。以山东省莱西市为例，他ffl从1947年就开始把封建地主所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农民个体所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人OJ把这次土地制度的大改革习惯简称为“土改”，实际上它是农民对封建主义土地产权制度的一场大革命。土改，使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历史已经作出结论；这次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大革命，取得了全面的成功，完全符合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当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第二次改…     

俄国农业改革的艰难推进与斯托雷平的农业现代化尝试

19世纪俄国社会的突出特征即村社—等级的封闭性使不同等级利益相左,使专制制度在实施对内政策过程中左右逢源,迟迟不能解决土地占有和土地利用问题。维特领导的财政部和普列维挂帅的内务部为制定农业纲领竞相争宠,二者围绕村社命运和解决农业危机的途径问题意见不一。1905年革命和农民运动迫使尼古拉二世接受维特解散村社的主张。斯托雷平广泛地吸收前人的建议,基本按照既定的方针进行农业改革,但因上层统治者的主观倾向性、放弃旧制度和实施改革的准备不充分以及社会对实施改革的思想准备不足而未果。     

制度革命: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

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民的第一次解放,它实现了农民翻身作主人的愿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实现了中国农民的第二次解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然而这两次解放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要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必须进行包括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土地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革命,以实现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     

农民产权认知冲突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现行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下,农民对宅基地产权的错误认知引发了宅基地产权认知冲突,最终影响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在理论剖析农民宅基地产权认知冲突形成的基础上,比较分析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农民宅基地产权认知冲突差异,实证分析非试点区农民宅基地产权认知冲突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试点区和非试点区农民对宅基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均存在产权认知冲突;试点区农民退出宅基地的意愿高于非试点区农民;宅基地所有权、抵押权能和继承权能的认知冲突都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宅基地流转权能认知冲突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防范和化解农民宅基地产权认知冲突有利于正确引导广大农村居民退出宅基地的意愿,有助于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农民产权认知冲突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现行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下,农民对宅基地产权的错误认知引发了宅基地产权认知冲突,最终影响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在理论剖析农民宅基地产权认知冲突形成的基础上,比较分析试点区和非试点区的农民宅基地产权认知冲突差异,实证分析非试点区农民宅基地产权认知冲突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试点区和非试点区农民对宅基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均存在产权认知冲突;试点区农民退出宅基地的意愿高于非试点区农民;宅基地所有权、抵押权能和继承权能的认知冲突都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宅基地流转权能认知冲突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防范和化解农民宅基地产权认知冲突有利于正确引导广大农村居民退出宅基地的意愿,有助于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