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警惕性要素

“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优胜劣汰和弱肉强食,简单地把自然界的生存竞争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且试图将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显然与现阶段我国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理念格格不入.如果任其存在和泛滥,势必会产生一系死不利后果:法律权威将会受到挑战,道德根基将会遭到损毁,以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为维度的社会关系也将更趋紧张.因此,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必须对其保持高度警惕.     

西方国家的人权政治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西方国家的人权理论是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是强权政治的产物,充斥着霸权主义的逻辑。西方人权理论的社会经济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思想理论支柱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梁启超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析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梁启超启蒙思想的重要域外理论资源。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源于严复的《天演论》和明治日本的进化论思潮,其中加藤弘之的强权主义进化论影响尤巨。梁启超深信进化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天演之公例"。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在东亚的跨文化传播中被严重曲解,进化论在日本和中国演变为一种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更是成为强权主义的符号。在寻求富强的历史情境中,这种东亚版的进化论成为一种激发民族主义和改革意识的启蒙理论,而其在日本则蜕变成一种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强权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性批判,其对进化论的信仰亦随之动摇。梁启超思想深处的儒家天下主义情怀,使他最终没有追随其日本精神导师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从民族自由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显示了中日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思想归宿。     

社会达尔文主义视角下的民初妇女运动

面对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的国难问题,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诉诸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欲摆脱病国的现实,必从改变病夫开始,隐藏于传统家庭结构中的女性由此走向社会场域。以此为背景而兴起的近代中国女权思想,与西方女权发展的路径十分不同,其意不在寻求女性与男性个体权利的平等,而在于将个人看作国家有机体的组成细胞,将强国目标的实现与女性个体的改善相连,故此,女性的主体性在与国家救亡的时代使命的关联中凸显出来。     

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梁启超的进化史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进化论思想,不仅成为当时国人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思想指针,也为学术思想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梁启超对进化论思想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地位有深刻的体会.20世纪初,他发表了很多文章对进化论学说进行介绍和评说,他的史学思想亦始终如一地贯穿着进化史观.     

达尔文主义对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影响

跨学科研究是文学批评的新领域,科际整合对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所创立的进化论即达尔文主义被视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对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达尔文主义与文学的契合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创作,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阈,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文学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下的主流经济学偏见——审视时下流行的“仇富说”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无论在心理还是行动上,中国社会的"仇富"行为都不比西方社会更严重;而且,在当前中国社会中,"虐穷"行为远比"仇富"心理更为严重。但是,很多经济学人却往往置"虐穷"行为于不顾,而热衷于大肆宣扬和抨击中国社会存在所谓的"仇富"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些经济学人深受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所支配,它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教条运用到人类社会之中,从而将市场经济中的一切行为都视为理性的,将市场机制下财富分配都视为公正合理的,并将社会大众要求改革的思潮贬斥为非理性的。同时,这些经济学人之所以信奉现代主流经济学及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很大程度上又在于他们狭隘的知识结构,从而缺乏审视和批判流行学说和思维的学术能力。     

达尔文主义和现代文化范式的变革

文化的发展可以借助库恩的范式理论得到解释 ,文化范式的变革具有不同于科学范式变革的特点。达尔文进化论是近现代工业革命、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理论原则逐渐成为现代文化范式 ,取代了中世纪的宗教信仰范式。现代社会的发展蕴涵了现代文化范式的危机。文化范式的产生、反常、危机、变革体现了文化发展的规律。     

人工智能对文学达尔文主义的例证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也逐渐成为了科学界最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这一趋势也促进了人工智能与其他诸领域的比较及融合。文学达尔文主义是西方学术界近些年新兴的一个批评流派,主要以达尔文主义为基本阐释框架,从进化生物学及科学的角度阐释文学作品。文学达尔文主义自诞生之日起,也受到了多方的质疑与批评。本文通过分析人工智能的前景及特点,旨在进一步例证文学达尔文主义的合理性。     

中国国情研究方法刍议

开展国情教育,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国情进行研究,而要想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的国情,研究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如宏观与纵横研究、微观与方位研究、综合与比较研究、动态与发展研究等方法都不失为进行国情研究的好方法。此外,各项研究工作还必须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之上。从中国的买际出发,一分为二地看待中国的国情。当然,注重采用最新科技手段,充分发挥研究机构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公司治理趋同理论中的经济达尔文主义批判

经济达尔文主义在公司治理趋同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有很大的片面性。一方面,应当承认经济达尔文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同治理制度之间确实存在着竞争,并且这种竞争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不同国家和公司相互学习对方治理制度的优点,从而导致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相互学习和趋同。另一方面,经济达尔文主义者忽视了公司治理变迁与生物进化的区别,简单地将生物进化论照搬到公司治理问题上,并不能充分解释和预测公司治理变迁与趋同的趋势。     

社会"允许行为"与社会控制

本文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价值观念的新变化 ,提出了社会“允许行为”的新概念 ,并认为这是伴随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行为选择的新特点。在这一行为过程中 ,要对应改变我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实施的社会控制手段和方式 ,建构与社会转型期相适应的社会控制体系     

中国国情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身是历史悠久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源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影响的长期存在是中国的根本国情,这一根本国情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发展规律,而且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纲领、社会制度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从"风险社会"走向和谐社会

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关注共同生活的空间与家园——"全球化社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世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与社会矛盾凸现期,必须正视与应对"风险社会"的来临。走向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是科学开展社会风险预警,优先调整社会结构,增加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供给,完善社会群体利益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和谐世界"建设。     

论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的哲学基础

意识领域的新达尔文主义路径以严格的科学厘定和定量模型为基础,研究意识现象的生物学基础以及与意识现象密切相关的心灵认知机制。首先,意识神经相关物研究在形而上方面并非含糊不清的,它体现了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试图实现的关于“意识是什么”的自然化解释。其次,从演化的角度看,将意识的产生作为一个信息共享机制,有助于解决认知科学哲学中“通用问题求解”和“专业模块”之间的矛盾。最后,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正试图运用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为自由意志、自我、泛心论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模型。这些趋势表明,意识的新达尔文主义自然观正在呈现一种整合趋势,它以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的新发现为内容,以新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论为框架,试图完成心灵哲学中各个论题的大综合。     

中国国情与语言教学改革

语言政策的制定和与之配合的教学活动总是依社会需求变化在不断修订.随着社会发展和世界融合,语言交际功能显得越发重要.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是目前语言教学改革的核心,“交际教学法”也随之盛行.本文旨在探求,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源于西方的“交际法”在中国的课堂教学中是否切实可行,针对中国的国情,该如何定位和培养语言交际能力并以此展开相应的教学活动.     

共生思想与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伴随着包容性发展概念的提出及流行,学界开始尝试将这种包容性理念转化为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所谓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在此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任何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除了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理论和经验模式外,还必须努力寻找一定的本土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支撑,必须得到包括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作用对象在内的整个社会成员的认同,否则其政策将因缺少本土文化思想的内在支持而处于无根境地。     

社会流动与时空延伸 --"浙江村"农民流动的社会时空分析

本文认为 ,“产业——社区型进入”是“浙江村”农民实现社会时空延伸的途径 ,也是“浙江村”农民流动与其他农民流动本质区别之所在。对这类农民流动应给予政府方面的肯定 ,这有赖于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期,许多重大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都遇到了移民、搬迁等诸多社会问题,为此,如何对于工程项目或重大决策的社会影响作出科学的评价,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尽管国际上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以加以借鉴,但最为关键的是,应当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通过基本理论、方法和四个项目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中国国情背景下的社会影响评价基本框架和指标,并运用这个体系对于所研究的项目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