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炳与谢灵运:从佛学到山水美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绘画和诗歌领域,山水作为创作题材,成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山水审美成为主要审美意识。宗炳的《画山水序》是第一篇山水画论,在美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谢灵运是山水诗的代表人物,其山水诗作体现了具有时代色彩的山水审美范式。宗炳和谢灵运又都是修养精深的佛教徒,都有影响广泛的佛学论著。宗炳和谢灵运都和当时著名佛教领袖慧远有很深的关系,并且师事慧远。慧远作为"神不灭"论的代表人物,对宗炳和谢灵运都有颇深的影响。慧远所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本身就是山水审美的典范之作。宗炳山水画论中的"山水有灵"观念及谢灵运的"顿悟"都与佛教有深刻的联系。宗炳与谢灵运从慧远那里汲取了"神不灭"或"得性体极"的佛学观念,并在山水审美方面有了独具创造的发展。     

论谢灵运与佛教的关系

以开创山水诗而著名的南朝诗人谢灵运,因一生好佛,而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谢灵运礼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积极从事并参与各种佛教活动,诸如欲拜慧远为师、改编北本《大般涅槃经》、为《金刚经》作注等;(二)旗帜鲜明地赞许并支持竺道生提出的“顿悟成佛论”。谢灵运频繁的崇佛活动及其佛教信仰,不仅影响了他的思想变化与发展,而且也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     

佛教对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影响

谢灵运是我国古典山水诗的奠基人。他的山水诗不仅清新明朗、富丽典雅,而且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理趣"。谢灵运虽然兼收并蓄儒释道三教思想,但是,其以佛教为旨归的思想倾向是相当明显的。佛教思想对谢灵运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佛教的般若性空、涅槃佛性以及弥陀净土等思想,在其诗歌表现形式和意境创造等方面均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东晋南朝陈郡谢氏政治行为探析

本文以东晋南朝陈郡阳夏谢氏家族子侄的政治行为为研究对象,结合<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资治通鉴>等史书及出土文献资料,统计这一历史时期谢氏家族各代成员的官职品住,分析谢氏家族政治地位的升降;其次分类解析各代谢氏子弟的政治行为,阐释其与谢氏家族社会地位升降互为因果的关系;最后阐释谢氏子弟种种政治行为源于社会形势、家族文化传统及个体性格的影响.     

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

慧远是东晋名僧,从北土辗转到庐山弘扬净土法门.谢灵运是慧远的晚辈,年龄相差51岁,他们是忘年交.《佛祖统记》卷三六记载,慧远在庐山与刘遗民、雷次宗等18高贤及僧俗共123人结社念佛,“谢灵     

谢氏山水诗的流畅婉细——“三谢”中的过渡诗人谢惠连

文学史上有“三谢”:谢灵运、谢惠连、谢月兆。谢惠连是谢灵运与谢月兆之间的过渡。他的创作,既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模式,又开启了谢月兆山水诗中情与景相融相契的创作倾向。由此,谢惠连成为谢氏宗风与山水诗传承中的重要人物。     

慧远与山水诗的发展

慧远将佛教的世界观融入到山水审美中,追求在山水中体悟佛教的真理,形成了成熟的佛教山水审美观。在这种审美观中,佛教以无限为真实的世界观和时间性的心灵构成将主体建构为动态的生命,将云气、声响等无确定相状且具有终结感、虚幻感的物象塑造为山水景致中的前景和被关注的焦点;同时,山水审美活动也被展现为在纵深空间中进行的探索发现式的持续性进程。慧远的山水审美观通过对谢灵运的影响,不但改变了山水诗的审美方式、形式结构和诗境特征,更改变了山水诗深层的世界观和心灵构成。因此,宋初山水诗的兴起不仅意味着诗歌题材由玄言到山水的转换,更意味着士人精神结构和生命感的改变。     

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

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李炳海东晋后期到南朝刘宋初年，我国宗教界和文学界相继出现两个引入注目的潮流：先是庐山高僧慧远（３３４─４１６）大力弘扬净土法门，继而是以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大量创作山水诗。慧远、谢灵运分别作为这两个...     

慧远佛学的"寂智论"

早期中土佛教的一个常见主题是禅智并重,慧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寂智"论,这亦是其整体"法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佛学观."寂以行智"是慧远寂智范畴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命题,寂与智的对应可视为实修中的禅定与观照中的了达智慧之对应.慧远的理念是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因而,"寂智"论中一个极有意义的概念是"照",照是般若智的直观之运用,它是一种整体直观或直接体认佛法的智"用";故慧远倡言"禅智之要",亦是"照寂之谓",并得出了"照不离寂,寂不离照"的结论.当禅借助般若智达到"寂"的极致境界,智"照"的功用与视域亦得到扩展,最终,"寂以行智"亦即获得佛教中了达的真实智慧之路.作为对般若种智寂(虚)而能照(观)的一种理论解说,虚寂而能"圆照",照寂相济论实际上就是慧远独特的"寂智"观的基本内涵.总体上看,慧远的"寂智论",是基于其自身学养而使佛学契合于中国人根器的一个思想中介.     

杨时《中庸》学思想及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杨时是理学由二程到朱熹间发展的重要人物,他的<中庸>学直承二程,尤其注重<中庸>未发已发说和"诚"的思想.其政治目的在于批判王安石荆公新学,但其<中庸>思想并未完全摆脱新学影响,且受到佛教禅宗影响.     

《搜神记》之“杂传”论

<搜神记>通常是以"志怪小说"的名目为人们所接受,但事实上在<晋书>、<隋书>、<旧唐书>中都被列为史部"杂传"一类.由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出发追溯其为"杂传"之因由,并通过探讨干宝之经史观,认为<搜神记>足可为当时社会世相的实录.     

芝兰玉树山水清音——谢氏宗风与山水诗的传承

中国古代的山水诗正式形成于两晋南朝.谢氏家族中的谢混、谢灵运、谢朓叔侄三代创获的山水诗派,代表了六朝文学的一个高峰.山水诗在谢氏手中的演进与特点,与其家族一以贯之的宗风有着内在的联系.     

庐山竹木花卉文化的儒释道因素概说

东晋末至南北朝初期,儒释道的代表人物陶渊明、释慧远、谢灵运、陆修静等,开始在庐山传播他们各自的文化思想。他们崇尚自然,热爱庐山,寄情庐山景物。彭泽县令陶渊明辞官归隐,扎根庐山,身存松菊风骨,胸怀桃源理想;东林寺主释慧远与山水诗人谢灵运,忘年相交,弘扬佛法,广结善缘,心如白莲纯洁,志似孤松凌云;著名道士陆修静身居道观,广植松竹,白日迎松风采药,黄昏听竹雨著经。他们将自己身居庐山的内心情愫,寄托在庐山的竹木花卉之中,使之成为庐山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慧远的政教离即论

慧远提出政教离即论，系统阐发了佛教与政治既相离又相即的主张。他十分强调出家僧侣独立于政治，强调政教分离，同时又多方面论证佛教与政治的一致性，肯定其相即不离的关系。从总体来看，佛教既独立于政治，又有益于政治的观点，是慧远政教关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谢灵运流放广州时间及死因考

关于谢灵运被流放广州的时间及被杀原因,论者多依<宋书>本传所载.然沈约<宋书>所记令人疑窦丛生,故<通鉴>不尽取其说.但<通鉴>所记亦有纰漏,未为尽善.杨勇先生<谢灵运年谱>于其生平行实用功尤深,但对于其晚年事迹之考论亦有所疏漏.本文特参较诸说,认为谢灵运被流放广州的时间在元嘉八年秋、冬间,而被杀原因与元嘉九年益州民变有关.     

神秀慧能"呈心偈"解析——论禅宗史上《坛经》两个传承系统的可能性

自敦煌写卷面世,敦煌本<坛经>颇受重视,主流意见认为敦煌本<坛经>是最早文献,通行本<坛经>是对敦煌本<坛经>的改篡,二者是一源关系.通过对神秀、慧能"呈心偈"的分析,本文认为:通行本<坛经>以慧能一首"呈心偈"为特征,其思想契合迭摩以来的<楞伽经>传统,属于"心性不二见",主要流传于汉地中原和日本、韩国;敦煌本<坛经>以慧能两首"呈心偈"为特征,神秀的"呈心偈"代表了涅槃佛性思想,属于"心上安性的二见"思想,主要流行于敦煌、西夏、吐蕃等地.因此,就文本差异、思想倾向、流传地域等来看,可能存在着两个<坛经>传承系统.敦煌本<坛经>与通行本<坛经>属于二源关系.     

王阳明"心外无物"与佛教"唯识无境"思想辨析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多被误解为来源于佛教.虽然其看上去与唯识学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但王阳明所说的"心"与佛教所讲的"识"或"心"并不相同,他所说的"物"与佛教所讲的"境"或"法"也不是一个范畴,他的"心外无物"说与佛教"唯识无境"等理论的来源途径更不一致.因此,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从本质上、内容上、来源上以及由此展开的功夫论上都是儒家的,而并非是借鉴佛教"唯识无境"、"万法尽在自心"等说法的结果.     

庐山慧远信仰西方净土的原因探究

东晋高僧道安信仰弥勒净土,而其弟子庐山慧远却信仰了西方净土。论文从慧远的佛教活动的性质、政治态度、经历和性格志趣,以及他对禅法的自觉探求和思想上深信无常说、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说等方面,分析了慧远信仰西方净土的原因。     

朱熹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

朱熹对佛教的"心论"和"性论"分别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评价.朱熹认为,佛教"心论"是"以心观心",实际上是"裂心为二";认为佛教"性论"是"作用是性",实际上是"以气质为性";并因为这样的"心性论",佛教不分是非、不事存养.但是,朱熹对佛教"心性论"的理解与佛教"心性论"本有内涵是有距离的,朱熹并没有领悟佛教心性论的真正意义.     

读关四平博士著《中国古代文学丛论》

刘勰在谈到<文心雕龙>命名的含义时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说明"文心"是指探索作文的用心,指写文章时对心思的运用.刘勰在这里极其赞赏"心"字的内涵.陆机<文赋>也写道:"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他们都共同注意到"为文之用心"这个问题,这实际涉及到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文学作品是作家心态借助语言而外化的一种形态,作家的情志、心态倾注在作品中,形成作品的丰富意蕴和不同风格,因此,探究"为文之用心",探讨作家的心态内涵,或者从"文心"的角度解读作品的意蕴,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和启迪,会开启一个新的研究境界.关四平博士的<中国古代文学丛论>(大连出版社,1999年出版)就是他近十年来细细寻绎"文心"之作.他的勤奋、用力,加之敏悟和精鉴,使他的探讨深刻、透辟,往往发人所未发,新意迭出,洋洋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