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大义

(一)绪论春秋为孔子所修。列于六经。当时鲁国史记。本名春秋。圣人因之。表年以首事。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鲁史记仅于赴告策书。载其事实而已。春秋则依事实之善恶。而有笔削之褒贬。于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銊。故孟子目为天子之事。谓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懼。王道之正。人伦之纪。于是备矣。孔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经成。诸贤为传以释经者有五家。即公羊、谷梁、左氏、邹氏、莱氏、是也。邹氏无师。莱氏未有书。故今祇三传。公谷为子夏传授。惟左丘明受经于圣     

张载视域下的孔子

在张载的视域下,孔子固然为圣,但并非"生而知之"的"天纵之圣",而是"困而知之""蒙难正志,圣德日跻"的圣人.孔子成圣,是其道德日进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个人道德之美和社会教化之功是孔子圣人境界的两个维度,而"为去圣继绝学"的远大志向、"道不远人"的社会情怀、"抱道不易"的坚定信仰、"先事后得,先难后获"的道德原则,是孔子成圣的内在原因.孔子为去圣所继的"绝学",以"礼"为核心.虽然孔子不用于世,但他在文化、政治、教育上均有才能与贡献.张载对孔子人格的诠释意向,是张载将自我生命感受投放于孔子的人格映照,也是张载人格养成的理想基准、"以礼为教"主张的人格体现.     

圣王制作与孔子述道——先秦两汉的圣人观与孔子身份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     

读史探微

昔者孔子之修春秋也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夫游夏圣门之高弟也孔子圣无常师问礼问官不以異端夷狄为恥何以于端门受命制作之钜典于门下高足反不得执简问难赏奇柝疑哉殊不知文章之事惟自知之丁敬礼有言后世谁相知定吾交者夫辞章之学尚且如斯而况圣小垂法万世之书微言大义非讲习有素心知其意鸟容侈口而妄议也不独圣人垂法万世这书其谨严如是也即乙部之史亦莫不各有当时斟酌之苦心或直笔以在正名或深文以见义凡属良史莫不皆然南史之书崔杼则直笔也董狐之书赵盾则深文也直笔人所易知也实     

邵雍天人之学视野下的孔子

历史上,孔子一直被视为达致最高生命境界的圣人,而实成为生命境界哲学突显后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化身。但对其为圣人的所以然,人们的理解往往不一。北宋邵雍即对此有其独特理解。在他的天人之学视野下,孔子之为圣表现在:与大宇宙一体无隔,跻于天地境界;确立妙契春夏秋冬四个昊天生化万物宝藏的、浸润鲜明人文历史理性精神的、成就理想人生的《易》、《书》、《诗》、《春秋》四个宝藏;为“万世之师”,开拓出一种面向千秋万世的人生伟业。     

对孔子“三位一体”人格论的文化批判

孔子一生凄凄惶惶,历尽坎坷。这位为天地立心的圣人,本欲以已“内圣”而致“外王”,一匡天下,却因其思想学说与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冲突不容于世,不得已而周游列国,推广圣义,完成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个哲学文化体系。这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圣人,商瞿曾为其算卦,命语说:“子有圣智而无位。”夫子喟然叹曰:“天也!命也!”或     

圣之时者——孔子的权变主张

在《孟子·万章下》中，有孟子对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位圣贤言行的评论，然后总结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所谓“圣之时者”，即圣人之中识时务的人。孟子据此认为，孔子已达致集圣人之大成的最高境界。     

春秋纬与孔子的神化

孔子的神化是儒家学者将孔子从人拔高到圣继而再拔高的神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子贡是将孔子圣化的开始,孟子是将孔子圣化的完成者,董仲舒是将作为圣人的孔子神化的开始,以春秋纬为代表的纬书是确立孔子神的地位的完成者.春秋纬中的孔子在外貌上是一位集历代圣人外貌特征之大成的孔子;在具体事迹上是一位带着上天使命,生而为圣人,为汉王朝制法的孔子;还是一位能预知未来,祥瑞满身,天资聪慧的神人一样的孔子.春秋纬中的孔子形象成为了历代儒家学者心目中孔子的标准像,并影响了后世的孔子造像.     

《春秋正辞》的书法

我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庄存与的论文中,对《春秋正辞》的思想特色与历史意义作出了说明,对其书法方面却没有论及。而书法历来是《春秋》学尤其是《公羊》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果说《春秋正辞》从内容上具有不重微言,只讲大义的特点,与《公羊》学存在差别,那么,就讲求书法而言,则与《公羊》学如出一辙。从书、不书、当书而不书、不当书而书、常所书、偶所书等所谓《春秋》书法中,以推见圣人之义,是《公羊》学阐释《春秋》的特色,也是其与《左传》、《谷梁传》的区别。庄存与不仅在《春秋举例》与《春秋要指》中论列了这些书…     

阴符经解义后叙

阴符经天书也。黄帝战蚩尤于涿鹿。感天神而授此书。凡三百三十有三言。求真于洞天。问道于崆峒。得明经义。分为上中下三篇。帝后续一篇。百一十有四言。苞符露显。阐后世性命之大道也。圣圣心传。书甚隐秘。唐贞观中。褚遂良奉勅书一百二十部。题黄帝阴符经。后李筌讬为五家注。或谓经亦筌为之。筌注肤末。少言理灋。庸经之能作耶。隋志以前未见著录。故为后世所疑。然其书旨宏义奥。悉合三才之大道。出于古圣无疑。先秦之书不见于汉志者自伙。彼遗其蕴而迹是求者。几何其不泥也。宋以后注者数十家。传本互异。发挥各殊。不可殚述。辄以己意为之解义而叙之。     

庶民之"恶"与移风易俗:船山《俟解》主旨之探析

船山《俟解》通过对庶民之"恶"的刻画、对学者救世的义务和圣人教化作用的分析等来呈现他晚年的社会批判和价值关切.船山从明伦、察物、居仁、由义四方面分析了庶民的行为及由此而来的风俗之败坏和人道之丧失.船山期许学者立下希圣的志向,成就自我的君子品格,成为豪杰之士,以提振风俗之暮气,改良社会之积弊.从孔子的性习关系出发,船山阐释了"习"在造成庶民之"恶"中的作用,而圣人以人文化成天下也唯有依赖于"习",养"习"于童蒙以化"俗"正是其题中之义.     

杜预和《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左传》或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是以诠释《春秋经》的。《经》是提纲式的,其文“约其辞言,去其烦重”,按照鲁国旧史作成。顾炎武云:“《春秋》不始于隐公,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泊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非今本之《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惜乎自伯禽至惠公的一段早佚,我们无从看到,能见到的,只是隐公至哀公共二百四十二年的一部分。孔子以“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因鲁史策书成文。     

《吕氏春秋》之“春秋”义趣考辨

本文从孔子"作"《春秋》所隐含的"大义微言"谈起,探讨了《吕氏春秋》被命名为"春秋"的思想史义趣。孔子《春秋》所赋之"义",是王道之公义。孔子这一"赋义"的宗趣,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它通过融贯诸子所自以为是的"圣王之道",来构建其所悬设之"圣王之道"。它对于"整全之道"的把握,及其对"意义世界"的建构使它在价值意义的追寻上"大出诸子之右"。     

李贽的追原思维与成圣意识

文章在探索李贽思想诸多疑、难点过程中发现,李贽习惯于一种建立于怀疑精神之上的追原思维,这种追原思维实则源于其成圣意识。成圣意识使得他以圣人的殉道精神为旨归,一味追求天人之道的本真、圣人思想的本真,以真圣人和真道为师,从而一生未拜真师。李贽赞赏孔子的殉道精神却不赞成跟在孔子身后亦步亦趋,而是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出发点有二:一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便不能成为真正的圣人,二是基于庄子的万物皆有天性的物皆自是和禅宗的即心即佛的思想,以寻找各自成圣的法门,是发掘孔子的真精脉而非否定孔子。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形象

孔子认为 ,虽然圣人是至高至大的 ,但他是人 ,而不是神。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形象是他政治理想的体现者 ;同时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形象也是他对春秋社会“礼崩乐坏”的社会作出的反思和回应     

《春秋》称名管见

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这实际上是一种调和的说法。"春秋"从鲁史专名到史书通名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作,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解孔子《春秋》而作了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原名亦为《春秋》。随着孔子《春秋》和左氏《春秋》的传播,"春秋"逐渐成为史书的代名词,从而演化为史书的通名。     

孔子的自学成才思想初探

<正> 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忠于教育事业,执教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强调自学成才,是孔子教育思想内容之一,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初步探讨。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但他“作《春秋》”。“修《诗》、《书》、《礼》、《乐》”;又“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不仅是一个大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个大学问家。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明确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子贡原来认为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后来,改变了看法:“卫公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一部文体并茂的地方文献——读《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我们伟大的祖国,向以历史悠久,典籍丰富而著称于世。就史籍体裁而言,品类繁多,《四库全书》把它分为十五类,其中以编年体的发明为最早。《史记·三代世表》引《五帝系牒》,《大宛传赞》引《禹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引《春秋历谱牒》都是按年世而记注的古史。左丘明《春秋左氏传》是编年史体,杜预说它“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刘知几说,“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缺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又定“七类”以曲畅其义,使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亦杜预说)。后人或以为“圣人之羽翮,述者之冠冕”,或美其“好奇而葩”,并非过誉之词。继左氏而作的编年史有后汉秘书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