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帮会走向社团化、政党化的原因

民国时期帮会社团化、政党化倾向显著,其原因主要有:民国后,由于周边环境出现重大变化,帮会为了生存和发展,便于向上层社会流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不得不改弦更张,其目标、任务也随之发生重大转移。此时帮会内部构成也出现较大变化,其中下层中来自劳工界、商界和知识界成员比重大大增加,他们有较稳定的职业,也较安分;其上层人物已基本上按统治者需要清洗而分化、重新整合,帮会反政府的思想和力量大大削弱。内外因素使得组建政党和社团成为帮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     

武汉抗战时期的武汉帮会

武汉抗战期间,武汉地区的帮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武汉地区的帮会可分为当地帮会和外地帮会两大部分,其活动具有主客帮会和平共处、积极支持抗战、亲近国民党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政治色彩;但部分反动帮会勾结敌伪、卖国求荣、强取豪夺、牟取私利,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危害。通过对武汉抗战时期武汉帮会的考察,可以得出两点启示：第一,帮会是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在民族抗战的感召下,绝大部分帮会最终站在了抗日的立场上。整个抗战期间,帮会在“抗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的口号下,创造了许多奇迹。第二,帮会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明显的落后性及巨大的破坏性,极易被反动势力操纵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历史进步的反动力量。对此,应予以高度的警觉,必须对帮会进行彻底改造,直至其消灭,切不可与其沆瀣一气。     

从文化视角看清代帮会结社

中国的帮会是中国社会十分重要的一个群体,它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经济原因。既往的帮会研究注重探讨组织渊源、系统流派、重要人物以及秘密社会的重大政治、社会活动。如果从文化视角对清代帮会结社加以剖析,可以发现从帮会结社的组织形式、精神信仰、伦理核心、隐语及诗句等方面,都能反映出文化对帮会结社的影响。     

新四军对刀会、帮会的争取和改造工作——以安徽地区为个案研究

抗战时期,争取刀会、帮会关系着新四军的战略展开.新四军积极推动刀会、帮会抗战,帮助解其困难,争取帮会上层,对其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逐步消除了帮会的负面影响.新四军对刀会、帮会的争取和改造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抗战力量的增加、新型抗日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条件.     

“帮会文化"略论

既往的帮会研究,主要看重于渊源与历程.本文从文化史的视野,提出“帮会文化”的概念并加以剖析,认为:“帮会文化”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帮会文化”是一种游离于中国传统大文化和小文化之外的特殊形态的亚文化;“帮会文化”是具有非制度性和反文化性的病态文化.     

中国共产党早期应对帮会问题的策略探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发展借助了普遍存在于工人阶级中间的帮会力量,并对相关帮会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在帮会内部初步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国民革命.但限于对当时中国革命和社会实际情况认识的不足,党的帮会工作也出现过一些失误,对国民革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近代帮会与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思想的形成

近代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帮会有着重大的关系.由于近代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破产的农民,一方面,农民脱离乡村宗族共同体而失去归属感;另一方面,城市的就业机会大部分被帮会垄断,迫于就业压力,他们不得不加入帮会以求保障.在帮会里,工人们为“兄弟”之间利益,为帮会组织最高利益,所信奉的“信义”是伪“信义”,违背社会公平与公正.近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掀起反帝反军阀的大革命高潮中,工人阶级意识不断觉醒.在培养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思想过程中,针对帮会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突破封建帮会屏障,组建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培养工人的阶级意识,把工人阶级从为帮会谋利益的狭隘思想转变成为整个工人阶级谋利益的集体主义思想.     

“四一二”前后帮会的政治角色述析

本文通过对“四一二”前后上海帮会政治活动的分析,它与国民党、共产党关系的考察,探讨了帮会对社会、政治的重要影响,揭示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     

新疆秘密社会研究

本文纵述了中国历史上帮会的源流、演变与分化,着重探讨了汉代时游侠在西域已有踪迹,清季各种帮会经争战、遣戍等途径遍布天山南北,开山立堂。由于其宗旨重义气、讲互助,新疆各族群众多有加入。清廷历来仇视会党,会党的斗争也连绵不断。在新疆辛亥革命时期,爆发了戕官运动,遭到统治者残酷镇压,自此一蹶不振。     

邪教的成因及其帮会性质与对策

邪教是专以个人崇拜,即以“现世神”信仰为核心,以反社会为特征,具有巫蛊性质的帮会组织.邪教之所以产生,除了人为的原因之外,也有人的认知水平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任何时候,邪教都有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针对邪教的成因和帮会性质,宜强化科学教育,开放心态,以及在改良社会的同时,改造自我的对策,方能从根本上消除邪教的影响,瓦解邪教的根基.     

论西安事变前中共立足陕北的原因

西安事变发生前 ,中共中央已立足陕北一年有余。究其原因 ,一是注意调整党内各方面关系 ;二是着重解决与周边地方实力派关系 ;三是正确发展与爱国人士、少数民族和帮会关系     

大好湖山行路难——论陈去病小说《莽男儿》与辛亥革命

《莽男儿》是陈去病以王金发为原型写的一篇传记式纪实小说,塑造了王金发的悲剧英雄形象,生动而真实地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和社会问题,揭示了辛亥革命的种种失败症结：小农经济、士绅专权、帮会社会等。在文学形式上,《莽男儿》仍然是传统文人小说的样貌,例如仍然使用文言文,并采用了诸多传统小说模式和元素。     

试论湘西土匪的帮会特点

湘西土匪是帮会化的土匪 ,它人数多 ,集股分散活动 ,分布地域广 ,武装水平高 ,具有一定的战斗力 ,是民国湘西特有的社会、政治现象。它用模拟血缘关系等形式维系生存 ,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抗日战争前 ,是哥老会的匪化。此后 ,青红合流是它的基本特点     

民国地方选举中的组织化博弈 ——以1940年代湖南县市为考察对象

抗战结束后,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县(市)参议员和国大代表选举。竞选者普遍选择组织化博弈策略,主要以政党、宗族及帮会等作为依托力量。竞选者个人实力是影响组织化博弈的前提和基础,组织化竞选资源的整合直接关系到选举效能。湖南省的实例表明,在党国一体的威权体制下,这两次地方选举及其组织化博弈并未起到奠定宪政基础的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土匪活动的反动性

辛亥革命时期土匪活动的反动性李英铨辛亥革命时期，也是帮会、土匪、兵痞等活动至为猖狂的时期。其中，土匪活动之肆无忌惮尤令人触目惊心。但是，史学界对这一时期土匪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试就辛亥革命中土匪的活动、土匪猖撅的原因、革命党人与土匪的关系、土匪的...     

1980年以来四川袍哥史研究现状与趋势述评

［摘要］袍哥是旧中国三大民间帮会组织之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其独特的影响。1980年以来,学界主要就袍哥的起源、四川袍哥在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的活动、四川袍哥重要人物以及与其它势力集团的关系四个方面展开了研究。而对四川袍哥的宏观研究、整体研究、区域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方面仍着力不多，存在较大的研究潜力与空间。     

袍哥势力对羌族地方社会权威和秩序的影响——以民国川西北白草河流域为例

袍哥是清末民国盛行四川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遍布川西北羌族地区白草河流域,成为当地社会的一种权威和秩序结构,地方民众广泛加入其中。袍哥势力与地方政权深度融合,成为当地羌族社会重要的权威力量,在失序的社会中建构了特定的社会秩序,对国民政府地方政权的虚弱化起到了功能性弥补作用。     

卡夫卡的死亡观探析

上帝与死亡是犹太民族的核心话语。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卡夫卡却拥有非同寻常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怀。卡夫卡的死亡观融合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精髓:作为犹太人,卡夫卡的死亡观念主要来自犹太思维;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由于德语本身浸润着基督教的文化色彩,卡夫卡的观念中又闪现出基督之光,渴望通过上帝的审判,重返伊甸园。     

国学大师也吃“流氓饭”

正民国初年,海内盛传"两章"的学术,他们就是章士钊与章太炎。"两章"不仅是结义兄弟,而且都堪称国学大师级的人物。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却都有"傍黑"的历史,皆是有"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上海皇帝"之称的杜月笙之门下客、座上宾。章太炎晚年居住苏州讲学,经     

Analysis of Kafka＇ s Outlook on Death

上帝与死亡是犹太民族的核心话语。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卡夫卡却拥有非同寻常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怀。卡夫卡的死亡观融合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精髓：作为犹太人,卡夫卡的死亡观念主要来自犹太思维;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由于德语本身浸润着基督教的文化色彩,卡夫卡的观念中又闪现出基督之光,渴望通过上帝的审判,重返伊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