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儒之间:韩愈的身份自塑及其典型意义

韩愈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儒者与文人两种身份的矛盾或一致,并通过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互相拼合,塑造出一个完整的士大夫形象。韩愈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产生于不同空间、场合自我表达的需要。韩愈激切外露的个性使得他没有从个人心性到外在言行全方位地展示儒者角色,而他强烈的表达欲望则将诸多看似不协调的因素统一起来。韩愈处于中唐儒学与诗歌发展的交汇点上,他的身份自塑揭示了古代士大夫的角色组合模式和创作形态,其身份认同也成为后世士人的典型代表和重要参照。     

韩愈其人

韩愈(公元765—824年),字退之,是中唐时期依附于豪族地主的无耻文人,他在儒家顽固派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北宋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东坡曾大吹特吹过韩愈,说什么“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到唐代出了个韩愈,才“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①。明代有个儒家大官僚薛也极力吹捧韩愈,他说,假如没有韩愈,谁能为我们指出儒家的“道统”呢?谁能如此明确地推尊孟子作为孔子的“嫡传”呢?这些人对韩愈的评价,从反面说明:在我国封建制社会衰落时期,没落的地主阶级越来越需要儒家思想作为救命稻草。韩愈为尊孔尊儒而大喊大叫,正反映了没落的地主阶级…     

古代朝鲜国君养成记

正封建国家的国君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没有贤明的国君来执政,国家命运就极有可能处于危险的境地。《朝鲜王朝实录中》提到将来要继承王位的王世子时,曾有这样的记载:"而于国君世子,尤致谨焉者,诚以上承一祖宗之宠绪;下系神人之休戚,国之所以废兴、存亡,恒在于是。"在朝鲜时代,国君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朝鲜时代的文人们为了制衡王权并将王培养成优秀的人才而不遗余力。这种制衡一般有两种     

党人报、文人报、商人报：上海《时报》的蜕变及其原因初探

上海《时报》是旧上海三大民营报纸之一，初为康有为梁启超在国内的舆论喉舌，但终因宣传不力而与康梁决裂。后经历了两次重大蜕变：为文人所办的报纸，业务方面锐意革新，但政治上表现平庸；最后成了被称为“黄报”的商业大众化报纸，但连年亏损。上海《时报》可谓“党人报不党”“文人报不论政”“商人报不盈利”，这背后既有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又展现了一个多种形态的中国近现代报业构成。     

论盛唐的工商业

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在《平淮西碑》中概括了唐前期政治、经济的发展关系,指出“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养生息;至于玄宗,受报收功,极炽而丰。”①可见,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论,贞观之治远不如开元之治,也许这与盛唐之称不无关系吧! 盛唐是以开元盛世、“海内富实”②,载入史册的。唐玄宗年间农业的发展,论者不少,工商业的繁荣则谈得不多,本文试图从此入手,描述一下当时经济发展的面貌。     

王维“亦官亦隐”说质疑

自 2 0世纪 5 0年代始流行于唐诗研究界的王维“亦官亦隐”说 ,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其原因在于 ,“亦官亦隐”之说 ,不仅有违于唐王朝“干部政策”的历史真实 ,而且亦与王维生活的历史实况相去甚远。正因为如此 ,故唐代无“亦官亦隐”之例 ,而为研究者“标贴”于王维身上的“亦官亦隐”或“半官半隐”说 ,自然也就属子虚乌有之辞。     

宋代文学的雅俗变化及成因

宋代文学以雅为尚,与“雅儒”精神相关。“雅”的内涵包括语言的雅洁,作品政治内涵的“正”,具有特殊的民族意义。宋代文学在以雅为宗的同时,又呈雅俗结合的变化,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市民文化消费促使了俗文学的发展;其接受效应影响了雅文学作者的创作思想,使之转向了雅俗结合。宋代文人既能接受俗文学,又有意于改造传统雅文学,努力探讨雅俗结合的创作道路。     

张说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张说(667-731),字道济,一字说之。武后时起家太子校书,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官政四十有一”,“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①,是睿宗特别是玄宗开元前期政治中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在排除太平之党、确定玄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开元前期,他还曾三次总戎临边,平定叛乱,是开元盛世的功臣,与姚崇、宋等一起被称为一代贤相.张说一生不脱文人本色,对开元时期的文化建设贡献很多。他和玄宗关系密切,他在文化方面的主张,诸如“尊儒崇道”、“博采文士”等,都为玄宗所采纳.他在玄宗时期以宰相知集贤院事,参与和主持过当时许多重大…     

清始祖所居鄂多哩城考

新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努尔啥赤传》(阎崇年著),在叙述努尔哈赤的先世时,亦引录了流传很久的三仙女在池中洗澡,第三女佛库伦因吞食神鹊所遗朱果而生下清始祖布库里雍顺的神话故事。这一神话被清王朝历代皇帝所乐道,并被正式记录在天聪年间始修的《满洲实录》、崇德元年成书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康熙朝重修的《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里。我们以为这一故事有其神话成分,也有其史实成分。这一故事的前一段,即故事中所讲述的布库     

论方孝孺的用世和无神论思想

明初浙江人方孝孺为一等节烈人物。当我们惊叹他“慷慨一死”的同时,也不能淹没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本文较详尽评述了方氏“学以用世”和无神论的思想,指出:方氏“学以用世”思想,批评了理学虚谈风气,是明清顾、黄、王“经世致用”思想的先行;其对佛、老神学的批判,则是建立在“气”理论基础上的,是韩愈以后的一个进步,对后世无神论亦有重要影响。     

唐代藉田礼仪演变与书写范式

藉田礼发展到唐代,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礼仪规范,同时太宗、 玄宗、 肃宗等在方位、 地点、 流程方面对之进行了灵活的调整,呈现出皇权凌驾于礼仪之上的倾向.与之相应的藉田书写,侧重点也不在于礼仪本身,而在于沟通政治情感,既传达赞美圣君追慕盛世的执政理想,又呈现出君臣交流体贴人情的现实关怀,同时也表达藉田不行于世不被重用的失落蹉跎.这就使得唐代藉田书写不同于《诗经》、汉赋,呈现出礼仪应用文本的特点,形成了藉田祭祀乐歌的礼仪范式、 藉田科场赋颂的结构范式、 藉田题材意象的表达范式.这些范式的生成象征着藉田礼仪文本的成熟,在颂美国家仪典、 寄托文人政治情感的基础上,推动着文以载仪功用的实现.     

唐代社会舆论与宰相政治探究

中古时期文献中“舆论”及与“望”相关的词汇,其用法、内涵基本与现今的“社会舆论”一致,代表时人对社会事件和人物的议论或意见。其中,“宰相之望”是一种特殊的针对可能升任宰相的官员的舆论描写。享有宰相之望的候选人群体在通往宰相之途时仍然受到政治倾轧等因素的制约。即使入相后,围绕宰相的执政风格、业绩、人物评论的社会舆论依然存在。这种相对固定且成熟的社会舆论书写模式是建构古代历史与社会的重要内容。     

从敦煌唐写本残卷看李善《文选注》的体例

《文选》曾被誉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唐以后的文人,都把它作为学习文学的教科书。唐初李善的《文选注》,援引赅博,经史传注,靡不兼综,又旁通仓雅训故及梵释诸书,史家称其淹贯古今,不特文人资为渊薮,抑亦后儒考证得失之林也。从此以后,“选学”除了具有以《文选》所录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研究内容外,还具有以李善注为中心的语言学内容。然而南宋以降,善注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而善注与五臣注单行之本,遂世所罕传。今所传李善注本,乃后世从六臣本提缀分割而出者。合刊之时,正文分节既已不同,注文分布亦多羼杂;则提缀辑集时,前后错乱,改旧致误者往往而是。再加上李善注中没有一篇显示其博约注文有序性的凡例,更令学者难理统绪。清儒为睹善注本来面目,详加考证,功绩卓然,然臆说尚多,聚讼纷纭,难以折中。而其对李注凡例的搜寻,往往停留于罗列而已。敦煌写本中的《文选李善注》,今所见者有两个残卷。伯     

“花间词”中的别调──毛文锡词作初探

“花间”词人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他们各具风格,且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较为深远。但是,温、韦词作的题材大体徘徊在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的圈子里。这种模式限制了后来许多“花间”词人。其下乘者,淫巧侈丽,为后人所诟病。那么,《花间集》里,温、韦之外,有没有自成风格,另辟蹊径者?回答是肯定的。他就是被郑振锋先生称为“词中别调”①的毛文锡。但郑先生的看法并没引起后人更多的重视。毛文锡的词作至今也鲜为人知。 创作的基础—政治上有所作为 毛文锡少时聪敏,才思过人。十四岁,父亲就让他参加进士考试,竟一举登第。“神童”般的奇迹,与…     

吏隐诗的嬗变

吏隐与吏隐诗主要表达了吏隐者亦官亦隐的思想情怀。历史上的吏隐者有提出朝隐的东方朔、提出大隐的王康琚、提出中隐的白居易以及实践吏隐的山涛、阮籍、谢、王维等著名文人。探讨白居易的吏隐诗,闲适是其主要特点,而且其闲适乃是官场公务之余的个人放松,或者休假时闲雅、悠闲、自足的情调,与传统意义上隐士彻底的“闲”是不同的。     

儒、释、道对中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发生裂变的中唐时代 ,中唐诗歌在美学面貌上表现得异常丰富、复杂。此时的诗人在较为自觉的审美理想的指导下 ,逐渐形成了相对明晰的美学流派。在众多的流派之中 ,择其大端可分为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代表的“浅切派”、以韩愈和孟郊为代表的“险怪派”、以刘长卿和韦应物为代表的“隐逸派”等三支。从文化资源上看 ,这三种美学倾向显然分别与儒、释、道三教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内在联系     

王守仁的唯心史观

王守仁(1472—1528)的心学体系以“致良知”为核心。他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创造了一切。将这唯我主义的世界观应用到人类社会,便构成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一)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王守仁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他说: 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     

社会政治化刍议

社会政治化系指市民社会在与政治社会的彼此消长中,改写被政治社会所长期把持的“原生态政治,”增大政治的社会涵容量并增强其社会功能,从而建设一种新的、顺历史潮流而动的“衍生政治”的过程。社会政治化具有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融合、互补以及后者对前者覆盖等“新政治”形态;具有诸项超越“原生态政治”价值的价值;推进它的主要主体是第三部门、社区以及责任政府等。     

忠君与忠社稷关系辨——论明代土木之变中的士大夫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土木之变过程中,士大夫群体劝阻英宗亲征,拥立郕王即位,复又力主以礼奉迎英宗还朝,这些行为含有效忠君主之意向,然皆是以社稷利益为政治考量的基点.由此反映出士大夫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更根本的诉求还是将君主纳入社稷,亦即国家管理体系与利益层面,从整体着眼,以是否有利于实现朝廷的稳定与百姓的福祉等政治诉求,作为判断何种行为取向更具有合理性的依据,这是士大夫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在土木之变过程中,先秦以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理念被反复强调,并成为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构成支撑明中期以后士风趋向张扬的重要资源.从此而后,明朝臣下的谏诤之风陡然而盛,士大夫之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趋于清晰.     

《韩愈诗文评注》漫议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划时代的人物,韩愈就是其中的一个。杜牧把韩文与杜诗相提并论,有“杜诗韩笔”之说。苏轼称韩愈对古文的贡献是“文起八代之衰”。其实,韩诗也是领风气之先,创“以文为诗”的新格局,泽被后代的。正如清·叶燮所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对于这样一位在文学史上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诗文大家的作品,以往虽有介绍但很不够。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清华先生的《韩愈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