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全球化治理模式探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建立在全球基础上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社会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虽一直是各国公司法规制重点,并颇有成就,但跨国公司却因其管辖权的冲突、集团决策对成员公司法律地位的冲击、富集效应和跨国性带来的社会责任等特殊性而给其有效治理带来难题。为此,对跨国公司的治理需要走出企业—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而引入市民社会(压力集团)、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力量,形成多主体、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模式,完善跨国公司的治理,以抵制跨国公司发展的负效应。     

改制与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建设

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商业银行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及激励约束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健全的公司治理架构,但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银行治理的框架和公司治理的运行规则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执行。新的治理规则初步建立了,能不能不折不扣的执行是决定治理结构能否发挥作用并对商业银行绩效产生良好影响的关键。     

论跨国公司的寻租行为及其治理

跨国公司的寻租活动扰乱了我国市场的正常运行体系，必然有损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投资，影响公平竞争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进而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这势必要求我国政府联合跨国公司母国、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公司联盟。开展国际合作以打击跨国公司的寻租行为。     

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缺陷及其矫正

企业改制面临三大约束 :政府怕增加改革成本、经理怕失去企业控制权、职工怕失去工作岗位。满足这三个约束条件的企业改制方案必然带来改制后企业公司治理的严重缺陷 ,从而影响企业改制后的健康发展 ,最终还得由政府承担相应责任。因此 ,应通过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政府支付改革成本的能力 ,从而改变约束条件 ,进而改变企业改制方式 ,以尽可能避免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缺陷。还应该规范企业与政府、职工、银行之间的关系 ,发挥职工和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完善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以社会责任为视角看跨国公司治理模式

跨国公司在不断加强海外经营活动的同时,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令人堪忧。同一公司在母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经营行为及其效果与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往往大相径庭。除因制度的缺位造成失控状态外,跨国公司行为及其效果发生异变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社会文化的导向作用缺失。跨国公司本身的治理结构与其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理念下,应当以公司社会责任为本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国公司治理模式。     

国企改制中法人治理结构的问题与对策

国企改制的核心是建立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改制中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健全,存在着诸多弊端,当前应着力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合理设置公司组织机构、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机制等问题。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我国公司治理完善的机理剖析

我国的公司治理存在着很多问题.我国应发现独特的公司治理模式形成背后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和制度背景,从中找出规律性的经验,来指导中国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而不是刻意去追求所谓理想的中国公司治理模式.我国放松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限制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完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日本跨国公司的整合机制研究

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的控制与协调构成了跨国公司的整合机制,并且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保证。本文以日本跨国公司为主体,分别从母公司观点与子公司观点对日本跨国公司的整合机制进行研究。以母公司为视角,日本跨国公司的整合机制具有明显的集权化特征;但随着子公司能力与地位的不断提升,子公司为视角的日本跨国公司整合机制则呈现出集权化机制的相对弱化与社会化机制的相对加强。     

论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及其对我国政府治理的影响

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也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些跨国公司通过施加政治压力、参与政治活动、依靠讨价还价力量以及政治行贿等手段以达到其战略目的,甚至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母国的对外政策,干涉东道国的内政。在华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影响着我国政府的治理方式,我们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中寻找平衡点。     

国企改制关键: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就目前国企改制的的实际情况看,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不少矛盾与困惑,国企改制后的许多问题都源于治理结构的不合理、不规范.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要求,如何完善治理结构,是国企改制的核心问题.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产业集群:跨国公司的视角

当前产业集群的研究忽略了跨国公司在某类集群中作为主导力量和重要参与者的突出存在,对集群的开放性认识不足。本文基于跨国公司的视角,论述了跨国公司对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指出当代产业集群成为跨国公司重要的区位优势源,集群中子公司战略地位的提升必然影响到跨国公司母子关系与组织结构的演进。     

党政关系的历史变迁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变革

在中国的党政关系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当然的领导地位,政府接受执政党的领导,成为党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决策执行者,政府的核心价值、体制构成、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也取决于执政党的制度性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合一型向嵌入型转变的漫长的历史变迁。这一变迁过程投射到国家治理层面,内在地决定了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特有的两位一体治理方式的变革逻辑,渐进演绎出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建设和国家成长的内在轨迹,为中国的发展奇迹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合理性支持。     

嵌套博弈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治理不是一个孤立的博弈,而是嵌套在其它博弈之中。农村基层现有的自上而下的决策体系,使参与人的策略受上级政府偏好的约束。这种嵌套形成了实质上的政府单边治理机制,这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效率不足的主因。农村公共产品的多样化与复杂性,要求不同的主体参与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治理。改革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建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自下而上的公共产品决策体系,形成有利于多边治理的新的博弈结构。在改变后嵌套博弈中,农户、企业及非盈利组织都有参与农村公共产品治理的积极性,他们与基层政府、上级政府共同建立起分工协调的多边治理机制,从而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效率。     

维新变法:中国文学转换的现代性特征及其规律

古代中国文学在维新变法前后向现代文学开始全面转换,其前提是世界文学的背景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不只是单一的文学作品而是全方位的:创作主体的现代化是关键所在,文学观念更新先行或并行于创作实践,创作实绩乃文学现代性的复杂载体,四大文体组成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转换的重要维度,而中体西用则是中国文学实现现代化的特殊规律。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起点,又是不断拓展这条道路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源泉,又是不断完善这个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又是不断增强这一制度生机活力的重要法宝。     

基于Logit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失效问题的实证研究

上市公司治理失效的案例不胜枚举,治理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思索。我们运用Logit二元选择模型从股权结构、高管激励和董事会治理三方面探寻上市公司治理失效的原因,回归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模型给出的回归结果是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与公司治理效果成反向变化,社会流通股比例与公司治理效果成正向变化,执行董事的比例表现出与公司治理失效概率显著正相关,董事会治理的其他变量回归没有显著性。结论是我国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合理安排不同性质的股权结构达到降低公司治理失效的概率,并且董事会的建设需要较大的变革,以使得董事会的运作和管理对公司治理的构建产生更好的效果。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理论模式与我国的选择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之前 ,商业银行更多的是被当作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监督机制。 1997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才使银行业自身的治理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1999年 9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加强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和 2 0 0 2年 6月初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使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问题成为全球和我国关注的焦点。商业银行具有诸多不同于一般公司的特点 ,并由此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 ,以构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般模式 ,是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对策性思路的基础     

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金融维持机制分析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有一种内在机制补偿着改革进程中的成本付出或利益损失 ,从而在客观上成为支撑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整合力量。本文从金融角度出发 ,对中国“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进行了分析 ,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推进是在货币化收益、国家垄断信用和非国有经济金融剩余创造“三位一体”的维持机制支撑下前行的。同时 ,认为这种维持机制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 ,并提出未来改革维持机制的新思路     

近30年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治理的视角

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带动了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地方治理的首要主体,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调整,基本适应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治理的主体在增多,治理空间在调整,治理问题也在增加.地方政府原有的治理方法、手段和技术难以应对这些新的变化,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中国这个改革中的大国来说,地方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继续支持和鼓励.     

从产权视角看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

文章从产权理论中的监督成本角度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者（很多情况下,高层管理者直接来自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在现金股利分配上存在的分歧。由于目前我国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方面的法律不健全以及中小股东对公司决策上自我权利保护的缺失,导致了中小股东对高层管理者（尤其是具有控股权和公司管理权的股东）在股利分配政策决策方面的监督成本十分高昂。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而且中小股东自己也要提高在公司中参与决策和积极性和管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