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术”与“艺”统一的原点——百年中国美术教育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发端于实业教育,百年中国美术教育“纯美术”与“实用美术”、“术”与“艺”经历 了“合”与“分”的历史发展。回归“术”与“艺”统一的原点以实现新的创造,努力构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是世纪 之交中国美术教育工作者的重大任务。     

"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对海外中国学一种解释框架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高度相关的两个问题经常进入学者们的视域,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第一,传统的中国文化能否催生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第二,近代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换？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形成了“冲击一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说”的对立以及“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对立。实际上,这些对立是“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两种流行解释框架的表现。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对立是近代中国社会“悖论”性质在思维方式上的折射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悖论”性质决定了我们要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采取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     

孔子艺术哲学的悖论及和解

为研究孔子艺术哲学,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考证,明确了孔子时代艺术形态的构成,对“必有可观”与“君子不为”之间的二律悖论分别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孔子所论之艺,虽有大与小、一与多、本与末的区别,但从其“一以贯之”的兼通观立场看,艺之大小,全因执艺者能否通会天地人道而后定,道之大小的最后区分是守技而兼通,故“小艺”也能通“大道”;“小道”是古代艺术的同义词,其包括了古代艺术的不同门类,但孔子所观之道,不仅包括艺术,自然万物也被他纳入观德的对象,他强调道艺相辅,其“小道可观”被赋予了“游”的审美精神和“通”的人生境界,这就是孔子“必有可观”生存美学的精义所在;所谓“君子不为”,实则君子不专为、不一为、不偏为而已,其与道艺的大小本末和功用直接相关,其背后体现着治道者与为艺者的身份等级差别,艺之“不为”与“有为”的区别仅在于是偏工还是兼善;孔子将原本含有技术成分的“艺”提升到全新“道”的哲学层次,推衍为具有形而上色彩和普世价值的艺术理论,最终将这一表层矛盾的对立从义理和应用两方面加以会通和解。     

近代小说观念与"他者"视野

当近代中国社会的外部情状和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时 ,中国文学也随之发生了某种局部的意识分野 ,即由原来的崇尚诗赋传统变为对小说功能的片面强调。这种意识是建立在对域外小说作用的认识基础上的 ,同时也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中学“位移”有关。由此 ,“他者”视野和“改良群治”的目标使得中国近代文学的生长环境变得既单一又复杂 ,而这又本源于用文化和文学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路和模式     

“小己”的诞生:严复对西方“个人”知识概念的译介

“个人”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符号,堪称转型时代的“关键词”。“小己”是严复用以表达近代西方“个人”（individual）概念的独创译词,首见于《群学肄言》,语出司马迁《史记》。严复的译名策略是“以儒释西”,“小己”的诞生体现出其典型的“中西合璧”的“群己观”,他为西方中性的“个人”概念涂上一层儒家伦理色彩,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演绎成赋予儒学价值的“群己观”,追求“群己平衡”。在近代本土化语境下,严复以“小己”为代表的传统文言语汇对译“individual”,努力调和西方“个人”观念与儒家伦理之间的矛盾,是“会通中西”翻译追求的充分反映,帮助西学“个人”概念完成在本土意义上的接引与转换,为推动近代中国学术话语建构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作出卓越贡献。面对外来语的冲击,严复苦心孤诣创制的“小己”仍有市场,近代报刊中有不少采用“小己”表示“个人”概念的用例,近代早期英华辞典也多收录“小己”一词,“小己”的传播图谱清晰可见,从历史容受视角可证其文化影响力。晚清中国用于翻译“individual”的译名从一开始就呈现了纷繁复杂的景象,如“人”“人人”“个人”“私”“己”“小己”“么匿”,等等,这些译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然竞争并存。梳理“个人”对译英文“individual”的历史演进轨迹,考察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个人”话语发展演进脉络时,应充分认识到严复“小己”的创译功不可没,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由此可进一步思考近代中国语境下西方“个人”概念的本土化译介,以及中国式个人话语的建构与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     

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主要思想来源

近代“社会契约论”对国家性质的解释虽然武断但却是成功的。从理论上分析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来源无疑对认识其真正的价值有着深刻的意义。我们认为 ,伊壁鸠鲁的“原子”的“社会契约论”为近代的国家起源理论提供了一个范式 ,而斯多葛派的自然法为近代的国家起源理论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近代“社会契约论”以斯多葛派自然法理论为基础 ,以伊壁鸠鲁的“社会契约论”为范式 ,建立了一个以人的独立性与人的普遍性相结合的理性世界。     

租界、"洋旗报"与近代报业——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生存环境变迁的一个独特视角

近代报业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的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中国的近代报业是外国人以租界为阵地,利用他们的特权创办起来的,因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然而近代报刊所折射出来的巨大作用,吸引了那些有忧患意识的人士积极投身其中。为应付清政府的严酷控制,他们屡屡或在租界办报,或创办“洋旗报”。租界和“洋旗报”在近代中国成了国人就办报问题与政府展开“博弈”的手段。     

近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从翻译“科学论”的萌生到翻译“艺术论”的确立

鸦片战争以后,围绕翻译是“科学性”还是“艺术性”的活动这一问题,近代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翻译的“科学论”从晚清意译达旨的翻译风气中悄然萌芽,翻译的“艺术论”在进一步对翻译策略和美学艺术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两者共同构建了近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翻译“科学论”与“艺术论”的发展不仅对中国现当代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推动了白话语言规范的变格,我国的翻译研究开始显现出体系化的趋势并日渐走向成熟。     

"尚雅"与"崇礼"精神

中国美学尚“雅” ,以“雅”为人格修养和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雅”之境是人与自身心、性的构成 ,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在相互对待、相互造就中的构成。“雅”的开端 ,是“作人” ,就价值体系的差异而言 ,“雅”与“俗”的区别首先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精英审美意识和大众审美意识之间的疏离与对抗 ;从人生美学来看 ,中国古代“尚雅”审美意识的确立 ,与中国文化中的“崇礼”意识分不开。雅俗之争 ,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中 ,对如何确立人的地位 ,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人的自我实现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     

从“可游可居”的审美理想看中国山水画的构图特点

“可游可居”作为中国山水审美理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的发展过程。“道游于艺，艺合乎于道”，“可游可居”的审美理想对中国山水画构图的影响体现在五个方面：“游-居”的观察方式、“线性的画面结构”、平面二维的“远”的空间、“以大观小”的“山水之法”以及意象化的符号。文章指出道在艺中的作用，由构思层面来把握构图的特征，探讨古人审美心理的形成渊源和古典图式背后的心理因素。     

论魏源“师夷”之说及其影响

魏源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改革家和爱国主义思想家 ,他的代表作《海国图志》针对时局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自觉地“开眼看世界” ,积极地向西方学习。魏源的“师夷”之说在当时的国内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即使在今天 ,他的思想对我们进行改革开放也有借鉴意义     

了解世界的起步和走向世界的实践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一页,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划时代的新思想,从而使清朝闭关政策在政治上宣告破产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开始崩溃。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刺激下兴起的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大胆的社会实践。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在阶级本质与思想主张方面,都是互相沟通的。他们在外敌侵略面前曾为挽救清朝而作出努力,并且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作出过应有的贡献。     

开美育的花，结创新的果——利用美育课堂扎实落实“双爱好”宗旨

美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在“双爱好”中更是举足轻重，美术教学中的美术欣赏、工艺制作、作品展示等环节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与健康的个性品质。     

美术教育服务"三农"之思考

在三农问题成为我国突出的问题以及美术教育改革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本文结合农村实际,论述了美术教育如何服务三农,并初步提出具有农村特色、符合农村实际的中国农村美术教育行之有效的对策。     

试论我国早期学校的美术教育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全国各地纷纷“废科举、兴学堂”,因受西学影响,大小学堂开设了图画手工课,从而开始了中国学校美术教育。早期学校美术教育包括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及专门美术学校的美术教育,虽属草创,却使系统完整的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成为可能。并且,中国近代美术的发展与繁荣,某种意义上说是与中国早期学校美术教育的发展分不开的。     

"地方合作主义"中的权力"越位" --对转型期地方"红顶商人"现象的反思

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是转型期中国所存在的“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红顶商人”、“红顶公司”现象是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强的背景下出现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驱使下容易成为利益主体;同时,地方政府在渐进式改革中对地方市场、企业拥有一定的干预权力,“红顶商人”是一种“地方合作主义”的产物,这往往会带来地方政府非法的权力“越位”。     

说"孝"

“孝”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 ,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汉以孝治天下” ,在家国同构一体的封建社会中实际是移孝作忠。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一大特色。“孝”的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但其基本内涵仍不外“养”和“敬”二字。这应是传统的“孝”中属于精华的内容。在传统的“孝”中也掺杂有不少的封建性糟粕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愚孝 ,也是“孝”的畸形发展。“孝”在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 ,我们对它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封建遗孽而加以全盘否定。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结合现实 ,既要大力发扬其中养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又要强化法律对不孝的制约。这对于增强现代家庭凝聚力 ,促进社会和国家的稳定 ;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进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湖北新政"与近代武汉的崛起

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朝气方新”的姿态在湖北武汉推行以兴办近代工业为核心的洋务新政，使武汉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发祥地，华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内陆最大的通商口岸，蜚声海外的国际性城市——“东方芝加哥”。张之洞“湖北新政”成功及武汉迅速崛起的原因在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难得一遇的和平发展环境；地利：过渡时代内陆各省唯一出海口；人和：张之洞的睿智、胆识和人格魅力。     

论曾国藩"商战"思想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价值

曾国藩首倡“商战”,后发展成中国近代中叶的经济纲领,其时代内涵包括正确处理“商战”与“耕战”、“商战”与“兵战”、“商战”与“学战”三大关系,既标志着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已接近到本质的层面,又标志着中国人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思路已基本弄清。     

职技高师农科专业“三三四”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与实践

实践教学是职技高师院校教学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学生实践技能和创业、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而为中高等职业教育输送具有“双师”素质师资是职技高师肩负的重要职能。论文以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为例，对构建农科类专业“三三四”实践教学体系的的探索与实践进行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