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发展生产力”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力理论的变迁及启示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是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国目标的需要,对于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在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锐意进取、拼搏奋斗,历经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三大历史性跨越。立足于“站起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立足于“富起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立足于“强起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的唯物史观范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与历史任务的变化,对于培育和发展生产力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发展,这些理论探索和实践是与不同时代生产关系与生产资料等的发展实际相符的,也是相互联系、一脉相承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历程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是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前提,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当前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措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     

唯物史观是江泽民党建思想的理论基础

江泽民同志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出发,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党建思想,从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到“三讲教育”,从力治腐败到高素质干部队伍培养,从“新的伟大工程”到“三个代表”等等。在学习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江泽民党建思想的理论基础。一、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分析问题：江泽民党建思想的方法论原则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已经作了精辟的阐述。他在谈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时,提出一个“中心”和三个“着眼于”,即我们“一定要以我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唯物史观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清醒地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划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科学结论,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涉及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种矛盾的实际情况     

论江泽民的历史观

文章首先建立了历史观之“体、用”架构,亦即历史观之本体与运用的价值取向。中国中古史观以“天命观”为体,以儒家伦理观念为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体、用”演化：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体,以阶级斗争学说为用;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体,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为用;江泽民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江泽民以唯物史观为体,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阐释。江泽民历史观的方法论——系统的方法。江泽民历史观之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知识背景。江泽民历史观、历史思想之社会实践：高度重视历史学习;弘扬爱国主义,推进中华民族新一轮的伟大复兴;关注并引导中国史学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以史为鉴;用其唯物史观的“体、用”架构理论来分析、解决现实的问题;等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特征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从这一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历史特征、实践特征和理论特征.一、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特征“中国如何发展”,这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重要动因,也是这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发展的思想,就不可能有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邓小平将中国的发展问题提高到时代主题的高度认识,并提出了他的“全球发展观”,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

唯物史观是“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①它不仅启示人们如何遵从历史发展逻辑去打碎旧制度，创立新制度；而且引导人们如何循着社会历史轨迹去建设新社会，奔向新未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样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入揭示中国社会乃至当代世界发展规律，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逻辑地发展的伟大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唯物史观创造性地依托和运用，内涵极为丰富，其中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则在四个方面。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的社会发展中心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社…     

邓小平对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 正是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把生产力理论视为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破除了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牢固地建立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基础之上.     

坚持唯物史观,推动生产力发展——兼谈“大跃进”失误的教训

(一) 坚持唯物史观,推动生产力不断地发展,这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一贯的指导思想。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标志着我国经过短耐期的艰苦努力,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人们进行长期的探索,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更没有现成的经验,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与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重大创新的典范,为我们全面理解“先进生产力”的内涵,敏锐把握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五大的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所有制理论的再认识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必须与这个基本国情相适应。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是对我国现有所有制理论的重新认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