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

随着知识的分化与书籍的增多,明人关于"鸟兽虫鱼"的认识逐渐从"鸟兽草木"之学中脱离出来,形成"鸟兽虫鱼"之学。梳理明人的"鸟兽虫鱼"专书,至少可以得到35种关于这一领域的论著。以这些专书为例分析明人对于"鸟兽虫鱼"的认识,可以发现他们在认识的各个阶段都受到撰者自身的士人身份与所处士人社会的影响。因此,讨论"鸟兽虫鱼"之学与士人社会的联系,可以挖掘自然知识的社会史价值,并能从中发现士人社会在促进"鸟兽虫鱼"之学发展的同时也在制约着这一领域的进步。     

纵逸与迂怪:元末士人的狂狷精神及其现实动因

元朝衰世之际,杨维桢、王冕、顾瑛等一批士人冲决世俗的纷扰、俗务的羁绊和礼法的规约,旷达不羁,纵情逸乐,越礼任诞,愤世嫉俗,表现出一种追求自然、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放逸之趣、风流之气和愤世之情。这种颇具群体性的狂狷精神,不仅生动再现了元末士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元末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而且构成了对传统观念和社会规范的强烈冲击。     

明代志怪小说编纂的动机与体例初探

明代中后期迎来了文言小说汇编的兴盛局面,其中专收及兼收志怪小说的总集、类书、丛书就有约八十种。这些志怪集汇编者的主体是士阶层,其编纂动机体现了鲜明的士人主体性特征,如将志怪纳入格物、求道、致用的大框架;博异考证,探究未知领域;立象以寄意,托物以矩俗等。其动机的践行,一定程度上依靠所选择的类书体、主题分类体、编年体、分类与编年混合体等编纂体例。明代志怪小说汇编的文本特质与中叶以后复古思潮的盛行、西学的传入、士风的转变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地位相悖”与“身份悬浮”——生存状态视角下的明代士人社会地位刍议

从生存状态的视角来看 ,明代士人“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带有极大的虚浮性。经济与文化地位等的非均衡性与内在相悖性 ,使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主要是依赖“科举”与“仕途”———这种非现实支撑———来予以维系的。从而也使明代士人实则成为了一种悬浮于社会之中的身份人 ,这种“悬浮性”在很大程度上亦成为阻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内在根源     

政治话语与文学表达：明代台阁士人考绩序之功能及意蕴

明代台阁士人考绩序文的生成是以明初考绩制度的完善为基础的。台阁文臣的政治构想、政治实绩、官场社交都深度影响了考绩序文体程式的构建,并直接决定了其文体结构和语体选择。考绩序是台阁文人政治身份和文学能力的体现,实现了政治语境与文学表达的契合,反映了台阁文士的身份定位与价值取向,折射出明前期的颂扬模式与盛世文化。明代台阁文人考绩序文体具有多重功能,是政治运作与文体程式的有机结合。     

试论明代中期士人的标榜习气及其影响——对儒林与文苑的双向考察

无论从儒林还是文苑来看 ,热衷“标榜”都是明代中期士人的一种典型的心理特征 ,这充分体现在他们在学术上标新立异、建立门派 ,对于一己之名声和学说大力传播等方面 ,其标志便是心学的风靡、书院讲学活动的勃兴和文学社团的繁盛。在充分认识“标榜”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同时 ,还应该看到它在明代学术风气转换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刘宋士人人格调整及其意义

在社会政治格局巨变的影响下,以士族为主体的刘宋士人群体开始调整自身的群体人格,形成了柔顺与沉退、狂狷与对抗并存的人格特征,并在对正始名士人格的向往与追慕中,从不同层面表达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刘宋士人的人格调整,丰富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体系,将汉魏两晋时期相对单一的人格类型改造成复合型人格,增加了知识分子人格中的弹性因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中前期政教之迁及士人心态与文风之变

明代诗文风貌从永乐至弘治初,大体经过了台阁体由鼎盛到衰落而茶陵派、山林诗兴起的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是诗文内容由鸣国家之盛到吟咏个人性情,审美趣味从平和安闲的正则典雅到求真率性的清新自然.这主要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的权威性下降和以程朱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的松动,引起明代士人心态的关注点由国家向个人转移.     

宴饮与明中后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竞尚奢华, 士人群体中宴饮之风盛行, 宴会与酒成为士人生活和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士人沉湎于闲情酒趣、宴饮高歌的背后, 一方面表明了士人不甘寂寞、乐于交游的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 以及事功心态的弱化。本文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对这一现象予以探讨, 以便全面地理解和分析当时士人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以及他们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煮水品茗与中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后期,茶文化勃兴,备受士人及社会的青睐,在士人社会交往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频度的社会背景下,煮水品茗成为士人社会交往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以茶会友,甚至以茶交友,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而茶馆的兴盛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士人社会交往的频繁程度。在士人和社会对茶与茶人的赞美和推崇的表象下,实际上暗示着明中后期士人乐于交游、广辟游道的社会现实。     

明代宦官专权下的文学风气

明代宦官专权影响下,文人们或选择妥协依附,以获得保全;或劲直反抗,结果遭招致贬谪、致仕,甚至丢失性命。还有部分文人选择不问时政,居家归隐。士风之变,文风亦为之一变。谄诗谀文大行其道的同时,声色享乐之风亦风生水起。总之,明代文学风气的变更中有着宦官政治的明显烙印。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论晚明士大夫的润笔风气

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活跃,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松动与士人＂治生＂观念的变化,导致士人对经典化生活模式的最终背离并走上世俗化的生存道路。士人润笔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反映了士人自我独立意识的萌动,是一种合理行为。尽管其中也有消极影响,但对士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

明末清初杭州的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数量上,刊刻趋于衰落,但创作出现繁荣;在质量上,创作与刊刻都注重走精品路线:书坊主注重插图精美,刊刻精准,态度严谨,评点认真、精细。小说作家注重对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注重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关系密切。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 ,明清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 :封建社会转衰而家训发展呈现空前繁荣 ,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 清代后期 ,虽然传统家训走向衰落 ,但其中又交织着局部的开新、变革。明清家训在其内容和教化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强化宗子教育、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性教育的出现等方面。     

理论创新与实战局限:明代车战的历史考察

从明正统年间开始,明朝统治集团中屡屡有人倡议以车战抵御蒙古骑兵的入侵。在这一背景下,车战理论逐渐形成。同时,在明朝北部边防中,车战御敌的战例也频频出现,其中不乏成功者。但从整个边防角度来说,车战作用又十分有限,其理论意义远远大于实践价值。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明朝统治集团对车战未能形成共识,同时御敌于境外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战车设计的缺陷也导致了车战未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晚明社会风气异变述论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深深地影响了晚明的社会风气,使人们的价值观、消费观和审美情趣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体现着进步意义。不过,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转型时期新的是非标准尚未建立,晚明社会风气的变异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和矫枉过正的局限性。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     

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

明朝是发育比较完整的朝代,有一个主要通过社会内部的变化从凋敝走向繁荣但最终不得不衰亡的过程。明朝建立之后,经过太祖的"重典"治理,经历了成祖的"靖难",又经过短暂的"仁宣之治",国家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到明朝建国100年前后,逐渐进入到多元化社会。但是,随着多元化社会的继续演进,问题也随之产生。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腐败痼疾开始持续侵蚀着明代官场并愈演愈烈。社会的多元化推动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国家的舆论引导机制难以建立,政府的影响力日渐消退。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冲击了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政府的政策既阻碍了民间外贸的发展、隔绝了官方与海外的联系,也没有能够及时地由几乎单一的农业税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多种税收并举,从而切断可能得到的财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决策者的地域构成和民族构成,使得明朝难以制定出保护、发展海外贸易、边境贸易乃至境内工商业发展的国家财政政策,也无法制定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对非农业地区、对边疆地区海疆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保护政策。这样,当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争得更多的政治、经济份额欢欣鼓舞时,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却在悄然改变国家的最终命运。东北的女真—满族政权、西北的农民起义,夹击着明朝早已缺乏应对大规模战争能力的军事力量,明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