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官箴的政治智慧

中国古代官箴是以一种劝诫文体表达出来的“为官之道”。官箴文化所传播的政治智慧着眼于官吏修齐治平的内省自觉,特别重视对官僚自身道德素质的培养和业务才干的锻炼,凸显了亲民爱民的人文关怀。它们以一种独特的政治话语诠释着古代社会的治理图谱,承载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也给当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唐宋官箴与民本思想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官箴文献发展的转型期，从民本的角度看，这种转型表现在官箴书中出现了民本的专论，君箴大量出现，官箴更趋实用化。此时期的官箴在道德修养、人际关系和施政措施中都体现出了民本思想。唐宋官箴影响了后世官箴的编写，培养了官员的品格，为官员施政提供了具体的指导，这些都推动了民本思想的传播、发展与落实。     

古代中国的腐败预防——关于官箴作用机制的分析

在古代中国的腐败预防体系里，官箴的作用机制由写定——刊布——学习——践行等环节构成。写定环节，将与腐败相关的内容纳入官箴文本；这些内容可以分为两类：劝诫和指南。官箴的刊定有官方推广、私人馈赠和市场流通等途径。官吏们学习官箴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通过学习，可以弥补他们知识的缺陷，并改变他们内在的精神。     

中国古代官箴对当前行政文化建设的意义

官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为官之道.论文论述了官箴的形成、官箴的核心价值及道德操守以及官箴的不足,认为官箴精华与糟粕并存,其积极部分,如"敬畏忠"的核心价值,"清慎勤"的道德操守,对当前行政文化建设仍有正面意义.     

古代箴体文探析

箴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产生于西周初年。这种文体成立的基础是所谓“官箴王阙”,是古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箴的标准文本是从周初流传下来的《虞人之箴》。从那时以来到晚清,除战国时期一度“委绝”,代不乏作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箴体文由官箴发展为私箴,进而出现君箴。箴本是使用范围很小的应用文体,但从汉代扬雄开始,经六朝而至唐代,著名的箴体作品,大多出于文学家之手,他们往往把文学方法用于箴文写作,遂使箴体文获得浓厚的文学性,足有可观者。     

薛瑄官箴研究

本文对官箴名著《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及其作者深入研究后指出:薛瑄为明代“真儒”,提倡实学,一生实功。官箴书《从政名言》即其实功之一,其流风余韵,给后人树立了较好的榜样。     

简论官员道德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十分重视官吏道德。这一点，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大量的官箴中就可以看到。这些官箴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吏”，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对干部道德的要求和过去就有很大的不同。当前，加强干部道德建设对于防腐倡廉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清代官箴中的"清廉"之道

清代官箴是彼时为政官吏的宦海指南和行为规范,其中对为官者提出了颇多道德要求,而"清廉"一端是其再三申述的政治伦理.如何做到官员的清廉,清代官箴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途径:力倡清廉思想,营造风清气正的官场氛围,如倡导节俭,抵制贪渎,反对奢靡;极力培养与清廉相关的官德修养,如仁慈爱民、秉公去私、戒骄戒怠、慎独自律等;主张在处理政务和人际关系中要注意践行清廉智慧,无论是对待上级、同僚、下属,抑或家属,都能时刻保持清廉的观念与行为.清代官箴中的清廉之道对于当今反腐戒贪不无警示作用.     

中国古代戏曲家的文学价值观

中国古代戏曲的诗乐教化倾向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众多,其主要原因则是中国古代戏剧家的艺术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戏曲家艺术价值观的产生影响的重大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古代戏曲家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所形成的双重人格;二是中国古代戏曲家所接受的儒家传统文化观;三是中国古代戏曲观众(既包括下层民众也包括统治阶级上层贵族)对戏曲的矛盾需求。这三个方面的作用虽然复杂,却可以用一个原则将之统一。这个原则就是《毛诗序》中提出的"风化"和"风刺"。这二者的结合,形成中国古代戏曲矛盾、复杂的思想倾向。     

中国传统民事诉讼之考证

由于受到中国古代社会“无讼”观念的影响 ,我国学术界多认为中国古代社会鲜有民事诉讼。文章从中国传统民事诉讼发生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现实性三个角度论证了中国传统民事诉讼实际发生的这一客观事实     

明清时期我国基层官制的量变与质变

作为古代中国富有特色的基层官制,明至清中期,县官制度经历其最后一次渐进性发展,在县官的铨选、任用、致仕、品级、待遇、管理等制度上不断加以完善,有效地实现了制度规定、职责实现与地方社会类型的高度统一。但是经过发展的基层官制仍然没有摆脱"钱谷刑名"的核心职责,所以这一时期的县官制度仍然呈现出一种量变。晚清时代,为适应中国社会性质的蜕变,基层官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和基层官制的行政、司法权分离,传统的县官制度逐渐为近代镇(乡)官制度所取代。至此,明清基层官制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县官到镇(乡)官的历史性变革。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基层官制,传统县官制度的合理性内核仍为现代所需。     

藏传佛教因果报应说对蒙古族道德观的影响

在古代蒙古族社会 ,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主要是上天崇拜和祖先崇拜。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 ,维护社会道德的精神力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佛教伦理思想完全改变了旧时蒙古人的道德结构 ,使蒙古人他律性的道德规范转化为自律性的道德规范。本文对蒙古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藏传佛教因果报应说作了对比 ,分析和揭示了佛教道德思想在蒙古人中传播的过程及产生的深远影响     

和谐社会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应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中国古代社会历来是崇尚和谐的社会,但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时,既要从传统思想中吸取有益的思想成分,也要避免受传统和谐观中的一些消极落后因素的影响。和谐社会的制度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论我国古代思想道德教化方法的层次性及其德育功能

我国古代思想道德教化方法是一个分别从家庭、学校、社会等层面建构起来的结构严密的方法体系,解读这些在社会不同层面设计的有效教化方法及其发挥的德育功能,对于提高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仍具有积极的启迪作用。     

《论语》中君子含义的演变

孔子把君子概念由对贵族的尊称转变为对有德之人的尊称,这种转变在当时起到了激励新兴阶层自强不息的作用.但由于这种转变既保留了君子概念中的尊贵传统,又强调了内心高贵,从而在君子概念中隐藏了外在与内在之间的矛盾.君子德性成为只有少数人才能实现的贵族道德,普通民众被贬低为小人,伪君子开始出现.     

论耻感与耻感教育

耻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源头,中国人的耻感源于群体意识和"面子至上"理念。耻感教育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之重要内容,是治国理政之基本方略。在当今社会,羞耻感依然是人之为人的底线,是追求荣誉、远离耻辱的精神力量,是抵御不良诱惑的道德堤坝;耻感教育依然是明辨是非善恶、酿造良风美俗、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效切入点。     

论大爱精神的思想渊源

作为一种道德精神,大爱精神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尽管在早期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大爱精神一词并未被思想家们广为使用,但在整个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却能够异常清晰地寻找出大爱精神的思想元素。特别是在以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为代表的古代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无不闪烁着大爱精神元素的光芒,它们共同构成了大爱精神产生与发展的思想渊源。     

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生活史序言

一般来说,道德生活与伦理思想、道德理论的关系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但它们之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而且不断地进行着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中国古代伦理生活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从科学的社会发展史出发,坚持中国的古代社会从远古到清朝末,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社会形态的论断,并以此作为“主要经线”,以家庭婚姻道德、政治行政道德、社会行业及不同阶层的道德为“主要纬线”,围绕着一定时期人们的行为准则及道德规范这个核心,来构筑理论框架,努力展现我国古代道德生活的原貌和它的历史演变,揭示出其中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论《孝经》对“中韩”道德发展及其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意义

《孝经》及其蕴涵的孝道孝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精髓之一,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形塑了中国古代的道德文化,化育了中国人的人格品质和行为范式,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近邻尤其是东亚的朝鲜民族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取向,成为中国和韩国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和西方个体本位价值观念的冲击,克服现代文明病,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