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迎汪复职”运动的态度及其教训

北伐战争初期，蒋介石通过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手段攫取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为了抑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统治，国民党左派企图让远在欧洲的汪精卫回国复职，开展了“迎汪复职”运动。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该运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当北伐革命统一战线出现危机后，把挽救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并主动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让给所谓的“国民党左派”。在北伐战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没有抓住时机积极广泛地开展工农运动，壮大革命势力，而将全部精力用于迎汪复职上。“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策略的失误。之所以犯此错误，一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国民革命──国民党主体论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影响，二是对蒋、汪缺乏正确的认识。迎汪复职运动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统一战线中必须牢牢掌握领导权，采取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方针，才能使革命立于不败之地。     

大革命时期汪精卫急剧走向叛变的原由探讨

大革命后期汪精卫的叛变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他叛变的根本原因,是其资产阶级属性使然。然而,迎汪复职、拥汪反蒋中对汪精卫的过分迁就,导致了他随后的巨大心理反差,使其认为共产党不可依靠,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也不可依靠,国共迟早要分家;工农运动中的过激行动,造成社会秩序动荡,军心不稳,对汪精卫急速右转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莫斯科五月来信及罗易的泄密,更是在客观上加速了汪精卫分共的步伐。     

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苏俄提出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政策 ,是为其推行“东方战略”服务的 ,完全是为了自己利益 ,不符合中国实际 ,是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直接磋商的结果 ,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反对这一政策 ,共产国际支持国民党 ,而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共产国际的强迫和国民党的严格限制 ,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所在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变

为抗战救国,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共真诚地希望加强与国民党的长期密切合作。从1935年8月至1939年初,中共针对国共两党的合作组织形式,依据情势的发展,适时调整其诉求,先后主动提出了“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混合委员会”“民族革命联盟”“民族统一联盟”“国民革命同盟会”“两党关系委员会”及跨党合作的意愿。但国民党和蒋介石要中共“归服”或“融化”的苛求,让退守“组织独立性”合作底线的中共无法接受,这迫使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诉求渐次改变,最终维持于多层面有事商讨的国共合作组织形式,这也是战时国共两党合作过程纷争频繁的根源所在。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９·１８”事变后，中共提出组织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逆来顺受”政策，所以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分析了蒋介石的抗日的可能，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又执行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中共才完成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论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一认识过程基本上循着两条线索发展:既存在着一个联合战线形式的国民党,又存在着一个联合战线之外的纯粹的国民党。联合战线形式的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属于阶级联盟,并且随着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逐步由四个阶级转化为三个阶级;而纯碎的国民党则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又成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党力图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国民党加以区别,看不到联合战线与国民党的一致性。     

蒋介石败退前的最后“阴招”

国民党无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在逃离大陆前,蒋介石鉴于国民党失败的教训,也制定了一套企图使中共重蹈国民党覆辙的“经济拖垮”战略。为实现这一计划,蒋介石下令采取一切手段掠夺和破坏大陆的经济基础。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历史考察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和“匪化”宣传,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扑朔迷离、面貌模糊。西方世界关于中共的认识,几乎都是来自国民党的官方宣传,认为中共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土匪和流寇并无区别。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受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启发,开始实施更加主动的对外宣传举措,积极突破国民党的消息封锁,撕掉污名化的“土匪”标签,向西方世界展示土地革命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政党形象,成功实现了形象修复和再造,并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对欧美此后的对华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党在这一时期国际形象建设,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历史借鉴意义。     

唐太宗

汪篯同志,我校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共北大历史系总支委员、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代理历史系副主任等职。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隋唐史方面的专家。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汪篯同志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含冤去世。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为汪篯同志举行了追悼会。为了悼念汪篯同志,我们特发表他的遗作《唐太宗》。     

抗日救亡运动与国共两党从对立到合作的政策转变

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迭起。它制约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促使其重心由对内转向对外,同时也促进了中共“拥蒋抗日”政策的提出,最终导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上海解放前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

上海解放前夕 ,英国朝野各界已经看到了中共胜利的必然性 ,因此 ,最大限度地保持其在华利益成为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国民党封锁上海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关注 ,后者遂考虑“采取一些救援措施” ,以防止上海局势进一步恶化。英国各界普遍认为应该寻求同中共合作 ,而不应该与之对立。上海解放前后英国与中共政权的政治接触以及经贸关系的发展为英国在 1 950年 1月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奠定了基础     

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前在参加政府问题上的多方博弈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即须面对如何与国民党政权相处,即参加政府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共、共产国际（苏联）、美国、国民党等四方因不同的考量而展开多方博弈。中共从扩大政治影响,促进自身发展,维系国共合作的角度讲有参加政府的需求;共产国际（苏联）为使国民党减轻对国共合作的疑虑而不愿中共参加政府;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中共参加政府影响甚微;国民党则坚持一党训政体制,不愿对中共开放政权。中共未能参加政府是其抗战初期实力使然,虽有利于保持中共思想组织的独立,但却使国共合作缺乏持久性与稳定性。国民党虽然保持了其对政权的垄断,但仍然无法阻拦中共对其一党训政体制的挑战。     

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宣言——读《中国文艺作家给欧美文化界的一封信》

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柏林成立了三国军事同盟,加紧推行其侵略政策。在我们国内,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向国民党政府展开“和平”攻势,日蒋汪暗中勾结,活动频繁。一九四一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反动政权为了强化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地迫害进步作家。为了保存力量,在周恩来同志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发端新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共产国际“左”倾理论的指导下 ,中共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依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 ,国民党不仅是一个政党 ,而且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而共产国际视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从而割裂了国民党与资产阶级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必然在认识上出现一误区 ,即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一旦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 ,共产国际便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 ,从而打击它们。     

抗战末期美国与中共关系

抗战时期,中共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中共也将对美外交作为外交工作的重心。但在1944年以前,美国政府和中共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来往,直到1944年春夏之交开始的豫湘桂战役,美国鉴于国民党战场大溃退,才开始寻求与中共的军事合作。以美国政府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为起点,美国与中共之间出现了一股军     

论南昌起义为什么使用国民党的旗帜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挽救中国革命而发动和领导的。为什么使用国民党的旗帜其主要原因是：（1）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2）为争取更多的同情者的支持与参与并实现重行北伐之目的,（3）为捍卫真正的国民革命,揭露蒋、汪的反革命面目,（4）为维护革命统一战线,（5）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的影响。南昌起义使用国民党的旗帜在整个战略上讲是错误的,但也为掩护革命力量的退却争取了有利条件．仍不失为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的开始。     

关于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评价的两个问题

分析和研究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战场必须注意二个问题。一、要历史地看待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当时实际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不能忽视国民党军队采取的一些战略性撤退；二、蒋介石的抗战心态可谓“一箭三雕”：打败日本侵略者、削弱和消灭中共及其革命武装、削弱和消灭威胁其统治的各派军阀。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实际行动自然互为矛盾，这就势必影响抗战的成效，最终招致了初期抗战中不应有的损失     

“联合政府”口号提出背景的博弈论分析

“联合政府”口号是中共调整博弈策略的产物，其历史背景是1944年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国民党的军事溃败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中问党派的力量和态度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美国插手国共关系并采取了某些有利于中共的举措；中共的迅猛发展使国共力量对比已完全不同于抗战开始之时。     

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农民运动战略初探

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共同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这场运动表面上是彻头彻尾地为中共所＂包办＂,但中共却不能左右它的全过程。事实上,这场运动的起与落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当时居于执政党地位的国民党的态度,而不是中共。故笔者以为要理清这场运动迅速勃兴与凋零的前前后后,不仅要对中共的农民运动战略的形成和实际运作情形进行客观考察,更要从国民党方面加以研究突破。只有对国共两方面的情况都有了准确把握,才能深刻地理解这场运动。论文拟对国民党农民运动战略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的作一初探,以抛砖引玉,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浅析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有关“军队国家化”的斗争

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一再以军令统一为借口要实现“军队国家化”,要中共交出军队,企图把人民军队变成国民党的党军.对此原则性问题,我党针锋相对,坚决斗争,始终坚持军队国家化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必须由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来整编全国军队,决不能把人民军队交于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府.本文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围绕“军队国家化”问题与国民党斗争的历史意义,指明了我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论述与今日西方鼓吹的“军队国家化”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