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船山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启蒙影响及现代意义

船山思想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的启蒙先声。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科学传播中国之前,船山思想便率先"破块启蒙",成为引导社会变革的启蒙先声。船山启蒙思想主要表现为:变化日新思想、民族爱国主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思想、文明进化思想和人欲解放思想等。正是船山启蒙思想孕育出近代社会变革的思想源头,梁启超概括其为社会变革"最初的原动力",章太炎总括其为近世民族复兴"木本水源"的思想本源。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景象,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大课题。船山思想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也具有"日新"的当代价值。弘扬以船山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使命。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思想启蒙与学术研究之间--以梁启超论宋明清理学为考察对象

梁启超关于宋明清理学的论述 ,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早期 ,梁启超作为中国社会变革时期思想启蒙健将 ,“破除蔽障 ,启蒙为先” ,主要从政治的角度阐述、评判理学 ,适应了批判封建主义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到后期 ,他淡出政坛 ,更多地用学术研究的眼光审视理学 ,较为广泛地论述了理学的一系列问题 ,出入于学术研究与思想启蒙之间。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协同治理"思想探析

在黄宗羲的时代虽还没有协同治理这个概念,但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黄宗羲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君臣协同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具备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同时,黄宗羲还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他认为合理的君主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将原来只是着眼于巩固君主统治的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民本主义.黄宗羲的国家治理社会协同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和改良君主政治的需要,还不能说是近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思想.     

“阶级大众”的话语营构和文学书写——30年代文学论争与创作中的“大众”身份建构

继五四启蒙模式之后,中国社会选择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手段,建立民族国家的新方案,无产"大众"成为解放的主要对象和革命主力军。文学要参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向设计,就要承载社会革命和解放大众的使命,教育引导大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当时的文学论争中,左翼作家批判否定了"大众"认识和界定的多样性,营构了"大众"的无产阶级内涵。在"写大众"的文本中,作家依循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将阶级"大众"叙述为社会变革的新主体。话语论争、理论引导和作家叙述共同建构了"阶级大众"的合法身份。     

施莱格尔的“新神话”解析

启蒙运动因过于强调理性的作用而对神话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神话由于其非逻辑、非概念的思维方式不具备追求真理的能力,所以神话受到摈弃。其结果是不仅摧毁了人的完整意义的世界,而且也使理性的普适性价值受到质疑。德国耶拿早期浪漫派的代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站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立场上,提出了建立"新神话"的理论主张。"新神话"作为精神的创造物,具有与古代神话不同的路径,其理论基础是费希特哲学的"绝对自我"原则,是意识之内的绝对同一和"综合"。"新神话"不仅表达了施莱格尔的"泛神论"和神秘主义思想,同时还传达了浪漫主义者寻找整体性的理论诉求,是浪漫主义者把人、自然和社会综合为一体的理想,目的是为人和世界重新确立一个"中心",从而赋予世界一个新的意义。在西方哲学史上,"新神话"理论不仅以"艺术"的概念成为谢林哲学的体系,而且被浪漫主义之后的尼采以"酒神"的精神使"新神话"得以复活,甚至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以"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以人的存在的"完整性"的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了"新神话"的理论主张,与浪漫派的"新神话"具有理论上的同构性。     

论维新时期新知识分子对"黜奢崇俭"消费观之批判

维新时期,正在崛起的新知识分子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开始对封建时代"黜奢崇俭"的消费观进行批判,他们或倡导"尚奢"消费,或建议将因"俭"而省的钱财转化为资本,以增加资金流转,扩大社会生产.此种反思和批判反映了当时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与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有反传统的精神和解放人欲的启蒙作用.然而,在实践和可行性方面,他们的主张却有悖于近代中国主权旁落的特殊情境及富商大户消费投资心理的传统性,最终造成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简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兴起

每个国家民族在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通常都要经历一个旨在弘扬理性,批判封建主义,宣扬近代民主政治思想,促进人们观念变革和思想解放的启蒙时期。我们中国在近代同样也经过这样一个时期,它是如何兴起的?这是本文将要阐述的。探讨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的兴起,首先必须弄清其源流。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始于16、17世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独特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一批有识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震惊于当时的政治变局,对导致明朝灭亡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进行了检讨和批判,并且试图通过在社会矛盾运动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轨迹和民族文化复兴的未来,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欣起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众启蒙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蒙思想家们在民族危机日益紧迫的背景下,超越了物质和政治层面改革的局限.提出了人的近代化问题.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大力批判,并以西方国民为范本,塑造了具有崭新理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新国民形象.为了实现自己的"新民"理想,启蒙思想家们积极探索并实践了各种启蒙民众的途径和方法,为近代中国的民众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文学礼俗批判之理性思辨

礼俗批判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在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影响下,启蒙精英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以及诸多生活习俗,积极进行价值重估,力图破旧立新推进现代文明进程。为此新文学作家描写大量受礼俗禁锢的庸众,以及大胆冲破藩篱的新青年形象,把批判礼俗当成"个性解放"的必经之途与接受"现代意识"的重要标志。但事实证明:用恶俗做论据去批判礼俗,这是启蒙精英误读礼俗的生动表现,也使大量新文学作品呈现出深刻的内在矛盾。     

新文化运动之纲领——论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其<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一篇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献.文中以国人对西方文明由"学术"而"政治"而"伦理"之觉悟,反思了晚清以来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渐次演进的历史过程,进而揭示了新文化运动之伦理变革的时代主题.<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所阐述的唯文化论之启蒙主义、全民主义之民主理念、批判儒教之反传统主义,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启蒙思想的核心观点,具有独特的思想史价值,堪称新文化运动之纲领.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新启蒙主义"的提出系基于历史的、理论的与现实的深层需求.作为一种新的启蒙方法和途径,新启蒙主义以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为探讨的核心命题.它应该包括人性解放一人性上升一人格完成,这样的一个"三部曲"联贯合成起来才能够真正走上启蒙之途,从而通往人性的自由.     

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比较典型的范式,即批判理论范式、现代化理论范式与"新左派"理论范式.批判理论范式的主要理论资源是西方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它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中国语境意识与具体历史意识,其大众文化批判从而流于抽象的道德批判与审美批判;现代化理论范式的主要理论资源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其最大特色在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社会历史转型中来认识并评价大众文化,肯定其政治意义;"新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同样对大众文化持激进批判态度,但是其在研究方法上更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大众文化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这三种范式各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劣,应该在综合的基础上形成良性的互补.     

话语与当今中国社会变革

首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会议展示了国内外话语研究的理论探索及实践成果.与会代表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新话语,对语言、思想、权势关系与社会变革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丰富了话语对社会现实建构作用的研究,强调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     

论国民观在清末的兴起

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存在两千年之久的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臣民观念开始瓦解.在传统天下观念逐渐式微的同时,主权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日渐明晰起采,并引发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知识分子都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救国需要新国民,并对国民的"奴隶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新国民"应该具有权利、义务、独立、自由、尚武、公德、自治等特质,但当他们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时,又往往"变通"的提倡从日本学来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思想,要求人们为了国家的权利、自由而限制甚至牺牲自己的权利、自由,徘徊于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之间,并最终滑向了后者.     

平等与自由——谭嗣同、严复民主启蒙思想比较

在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中,谭嗣同、严复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君为臣纲"和君主专制,致使民主启蒙成为其启蒙思想的中心内容。另一方面,两人的民主启蒙思想具有明显差异:第一,价值旨趣不同:谭嗣同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围绕着平等展开,严复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贯彻着自由原则。第二,解决君主专制以及拯救中国的方案有别:谭嗣同幻想"超出体魄之上而独任灵魂",实现平等的途径是消除国界,世界大同;严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开议院,兴民权。第三,思想侧重迥异:谭嗣同始终侧重思想启蒙,严复则关注制度启蒙。     

新启蒙运动?--当代社会理论的重新定位

面对纷纭复杂的理论思潮,我们如何总括这个时代的主导性学术思想?本文尝试着以"新启蒙运动"的视角,来建构当代社会理论在基本取向上的重新定位.所谓新启蒙,就是以启蒙运动的精神来对待启蒙运动以来所展开的现代性方案,即启蒙的启蒙.具体而言,新启蒙在"理性"、"经验主义"、"科学"、"普遍主义"、"进步"、"个体主义"、"宽容"、"自由"、"人性的一致性"、"世俗主义"等基本理念上,都呈现出更具反思性的主张.     

梁启超与中国早期新闻思想启蒙

作为近代"思想界之陈涉",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系统阐述了报馆之责任、职能、地位、宗旨等议题,对当时报业状况作出深刻批判,进而提出报馆、报人之标准.梁启超对近代报业之兴起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早期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