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下)

二十三、何敏何敏即上文所载的何锁南普之子、何铭之弟,父子三人皆充任使西番使者,亦属罕见。明政府的这一安排,显然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何锁南普曾任元吐蕃宣慰使,何氏家族在藏族地区是有影响的。宣德初,松潘卫军人激变生番,发生松潘之乱,何敏的出使活动,即自此始。宣德二年五月丙午升行在鸿胪寺丞何敏为行在锦衣卫指挥佥事。敏习番语,始由通事进。至是命与都指挥佥事蒋贵往同松潘卫指挥吴玮招抚番寇。……(《宣宗实录》卷28)     

东乡族族源中藏族成分的历史考察

甘肃东乡族生活的东乡地区历史上先后活动过古羌人、吐谷浑、吐蕃等甘肃藏族先民。藏族是东乡族族源的重要成分。     

试论东乡族女性家庭地位

传统东乡族社会的家族等级制度主要依靠的原则有三个:性别、年龄与辈分。男性不管是在家庭地位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对女性具有绝对权威,但对女性本身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辈分的升级,她的家庭地位会有所升高。东乡族女性一生所经历的这种家庭地位的变化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既受宗教信仰的规制、儒家文化的渗透,又受区域经济水平的限制和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影响。要改变东乡族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现状,就不仅要改变东乡族女性自身的观念和受教育程度,更要改变整个东乡社会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改变本民族男性对女性的态度。     

试论东乡族女性家庭地位

传统东乡族社会的家族等级制度主要依靠的原则有三个:性别、年龄与辈分。男性不管是在家庭地位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对女性具有绝对权威,但对女性本身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辈分的升级,她的家庭地位会有所升高。东乡族女性一生所经历的这种家庭地位的变化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既受宗教信仰的规制、儒家文化的渗透,又受区域经济水平的限制和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影响。要改变东乡族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现状,就不仅要改变东乡族女性自身的观念和受教育程度,更要改变整个东乡社会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改变本民族男性对女性的态度。     

关于东乡族妇女社会参与现状问题思考

本文从东乡地区农村家庭劳动力、城镇从业人口和妇女参政状况等三个方面入手，运用实地调查资料、数据进行分析，初步探讨了东乡族妇女社会参与现状问题。提出东乡族妇女是东乡地区社会、经济建设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应针对东乡地区的特殊性，为妇女参与社会、发挥才创造受教育的有利条件的建议。     

吐蕃王族族源新考

在藏族历史的长河中,吐蕃王朝对藏族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吐蕃王朝建立以后,一个统一、强盛的藏族开始著称于世。因此,吐蕃王族族源的研究,向来为学者们关注。 关于吐蕃王族族源,过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源出印度说,二是源出西羌说。 有些藏史记载,佛陀在世时,曾预言西藏将有人类形成,并预言菩萨猕猴和罗刹女结合繁衍出藏人;又有说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来自印度的释迦族或乌仗那王族。这种观点受到大多数藏族学者的否定。他们指出,佛陀出世之前,西藏的历史篇章早已揭开,并非佛陀寂灭之后西藏才有人类。考古发掘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聂赤赞普出自印度之说本有菲薄藏区之嫌,殊难令人信服。为什么西藏的赞普不可能出自西藏本土呢?     

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

本文对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回纥人、粟特人以及鞑靼人只是沙陀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而不是沙陀的族源 ,沙陀的族源是西突厥别部处月部中的朱邪部落。朱邪是沙陀最早的部族名 ,永徽三年后文献中始以其居地“沙陀”名之 ,贞元年间沙陀人离开沙碛 ,史书恢复“朱邪”的名号 ,于是朱邪成为姓氏 ,沙陀成为族名。沙陀金山卒于开元二年之后 ,而不在之前。沙陀人早期居地当在金娑山之阴、蒲类之西 ,《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有误。在唐、吐蕃、大食、回纥四方角逐中 ,沙陀基本上是与唐、回纥联合 ,共同抵抗吐蕃     

西北民族民俗剪影——东乡族风情面面观

东乡族的故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境内,政府所在地是锁南坝(封二图1),族名“东乡”一词即来源于原故居地临夏(河州)之“东乡”。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无文字。总人口数近28万人。现在除甘肃省外,新疆,宁夏、青海也有居住,但一般认为东乡人是甘肃省的特有民族之一。关于其族源,一主蒙古为主说;一主中亚穆斯林之说。本族一些知识分子目前倾向后说。 东乡族与四周的回、汉族有长期的经济联系和往来。关于其风俗、往日描述者常有“近似回族”之说,但如从民俗学的视角作科学观察,则有明显的传统特征和心理素质。举族不仅信仰伊斯兰教,而且对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有过一定影响。其中张门门宦(封三图7中坐者即为其教主张明义)、胡门门宦、白庄门宦等派系即为东乡人首传或创立。所以宗教对东乡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有深刻影响。     

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白马人族属初探

氐族是我国历史上分布在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氐族活动在今陕西、甘肃、四川一带,建立过封建割据政权,与当时的中央政权相抗衡,因此,在历史上的这一阶段,有关氐族活动的记载是比较多的。隋唐以后,吐蕃兴起,白马人居住的地区是唐蕃争夺的中间地带,从这以后,史书关于氐族的记载渐少,这是因为氐族大部分同化于汉族,一部分被吐蕃征服,成为吐蕃的属民,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一部分氐人同化于藏族。     

伊斯兰苏非文学在我国东乡族中的变异和发展

东乡族是全民族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因此,伊斯兰宗教文学尤其是口传文学在东乡族中的长期流传过程中,无论语言表现形式的变化或作品内容的变化,都是比较显著的。伊斯兰宗教文学在东乡族中长期流传中,自然有它的变异性,这种变异性首先表现在原有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吟诵讲述变动为东乡语的吟诵讲述,这就为伊斯兰宗教文学打上了鲜明的民族性标记。清代以后,伊斯兰宗教文学,特别是苏非文学,在东乡族中广为流行。苏非文学是伊斯兰苏非神秘主义教派领袖及传人运用诗歌、散文、故事等文学形式表达其信仰,哲学思想,内心修养过程与体验的文学。阿拉伯半岛是其产生的摇篮,它从阿拉伯文学脱胎而出,进而发展为具有独立品格的一种文学。苏非派诗歌不仅给文学注入了伊斯兰的精神和信仰,并带上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随着苏非派的发展壮大,苏非文学也逐渐兴旺发达。苏非文学在东乡族中盛行流传,也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十八世纪,苏非派各支派从中亚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的东乡族女性家庭地位研究

本文以甘肃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大岭村和甘肃兰州市为田野点,在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描述了东乡族女性的三个人生阶段——女儿阶段、媳妇阶段、婆婆阶段,对不同阶段女性家庭地位作了比较分析。传统文化在东乡族流出地仍保存其影响力,不同阶段女性的家庭地位有所差异,但家庭中男性对女性仍具有绝对权威。流动对东乡族女性家庭地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媳妇阶段。尤其当夫妻共同流动到城市时,女性的家庭地位有所提高。教育、婚姻等没有对她们家庭地位的提高起到明显作用。     

从群体遗传的DNA线索看东乡族族源问题

DNA分析技术的发展为进行民族识别和分析民族起源、迁徙、流动、融合提供了新手段。本文在国内外首次应用D13S317基因座第 11号等位基因频率指标 ,计算了东乡族群体遗传动态数据。结果发现 ,东乡族和回族遗传距离很近 ,且东乡族中具有白种人血缘混杂。结合其他有关资料 ,我们认为东乡族的起源与元代蒙古军带来的中亚工匠、签军有关 ,亦与当地蒙古族、回族、藏族人群的融合有关。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民族研究提供群体遗传方面的线索     

东乡族双语使用与教学的人类学调查与思考

东乡族教育状况一直不容乐观,各项教育指标长期处于国内各民族之末。在当代中国,针对有语言无文字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提升,东乡族以东乡语辅助汉语教学,最终达到完全汉语教学的实践意义重大。本文基于历史文献和田野工作,对东乡地区历史和现实的语言使用情况及学校双语教学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达斡尔族族源研究述略

研究达斡尔族的历史起源,是民族历史研究中比较困难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深入了解、认识达斡尔族的历史发展特点和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达斡尔族族源问题的研究,一百多年来,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吸引了许多学者.清道光三年(1823年),达斡尔族学者花灵阿撰写了《达呼尔索伦源流志》,开创了达斡尔族历史起源问题研究的先例.尔后,清朝统治者为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也对达斡尔族来源问题产生了兴趣,清朝统治者曾先后两次派专人到达斡尔族聚居地区调查达斡尔族的来源.第一次在清同治十年(1871年),调查结果说达斡尔族是女真的后     

文化灿烂的纳西族

人口:23万余人分布: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及邻近各县,四川省盐源、木里和西藏的芒康县等地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文字玉龙雪山的银峰,在阳光照耀下泛出紫色的霞光。从天而降的金沙江,到了丽江石鼓,顿时变得温柔多情,形成了长江第一湾,从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蜿蜒流去。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纳西族同胞,就住在这样风景如画的地方。文献记载,纳西族的族源属古羌人向南迁徙的一个支系。纳西族的族名来自古代髦人的一部落名。汉代文献中的“牦牛夷”和“摩沙夷”,就是纳西族的先民。公元三世     

东乡族宗法文化论

本文分析了东乡族宗法文化的表现形态、主要特点及其成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复合型宗教性宗法文化的概念。作者认为 ,东乡族的宗法文化既受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 ,又具有中国传统宗法伦理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 ,因此它实际上是二者交互作用形成的复合型的宗教性宗法文化。虽然这种文化也存在于西北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 ,但它在东乡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并与汉族的宗法文化形成对照。本文的研究为西北少数民族的宗族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族宗族研究形成对话     

北宋后期吐蕃内附族帐考

北宋后期,在政府大力招抚的民族政策影响下,河湟陇右地区诸多吐蕃部族相继内附而变为熟户,纳入北宋王朝统治之下。还有一部分吐蕃部落族帐受抚绥优待政策之感化,自愿归顺北宋,接受其统治。吐蕃部落族帐的内附,促进了藏汉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西北边疆的开发,在藏汉民族关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撒尔塔:一个曾经被忽略的民族名称——也谈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下)

在这篇文章的上部分中,我们探讨了Sart一词和中亚撒尔塔人的有关问题。在这一部分中,重点谈谈中亚撒尔塔民族与我国甘肃东乡族的关系。对此,我们试从两个方面探讨。 第一个方面,中亚撒尔塔人怎样到了甘肃? 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和东乡族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一是与蒙古军西征中亚后在今临夏、临洮、东乡地区的军事活动和屯兵有关,二是与安西王阿难答驻守唐兀之地的军队有关:三是与撒尔塔人来东乡地区传教有关。对前二个途径,目前研究得比较充分,这里只补充有关的资料和新的分析。对传教这个途径,尽管有研究,但不充分、不深入,这里拟作详细探讨。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卓仓藏族族源考述

卓仓藏族是安多藏族的一个分支,关于其族源的讨论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文章在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卓仓藏族的来源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卓仓藏族的族源构成中既有土著西羌人、吐蕃军民及后期卫藏移民的成分,亦有鲜卑人、汉族和蒙古族的藏化者,说明卓仓藏族具有族源上的混融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