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司法公正

公正是法永恒的和最高的价值。在司法意义上它分为“程序公平”、“实体公正”和“制度正义”三个层次。程序公平是司法公正的逻辑起点,重程序还是重实体是东西方法治的形式差别之处。走向现代法治应从程序公平开始。程序公平由十大要素构成：纠纷的解决者不得解决自己的纠纷原则;纠纷的解决者不得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获利原则;法官的中立性原则;法官需绝对无差别给予当事人同等关注原则;法官采信的证据需具合法性原则;法律令状及判状由证据所决定原则;司法主体恪守程序所要求的时限原则;司法程序公开原则;程序自律原则;司法对失掉的公正实行自我恢复原则。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条件是：依司法权的性质设计司法程序;使司法走向中立与独立;建立对司法权只监督不指挥与命令的体制;实现司法一元化等。     

程序正义:司法权威的基石

司法权威来源于公信力和执行力,从而与程序正义密切关联。司法权威必须通过司法主体的权威、司法权运作过程中的权威以及司法裁判的权威表现出来。程序正义的主要构成要素是司法中立性、程序平等性和司法终局性。程序正义要求司法程序的每一个环节运作都具有合理性,每一个环节都要体现司法的权威性。     

试论证据规则的民主性及其相应的诉讼模式

证据规则是证据制度抑或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证据规则民主化程度的提高 ,要求司法机关和法官始终保持中立的裁判地位并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主体的地位 ,确立“以当事人主义为主 ,以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 ,这对于尽量消除司法过程中的人为误差 ,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有机统一极具重要意义。     

民事裁判文书的功能与风格

裁判文书的内容首先由诉讼标的和诉讼客体所确定的“裁判事项”决定 ,一审、二审和再审裁判文书应体现不同程序功能设置和裁判事项的差异。裁判文书的繁简、长短应符合当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诉讼目的并应允许当事人参与决定 ;直接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实现的裁定书也应说明理由。证明“正当性”的主要对象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而不仅仅是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机构或个人 ,因而目前实现这一功能的“审理 /结报告”制度应让位于裁判文书的“裁判理由” ;目前审判委员会以审判组织的名义行使权力 ,作为实际裁判者的委员至少应在裁判文书上公开署名 ;但公开法庭的不同意见在目前未必有利于维护法官独立和司法公正。以裁判文书公开承认法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并说明理由 ,有助于在证明司法行为正当性的同时 ,公开对影响民事行为有效性的行政规范进行合法性评价 ,从而推动确立司法审查权的进程。     

刑事裁判可接受性问题初论

裁判的可接受性是指裁判具有被受众容纳而不被拒绝的属性.裁判的受众可以分为当事人、法律共同体和社会大众三种类型.理想的状态是三类受众都可接受,但在不能被同时满足的情况下,应当将法律共同体作为评判可接受性的核心受众.在评判的标准上,理想的状态是裁判结果正确,且程序公正.但在结果未知的现实裁判中,所谓"结果正确"是裁判者自信结果正确,同时使裁判受众相信结果正确.裁判文书是裁判者展示心证形成的主要载体和平台,故裁判可接受性标准的确立主要应通过裁判文书的论证和评判来实现.裁判可接受性的现实标准可以通过逻辑、法律、事实和程序四个方面具体设定.     

司法裁判的考量因素——以民意的可接受性为视角

与法律正义相比较,民意实现的是一种自然正义,体现民意的裁判更能从根本上平息纠纷。民意尽管属于非正式法源,但从传统到现代,客观上都对司法裁判产生影响,同时司法裁判也尽可能地吸纳社会公众趋同性评价,并形成互动。民意作为社会主观认识的集合,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其价值判断也与法律标准不同,往往会与司法裁判结果发生冲突。立足裁判的正当性需求,从主体理念到制度构建,理性把握民意适用的维度,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大化。     

现象、原理和规制：人工智能司法与刑事程序正义的融合之路

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刑事司法中得到深度应用,并且在预测警务、犯罪风险评估、量刑决策辅助等法律事项上发挥出技术层面的效率优势。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介入刑事司法活动当中,对传统刑事程序正义理论的基本理念和价值产生技术性冲击,尤其是算法偏见和算法黑箱等难以避免的技术难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裁判中立原则、程序公开原则、程序对等原则和程序参与原则。但是,在弱人工智能司法的现实语境下,刑事程序正义理论因为司法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依旧可以发挥规制作用,而在人工智能司法中贯彻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尊严理论、司法公信力理论以及分布式道德责任理论。最后,刑事程序正义理论应当借鉴技术性正当程序理念,通过引入机器决策风险提示、算法透明原则、算法审计以及算法问责机制等举措来实现技术赋权,强化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     

令状与陪审：程序正义在中世纪英国的制度设计

实体正义是法治的理想目标,程序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因此程序正义是每一个法治国家的追求。实体与程序之间的理想模式由于时间、空间、文化等“变数”因素而呈现出不同。〔1〕英国由于特定的历史、地域和传统使得这种理想模式是重程序而次实体。程序正义要求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的诉讼案件的法官,法官在制作裁判时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这两项要求在英国司法制度中得到了牢固的确立,被用来作为法官解决纠纷时所要遵循的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根据上述第一项要求,法官在审判中不得存有任何偏私;根据第二项要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必须…     

对我国民事审级制度的反思与管见

一审法院做出裁判生效之前 ,当事人如果对裁判不服 ,选择继续诉讼 ,将影响纠纷迅速解决价值的实现 ;选择停止诉讼 ,接受即使与己不利的结果 ,虽可以促成纠纷迅速解决价值的实现 ,但却有可能损害公正的价值。这一矛盾如何在诉讼程序上合理解决 ,自然影响到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在现代各国的司法制度中 ,一般都规定 ,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的裁判有权选择申请上级法院继续审理。这意味着当事人获得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庭审的机会 ,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了一定的救济。这种救济机会和审级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平常所说的“四级两审终审制” ,一方面指明…     

论我国合同解除规范的冲突与矫治

解除权的法律性质究竟是形成权还是请求权、究竟是当事人的私权还是法院的职权,我国合同立法与有关司法解释的解除规范给了我们不同的回答。形成权的实现无需请求,请求权的实现取决于司法程序的确信。司法解释对立法本意的篡改严重破坏了脆弱的法治基础,司法专权被堂而皇之地披上实质正义的外衣。我国合同法有关合同解除制度的规范汲取各国合同立法之所长,制度价值尊崇,应当被坚持。司法解释的解除规则严重违背依法裁判、私法自治原则,应当被坚决抛弃。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理念研究

狭义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是指将未成年被告人从正式审判中分流的制度,而广义的转处除此之外,还包括审判中刑罚裁量的非监禁化、刑罚执行过程中的非监禁化。由于转处理念所具有的特定优势,将其运用于未成年刑事司法过程中,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及对其犯罪的预防都具有重要意义。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与刑事缺席审判比较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第三章以4个法条规定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其实质理应是缺席审判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与一般意义上普通的缺席审判相比,法条的精简导致缺乏相对完整和规范的制度设计。其实,普通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本身符合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多元化的价值追求,有其存在的合理的价值基础。通过借鉴普通的刑事缺席审判,可以通过一个合理的程序设计,解决因被告人不出庭造成的权利失衡所可能导致的审判结果的不公,实现诉讼效率与社会正义兼得的诉讼目标。     

试论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

咨询管辖权是国际法院的两大管辖权之一。国际法院通过对重大法律问题提出咨询意见,既促进了争端的解决,又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发挥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在综合不同改革建议的基础上,认为授予联合国秘书长咨询请求权是扩大国际法咨询管辖权的最佳选择。     

作为科学形态的司法社会学

司法社会学是司法学的分支学科,它起步较晚,也不成熟,但随着司法社会化和司法民主的普及、司法学与社会学的交叉渗透以及司法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理论流派和和内容框架的逐渐清晰化,已属现实的可能。司法社会学包括纠纷、法规范、司法和社会等基本范畴,内容涉及方法论、理论流派、纠纷解决与社会控制理论、司法要素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等。司法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必然对我国的教学研究和司法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仁、义的本义与演变

"仁"与"义"是先秦时期至高的范畴,是古代文化两个重要的"遗传密码"。儒学与墨学的根本分歧在于"仁"与"义"哪个应该放在首位。儒家特别看重亲情,强调对内要"仁",这同孔子本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用"精神分析法"来解释,这属于个体的"潜意识"和"前意识"。"仁"与"义",一个是维系亲情;一个是卫护公道。所谓"仁内义外"主要是强调在家族内部讲"仁",在外面讲"义"。然而,在古汉语中,一个符号可以包含多项所指。所以,仁、义、内、外的意思都不是唯一的。孟子不赞同"仁内义外",实际上是否定了私德与公德的区别。后世的统治者赞赏孟子,不过,他们的意图不在"天下一家",而在"家天下"。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中国实践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是对传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反思与超越,实现了司法目的从惩罚到保护的回归。我国也开始进行恢复性司法本土化尝试,基层司法机关运用刑事和解、暂缓起诉、前科消灭等制度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我国试行恢复性司法还需注意观念更新、具体适用制度和配套制度的完善,以期更广泛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运用“恢复性司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论隋唐时期的司法集议

司法集议主要分为指定集议、法定集议和申请集议三种类型。就法定集议和申请集议而论,它们基本上都是三省制框架内尚书省系统政务运作的一个环节。指定集议实际上是一种辅助皇帝决策的制度安排,减少了皇帝权断权行使的刚性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缓冲性和补充性的司法机制。司法集议是一个开放性、临时性的介入程序,在集议的结果出来以后,司法机关可以对之进行驳议,门下省也可以行使其封驳程序,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专门意见对常识判断、少数专家对多数意见的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创新行政法学教材体系的重要探索--评肖北庚、刘丹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肖北庚、刘丹两位教授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已于2008年3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创新我国行政法学教材体系的一次重要探索。该教材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开创性地明确提出并全面、系统地阐释了行政法核心理念——控权与护权统一,填补了我国行政法学教材的一个空白;创造性地把行政行为分为行政立法和制定行政规范行为、行政决定和其他行政行为三类,从根本上克服了行政行为传统分类在逻辑上的致命缺陷;在结构上将行政救济法律制度单列一编,突出了行政救济在我国行政法律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马歇尔大法官与杰斐逊总统的恩怨——点评《杰斐逊全传》中的一段历史公案

约翰·马歇尔大法官和杰斐逊总统都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但两人在担任联邦政府公职期间却一直冲突不断,尤其体现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弹劾蔡斯事件以及“伯尔叛国案”中.在这些冲突中二人的孰是孰非,是中外史学家的热门话题,论者往往依据个人偏好而有失公正.通过对刘祚昌先生晚年大作《杰斐逊全传》中马歇尔与杰斐逊关系的分析,本文试图更公正地评价二人的关系.     

中国古代冤案的成因分析——以司法审判中纠纷解决为视角

司法审判作为人类社会自古至今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肩负着掌握案件事实,判断是非曲直,公平、合理解决案件争议,惩恶扬善和维护社会正义的重任。然而,自有史记载以来,司法审判中时有不公正的判决,各时代也都有冤案发生。冤案到底是如何造成的,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古代司法审理中冤案成因的剖析,分析总结其中的共性因素,反映我国古代社会的司法审判状况,探讨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冤案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