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抑”策略中的民族文化折射

“扬”“抑”策略在汉语交际中的运用十分普遍,对这种交际策略的偏爱反映了汉族的民族文化内涵。“扬”“抑”策略是汉民族辩证思维方式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等级尊卑意识以及和谐价值观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新奇之美和一波三折之美审美观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乐观的民族性格的折光反映。     

神摄人治：汉语语法的真谛所在

本文从汉语语法的样态与汉民族对这一样态的把握上，阐释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神摄人治汉语观的内涵，论证了神摄是汉语语法文化精神的体现，而人治则是汉民族对汉语语法组织策略的把握，本文认为汉语语法的神摄人治是以中华文化为其坚实根基的；汉语语法学的革新在于突破置汉语语法的神摄人治于一旁不顾的旧模式，探寻能将汉语语法的神摄人治纳入其中的新范式。     

论汉英民族的句子观与汉语句子的生成

本文运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比较了汉英民族的句子观,揭示了汉语句子基本样态、生成方略和造句程序的特点及其文化原因,重点分析了汉民旋“举其纲,文意断”的句子观对于汉语句子的制约及其在汉语句子中的体现,提出了汉语句子的研究与教学要有长足的进展,必须突破源于西方人NP+VP句子观的“主谓二分”模式之束缚,构建适于汉语句子的形义有机结合之析句模式。为此,当务之急是要开展对于“义读”这一汉语句子之“表意板块”的研究。     

浅谈形象思维与汉语言文字

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每个民族则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不同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到各民族语言的不同。汉民族作为东方文明的典型代表,其形象性的特征直接影响到其所使用的语言汉语。本文通过对形象思维在汉语中的体现的研究,探讨汉民族形象思维是如何对汉语产生影响的。     

论汉字构形的整体联系性

汉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因形表意，字形是它的本体。它不仅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而且是汉民族思维的产物和思维方式的工具。以汉字文化学的理论为指导，在对汉字形体结构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汉字形体结构和辩证思维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汉字构形具有整体联系性。     

论汉语别称词的隐性文化特征

汉语别称词的隐性文化特征是指汉民族深层次的文化精神及其文化结构中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心理模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人伦观念等内容,它们又集中地体现在命名理据、构成方式和体系关联之中,并从这三个方面反映和折射着汉民族多方面的深刻而又复杂的文化内涵。     

现实关照性与交际关照性——英汉语气系统之异

运用西方语气研究中的"现实性非现实性"理论分析英语虚拟语气、英汉几种疑问及日常应酬的应答方式、汉语语气词的使用以及英汉民族思维方式差异,可以看出英汉语气系统宏观上的一大差异:英语语气的现实关照性与汉语语气的交际关照性.     

汉语表方向介词“向”的产生及产生动因

汉语中表方向的介词“向”由动词“向”语法化而来,介词“向”来源于连动结构中的动词“向”。“向”语法化的句法动因是进入连动式结构,实现了词性降类;“向”语法化的语义动因是语义的非终结性,在与连动结构里其它动词主次要地位竞争中处于次要地位,提供空间信息。“向”词性降类后形成的介词短语从语言类型学角度而言具有处所状语的特点,不论其处于动词前还是动词后。     

英汉句子结构美对比研究

英汉句子结构有同有异,然而在英汉民族看来却都是美的,因为它们符合美的法则,符合英汉民族各自的审美观念。本文拟对英汉句子结构美进行对比研究。一、平衡对称是英汉句子共有的结构美根据美学原理,对称与均衡是形式美的构成规律的内容之一。“对称这种形式美给人一种稳定、协调、严整、安全之感。”“以中轴为基准的左右对称是最基本的对称形式”。“均衡,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在形式上虽不一定对称,但在分量上却是相当的。”“对称、均衡是较之齐一更为复杂的一种惹人喜欢的形式美。”[1]英汉句子结构具有这样的形式美。根据钱冠连先…     

汉英语言对比的意合与形合

语言学界和翻译界普遍认同形合与意合是英汉语之间最重要的区别特征。汉语以意合为主 ,形合为辅 ,以意驭形 ;而英语以形合为主 ,意合为辅 ,以形制意。本文具体分析了意合形合在汉英语言中的种种现象 ,并剖析了其内在成因。本文认为 ,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 ,汉民族的综合思维和模糊思维是汉语意合趋向的能动的理性根源 ;形合特征则是西方民族依照原子哲学观和形式逻辑思维法则 ,对其语言的发展走向做出的自然选择。     

简论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

姚鼐说: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古文辞类纂·序目》) “精”与“粗”即精神与形迹,犹之盐与咸。卤咸味寓在盐中,神、理、气、味寄于格、律、声、色之内。离开格、律、声、色,就无以体现神、理、气、味;但格、律、声、色又服从于神、理、气、味的要求。     

关于“动词的附类”和“合成谓语”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及初中《汉语》、《汉语知识》(以下合称《暂拟系统》)在划分词类时,于动词的“正类”之外,设立了三个“附类”:判断词、能愿动词、趋向动词,为了安排这些“附类”在句子中的位置,在分析句子成分时,于一般谓语之外,另立了三种“合成谓语”:判断合成谓语(是十名),能愿合成谓语(能愿动词+动形)、趋向合成谓语(动形+趋向动词)。     

整体思维·散点透视·综合知解——中国古代思维之语言表象研究

语言是以特定的民族形式来表达思想的交际工具。人类思维中概念的形成、推理的展开,都需要有语言形式的“包裹”才能巩固下来,人的认识才能推进。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必然深刻影响与之相应的语言形式。我们常说语法具有民族性,就是因为各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思维反映现实要素的顺序。在世界各大语言体系中,汉语具有独特的、难以为西方民族所理解的面貌。这同汉民族的思维特征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比起西方哲学来有独特的与汉语相应的整体协调意识。我国古代研究语言所归纳的范畴、程序,所使用的概念、术语,论证的方式,逻辑思考的角度,也都同我们民族的哲学语言血肉交融。因此,从古代汉语的本身可以直接探讨古代汉民族哲学,思维的特点,从古代汉民族哲学、思维的特点也可以直接观照古代汉语的组织形态。     

荀子的气论思想及其逻辑展开

荀子的气论思想在逻辑上可分为两个序列：“自然界之气-万物-人身”与“血气-情（欲）-人性恶”。在这两个序列中潜隐着重要蕴义：自然界之气与生机（神、神明）之间的关系；血气与情欲（心理与形躯相结合的欲望状态）之闻的关系。“心”是这两个序列的交汇处，心与前一个序列的沟通，展开为“化性起伪”、修身成圣的工夫进路。心向后一个序列的倾斜，展开为心为情欲所染、心为形躯所缚。人性恶的常态体现。     

古人同构思维及其话语体现——兼论古代文论的生命之喻

汉语字词的内涵依其本质含义,按照对象的同构性、相似性,向不同层面不断延伸,此过程体现了古人的类比思维。天人合一的观念扩展了同构思维的维度,其中,以人为中心的理念、重实用、重主观经验成为古人思维和话语方式的主要特征。作为同构思维的重要类型,生命之喻在古代文论中有集中的体现,从文章形态的外在结构和完整性到内在气韵的连贯统一,展示出一个由内而外的生命结构。此外,在同构、类比的思维背景下,诸多传统概念显示出既形象又抽象的特点。     

英语无灵主语句的汉译

英语无灵主语句是英语书面语中常见的一种典型句型和独特语言现象。由于中西文化、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英汉语言之间的差异,中国学生不易理解和运用这类句子。如何使这种地道的英语句子在汉语中得到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地道的汉语译句而不丢失原文信息呢?本文通过对无灵主语的分类、探讨,总结出字字直译是没有出路的,须得灵活处理,但求动态对等,从而防止“隔涩之译”。     

论邵雍先天学视野下的理性“神”思想

在邵雍思想中,神是变易之主宰,变化为神之功用表现;太极不动为性,发用为神,实则太极、道、性与神是统一的。神是一,同时也是二,“一”更多从先天的角度来讲,“二”更多从后天“乘气变化”的角度来说。邵雍说“心为太极”,这与其“人之神则天地之神”的思想实则是贯通的;天地之神、心神与太阳、阳密切关联。与神统一的“阳”是绝对的阳,是不与坤元相对的绝对的乾元。邵雍以不可分的心神为先天、可分的形体为后天,并以先天之神为用、后天之形为体,形成了其以用为本、以体为迹的独特体用观。邵雍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释为形神关系,他所说的“鬼神之情状”强调的是神以阳之功能生化万物之表现。在邵雍看来,至人之所以能感应到他人的意识活动,因为己之心神与他人之心神,实际上是共在一个“无所在,无所不在”的“神”之中。与程颢一样,邵雍也讲生生之理,并将其与神用功能联系起来。     

英汉思维差异与中国学生的英语写作

一、英汉在造句方面的差异1.词类选择上的差异汉语和英语在词类选择上的最大差异表现在汉语多用动词表示动作 ,而英语表示动作的方式则多而灵活。汉语动词丰富 ,因此中国人很擅长使用动词 ,句子往往以动词为主 ,如“坐山观虎斗”、“借刀杀人”等等 ,一个短语或句子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的情况在汉语中随处可见。英语表示动作的方式很多 ,如用名词、介词等。受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 ,在英语写作中 ,学生不由自主地大量使用动词 ,造出了许多虽然符合英语语法结构要求 ,但却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句子。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ｌｉｖｉｎｇｕｐｓｔａ…     

汉语中反向表达的辩证逻辑阐释

从辩证逻辑的角度看 ,汉语中存在的反向表达自身就存在着很多辩证逻辑的思想和要素 ,诸如反向词类、反向句式等。这种反向表达体现了事物自身的对立统一 ,体现了汉民族“与时俱化”的精神 ,体现了汉语语言运用的灵活性和辩证性。     

“气韵”范畴考辨

本文认为 ,以往对中国美学范畴“气韵”的诠释 ,大多陷入了以精神性的“风韵”解气韵之韵、以“文气”解气韵之气、将气韵的哲学基础定位于玄学的误区。实际上 ,“气韵”源于“气运” ,是气运从哲学到文艺审美的延伸。易学中的阴阳气化宇宙论是其哲学基础 ,气韵就是艺术作品中气之运化节奏和谐的显现。“气韵”与“传神”相比 ,有神明之美与神动之美、虚静与感应、超迈与力遒的差异。在谢赫以“气韵生动”为首位的“六法”中 ,有重神略形的“物感说”与推崇形似的“写物说”的对峙、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