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与西部大开发相适应的国企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缺乏科学合理的国企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制约西部国企经济效益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阐述了建立西部国企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必要性,探讨了改革西部现有国企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难点,包括观念上的障碍、市场的制约和所有者缺位的制约,提出了若干针对性的建议措施.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已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涉及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但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存在的问题日渐显现。本文主要从国企高管薪酬分布不均、国企高管薪酬与绩效脱节、薪酬管理失控、有效激励不足、薪酬考核体系不健全等方面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使国企高管人员的利益和股东（人民）的利益相一致。     

全面薪酬战略——知识型员工激励机制

在知识型企业中,知识型员工以知识的创造、利用和增值为主要工作内容。传统薪酬战略无法真正调动知识型员工的创新主动性和工作积极性。而全面薪酬战略却能全面激励员工,充分发挥薪酬对组织战略的支持功效。它包括奖酬激励、福利激励、成就激励和组织激励四大部分,共同构成完整的薪酬战略体系。     

制度、人性与国企效率

从制度与人性的角度对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进行探析,认为现有国企制度的低效率并不仅缘于产权制度本身,还缘于国企制度体系没有建立起与人性的良性关系。因此主张对国企制度进行适合人性的改造,加强对经营者和职工的激励,并注重激励的相容性和有效性;在有效激励的基础上加强对经营者和职工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规制。     

制度、人性与国企效率

从制度与人性的角度对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进行探析,认为现有国企制度的低效率并不仅缘于产权制度本身,还缘于国企制度体系没有建立起与人性的良性关系.因此主张对国企制度进行适合人性的改造,加强对经营者和职工的激励,并注重激励的相容性和有效性；在有效激励的基础上加强对经营者和职工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规制.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研究

高管薪酬管制是伴随我国国企改革进程产生的制度设计,激励理论引入公平偏好理论又为薪酬管制提供了进一步的学理支撑。基于公平偏好的政府薪酬管制在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确定过程中实际存在,这有利于政府部门提升社会公众公平认知、降低自身代理成本。与此同时,外生的薪酬管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企业绩型报酬方案的实施空间和激励效率,可能导致更多在职消费,增加企业代理成本。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可作为提升政府部门公平感知的一项措施,但归根结底,深化国企改革,加强国企监管,从制度层面上为合理的国企高管薪酬提供保障才是根本之举、治本之策。     

薪酬管制与国企高管行为 ——基于"不作为"和"乱作为"视角

如何合理设计国企高管的薪酬契约,形成对国企高管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一直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命题,尤其是薪酬管制政策的实施是否会滋生新的机会主义行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2015年以来的薪酬管制政策对国企高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后,管制前薪酬水平较高的国企,其经营业绩、投资规模和超额在职消费均显著降低.说明薪酬管制政策会提高国企高管"不作为"的倾向,但也会抑制国企高管的"乱作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这种效应越显著.因此,政府在薪酬改革过程中应关注薪酬管制政策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建议将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挂钩,避免管理层的"不作为".     

对国企经营者实施期权激励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目前许多地方和企业进行了期权制改革试点,但由于对国企经营者实施期权激励所要求的前提条件和环境不具备或不完善,使得试点工作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应围绕着加快建立经理人市场、强化对经营者的产权约束、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立经营者业绩考评体系、完善相关法规政策等采取对策和措施,使期权制成为一种对国企经营者进行长期激励的有效方式.     

构筑新时期国企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

本文在分析国企经营者激励与约束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激励机制包括报酬激励机制和声誉激励机制 ,报酬激励机制重点是完善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度 ;约束机制则是强化产权约束、职业经理市场的约束、产品市场的约束、资本市场的约束 ;最后就国企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立提出了若干建议     

国企董事薪酬激励控制权的公司治理配置进路

金融危机以来,董事、高管薪酬激励失范已引起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现行国企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控制制度已导致了激励机制的严重扭曲,改革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控制权已势在必行。当前我国国企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改革的方向却偏离了国企公司治理的特质。通过改革公司治理,应当将国有企业董事的薪酬标准决定权列入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和国有企业监事会共同行使的法定职权,以取代西方国家和我国当前通行规定的由公司股东会或由董事会确定董事和高管薪酬水平的权力,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上市公司管理舞弊的治理——基于管理层报酬契约设计分析

管理舞弊作为管理层追求机会主义而实施的欺诈性行为,它与管理报酬契约的天然不完备性、业绩评价指标的缺陷性及管理报酬契约的隐性激励有很大关系。我国的管理报酬虽然连年大幅度增长,但一直存在着管理报酬结构单一、管理报酬与业绩相关性差、缺乏长期显性激励等缺陷,导致管理舞弊案件频繁发生。所以可以考虑完善在报酬契约中加入对高管实现公司长期发展目标的考核,并使考核结果能在当年年度报酬中得到反映这样一种隐性长期激励形式。     

基于博弈论的工程造价咨询业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文章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工程造价咨询业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行分析,探讨从薪酬奖励的博弈中得出对工程造价咨询人员实行合理的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实行合伙制的组织形式等激励机制;从人职匹配的博弈中得出必须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建立效绩评估制度,建立配套的责任赔偿制度以及建立工程造价人员继续教育制度的约束机制。     

中国车险风险与代理佣金支付规则研究

近几年,车险事故率、骗赔案件不断攀升,许多保险公司试图通过拒保、大幅提升费率来化解风险。本文通过对费率、理赔、监管和激励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大幅提高车险费率并不可行,而减少车险赔付不可取。消费者买保险,多是冲着理赔而去,该赔不赔或惜赔,都会导致保户流失。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即便完善诚信制度,也很难避免该类问题发生。作者建议,应运用激励手段,改变保险代理佣金的支付规则,从源头上杜绝超额承保和超额赔付。     

延迟或有性报酬与国企激励约束机制的重构

激励约束机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所有者权的虚幻化及由此导致的廉价控制权的存在，使外部型激励约束机制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以延迟或有性报酬为核心的内部型国企激励约束机制是一个双赢的效率机制，是摆脱当前国企外部型激励约束机制效率低下的有效途径。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实施股份激励的制度安排

股权激励是高新技术企业一种行之有效的长期激励制度.由于我国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激励模式是我国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现实选择.本文在概述高新技术企业实施股份激励制度渊源的基础上,重点从制度层面分析了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用于激励的股份来源,激励对象如何按照合法的程序获得股份激励,以及激励对象如何合法地实现股权激励的价值等问题.     

大股东控制、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9—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大股东的视角来实证研究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探究大股东控制在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中的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研究发现：内部高管比例越大,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小;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大。大股东控制与高管薪酬激励效果的关系密切,这说明在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中大股东控制确实具有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     

基于公司治理指数的经理层激励机制分析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理层治理的发展问题，利用历史方法，分析了现有激励约束机制——年薪制、持股制和利润分享制的作用，构建了改进的激励约束性报酬函数。     

薪酬激励与离职风险的相对强度变化对基金经理风险选择的影响——基于封闭式基金1998~2013年表现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基金经理的实际,从其面临的最直接相关的两大激励子系统——薪酬与职位入手,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二者的相对激励强度变化对基金经理投资组合风险选择的影响,分析由基金经理激励体系内的激励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促生的机会主义投资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的对策.     

论利益衡平视域下生态补偿规则的法律形塑

生态补偿是以环境损益补偿为形式,以利益诉求的全面协调与重新配置为内容的政策工具集,其本质在于通过公平分配权义达致利益衡平,实现环境时代生态利益增益和利益冲突最小化。由于政府治理与有效激励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拒斥与冲突,当前我国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制度在形成和运行中遭遇了诸多现实困境。参与主体的单极化、激励机制的缺位和实施结果的公平性缺失,导致利益失衡与博弈失序进而引发社会公正议题。以权义平衡与协调为目标,通过完善生态补偿立法和政策决策机制、社会参与机制、激励制度等方式,可以实现对利益相关者的正向激励,彰显生态补偿的社会正义价值。     

我国跨行政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以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为例

流域生态补偿是利用经济手段对流域生态的外部性进行矫正的一种手段。政府强干预型与市场主导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都各有优缺点。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存在法律机制尚不完善,水资源的产权模糊,补偿主体不明确,补偿方式单一,公民参与渠道不畅等困境。为构建高效的跨行政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必须制定专门性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自主性,健全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体系;既要在近期充分发挥政府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又要在远期着眼于建立市场手段为主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拓宽公众参与途径,建立信息公开机制以及公众参与的经济激励机制,以提升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认可度与制度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