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原型——元明清小说戏剧的改编传播

在古代小说戏剧的传播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时代,由不同的传播者,改编为不同的体裁,传播给不同的受众。这就是小说戏剧传播中的改编传播,也可称之为原型的历时性传播。因为在这一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手段均发生了变化,只有传播内容...     

新时期小说情节结构类型透视

新时期小说情节景观色彩缤纷,情节结构是多样化的,这是我国小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结合具体作品,认为新时期小说存在着6种类型的情节结构:(1)因果分明的转换现实;(2)天马行空的心理世界;(3)形而上的象征画面;(4)仿真求实的实录风景;(5)调侃性的人生戏剧;(6)“散文化”的故事。     

从"骨相仅存"到肌肤丰盈--李渔戏剧对小说重写的原则之二

李渔“无声戏”与“稗官为传奇蓝本”的提法已明示在李渔意下小说与戏剧的密切关系 ,即异中之同。但小说与戏剧的同中之异也不可忽略 ,李渔的戏曲观念与小说观念绝不能混同。李渔戏剧对小说的重写不是简单的重复 ,而是融入了他对戏剧、小说最基本的观念。在小说细节、情境叙写与人物描摹等方面 ,揭示两大体裁的不同景观。     

论中国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

中国戏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它们在剧种、唱腔、角色、曲词等方面虽然有所演变,但中国戏曲文学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一)演员扮演人物,当众表演的特质,决定了戏曲文本的代言体特征;(二)戏曲以演员的语言、动作、歌舞来演述故事,因此它属于叙事体文学,即具有叙事性特征;(三)中国古代戏曲文学与西方近代戏剧不同,它一直保持并强化了诗剧(或谓剧诗)这一特点,以曲而歌使中国戏曲具有强烈的抒情性特点。代言体、叙事体和抒情性是中国戏曲文体的根本特征,它们三者的有机融合使得中国戏剧既有别于小说、诗歌,又有别于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近现代戏剧。     

论荒诞心理小说的创作及其价值取向

本文认为，荒诞心理小说是有别于荒诞派戏剧的一种荒诞文学样式。它的价值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否定──启发人们认识自身在西方现代世界中的荒诞处境；二是激励──强调人与荒诞世界抗争乃至超越荒诞的可能性。就后者而言，较之荒诞派戏剧更富有积极意义。荒诞心理小说偏重于创作主体对人生困境的思考和人类前途的追求，从理智上震摄人心；而悲喜剧的交织互融，则构成了这类小说的审美特色。     

古代文学领域中武则天故事研究综述

文学领域中的武则天故事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与武则天私生活相关的小说研究;与武则天政治活动相关的小说研究;其他包括抒情文学中的武则天形象,如从民俗学、心理学等角度关注武则天等。武则天故事研究缺乏系统性,还有较大开掘空间。     

敦煌话本小说叙事模式的定型

〕“敦煌学”中最具特色，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材料是讲唱文学作品。在敦煌讲唱文学作品发现以前，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难以有确定的回答，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始原问题即是其中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各家众说纷纭，笔者完全同意敦煌话本小说就是白话小说来源的观点。本文的目的即在于考察敦煌话本小说之叙事模式的定型过程。笔者认为敦煌话本小说受到变文的至大影响，但是韵散结合的变文不等于敦煌话本小说，变文演变为散文为主的敦煌话本小说的过程中必定接受了另外的叙事模式，这就是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以散文为主的说故事。因此，敦煌话本小说之叙事模式应是中国传统的说故事与变文叙事模式相结合的产物     

小故事与大历史:费宫人故事流传演变探析

受凯斯·詹京斯史学理论的启发,笔者对明末清初以来记述、评论费宫人故事的史籍、笔记、小说、诗歌、戏剧等资料进行分析梳理,提出费宫人虽然是明清易代之际具体存在而记载简略的一位历史人物,但故事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丰满、扩充、修正,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作者和读者双方的心态与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变迁过程,揭示不同文本对于不同受众的不同作用。     

明清文言小说中梦幻度化故事的传承与新变

明清文言小说中的梦幻度化故事是前代盛行的此类故事的末代余响，故事总体框架继承了原有的情节因素，但它并不是刻板的照搬，而是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其流变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变化倾向：其一是注重对现实的揭露；其二是更加注重人情的刻画。     

论清代散文的繁荣及其原因

论清代散文的繁荣及其原因王凯符一五四以后，清代散文受到了冷落，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小说、戏剧受到重视，致使清代小说、戏剧的成就，掩盖了清代散文应有的光辉。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因...     

御书赏赐的文治气象--宋太宗与唐宋御书政治文化的传承和转型

在宋初文治复兴的语境下，宋太宗不断以御书赏赐来传达崇文的政治理念。其御书赏赐的方式由最初效仿和取法唐代到突破唐代的既有模式，逐步建立自己的风格。在飞白书赏赐时，太宗将“当代”的御书故事与唐代的御书典故对应，这透露出他试图复兴由唐代的御书文化所代表的盛世意象的政治意图；而随着宋太宗与词臣们频繁地进行诗词酬唱，他创造性地用御草书诗赏赐翰林学士和两制词臣，这在后人的追念中成了宋初文治昌盛的象征。此外，宋太宗还选择抄录经史故事和儒家经典这些颇有劝谏意义的内容规鉴和引导群臣，并赏赐御书历子给地方官员不断强化皇权与地方的联系。可以说，宋太宗御书赏赐是宋代文化的一个新旧相兼的政治文化传统。     

唐代灾害奏报与监察制度略论

中国的灾害奏报与监察在经历了秦汉魏晋的发展之后,在唐代已经基本成熟,灾情的申报,官员的检覆、监察都已形成了固定的程序,在救灾中得到了执行,并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唐代的报灾制度中一直存在着救灾与中央财政控制之间的矛盾,唐政府一直在为提高受灾地方政府应对灾害的主动性和效率而努力。唐代的报灾与灾情监察制度为宋元明清救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论宋代文章总集与“传体文”文体地位的确立

“传体文”主要指文人别集中以传为题的作品,它起源于六朝,盛行于唐,而繁荣于宋。自宋代起,不少文章总集开始将传体文作为独立的文类。其中,《文苑英华》收录了南北朝以来三十四篇传体文,奠定了传体文在文章总集中的地位;《唐文粹》注意到传体文内部的题材分类以及传体文的文体特征;《宋文鉴》选取的北宋传体文更富有经典意义,凸显了北宋传体文的思想文化内涵;《文章正宗》和《续文章正宗》则通过系统的文类构建,使传体文与行状、碑志等文体的异同更加明晰。传体文在宋代文章总集中成为固定的一类,意味着自唐代以来的传体文发展得到文章家的认可,传体文的文体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元代礼失百年与明初礼制变革

朱元璋一改历代因袭前朝礼制的传统,开国之初即弃元礼不用,而另谋擘划一代礼制,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元明之际“华风沦没、彝道倾颓”的礼俗现状使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受到严重挑战,不仅为朱元璋的礼治宏图提供了反面借鉴,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礼治的治政作用,从而将礼治推到“国之纪纲”的政治高度,并且属意于创立一代礼制。朱元璋的制礼思路主要是因袭前代之制,稍加损益以合时宜,但元代五礼皆以“国俗”行之,带有浓厚的蒙古特色,严重偏离了历代相承的“礼统”,不堪新诞生的汉族政权袭用,构成明初礼制变革的根本原因。自元礼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种断裂,但以周汉唐宋以来的“礼统”观之,明初礼制变革是对元代礼失百年的一种反正,又是一种延续。     

中国韵文文体演变轨迹概论

中国韵文文体的演变轨迹,可据其发育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点分为四个时期,即先秦以草创为主要特征的文体奠基期,汉魏六朝以唯美为主要特征的文体自觉期,唐宋以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文体成熟期,元明清以叙事为主要特征的文体鼎盛期。     

论中晚唐人对屈原和扬雄的再评价——以初盛唐为参照

初盛唐和中晚唐人对屈原与扬雄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中晚唐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屈原与扬雄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导致了文学创作上的变化.由于社会环境与个人经历的影响,中晚唐人对屈原与扬雄的人生遭遇和作品多了一份同情和理解,从而在文学特别是辞赋创作上掀起了对屈骚与扬雄之作进行模拟的风气.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

北宋诗坛对唐诗模本的选择与改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步骤中:第一,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对唐诗传统选择接受;第二,在"诗文复古"运动中,唐诗范式逐渐转换;第三,伴随杜甫"诗圣"观念的变化,杜诗作为经典范式得以确立并开始被片面张扬。上述这几个步骤与方面,最终促成了宋诗的成型。     

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宋元正史在民族史编纂上所体现的境界是不同的.北宋史官在记述对象的选择上针对性较强,元修三史对民族史的记述不仅表述形式丰富,更试图全面展示辽宋金时期民族与民族关系发展的整体面貌.而宋元正史民族史撰述的各具特色与宋元两朝处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密切相关.宋所处的多民族多政权的格局赋予其民族史撰述更加务实,在民族观上受此疆彼界的影响较大.元朝多民族统一的实现,各民族一体观念的增强,造就了元代正史民族史撰述较少政治影响,更追求历史真实,极具恢弘的气度.     

“寓言”考

寓言一词在小说领域的使用,较早出现于唐代,用于批评笔记小说中的虚妄不实之作,或标示以文为戏之作的虚构寄寓性。宋元时期,开始用以特意模糊笔记小说实录传闻和有意虚构的界限。明代,开始用以更多地评价传奇小说,实际上成为传奇小说幻设虚构和寄托言志文体意识确立的标志。同时,在白话小说兴起之初,寓言随即被借用,并逐渐成为白话小说以自觉虚构和主体寄托为核心观念的文体意识发展成熟的标志。近代以来,随着伊索寓言传入中国,寓言由古代理论批评术语逐步转型为现代文体概念。     

孟浩然诗集的版本问题

孟浩然诗的各种版本具有独立的校勘价值的,当以宋蜀刻本、元刘须溪评本、明《唐十二家诗集》本（即四部丛刊本）和明活字本四种为最。孟浩然集最重要的两个版本应该是宋蜀刻本和明十二家本（丛刊本）。宋本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刻于宋代,是孟浩然集的唯一宋刻本。从种种方面来看,丛刊本仍优于宋本。衡量种种得失,校订孟浩然集,似仍应选择丛刊本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