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之乡”谱新篇——浙江省地方志学会成立

“六五”期间,浙江全省已有三十个县市建立了地方志的编纂机构,修志队伍有两千多人,出版新旧方志、资料和方志学论著三十余种,计一千多万字。我省第一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志《建德县志》即将出版。为促进修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我省修志工作者于十月在杭州举行了省地方志学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省委第一书记王芳向大会致了贺词。王芳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法,是一项重要的     

清代毕沅对西安文物古迹的著述和保护考略

西安地区文物古迹众多,历代陕西、西安主政官员的活动很多都与文物古迹相关。毕沅作为清代中期主政陕西的著名学者型官员,在西安的时间较久,并且在施政中、学术上尤为关注西安地区的文物古迹,他详细考证了传世方志文献中关于西安文物古迹的记载,对错误简略之处进行了补充,在施政过程中主持编撰了地方志、金石志等文献记叙西安地区的文物古迹,在方志文献中首先创立了文物古迹相关分卷,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维护西安的文物古迹,长期以来搜集了众多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在陕期间撰写了大量的诗词歌咏西安的文物古迹,为后人了解清代中期西安文物古迹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客观上对西安的文物古迹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浙江八年修志的回顾

浙江素有“方志之乡”的誉称。近八年来,浙江的修志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出版了几十部志书,初步形成了省、市、县、镇多层次的完整的修志结构。本文对八年来浙江修志工作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科学总结,客观地评价了修志工作中的得失,并对今后我省的修志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对浙江今后的修志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集方志学识和成果之大成——评《中国方志大辞典》

编修地方志,在我国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在历经战火和沧桑的今天,全国仍保存着8千余种11万多卷地方志,约占全国古籍的十分之一,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历代修志数量之多。然而,对于这样一门内容浩如烟海、编纂体例独特的专业,却从来没有人编过专门的工具书,这对方志历史和研究造成不应有的历史空白。本届修志,从1980年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省、市、县普遍建立了修志机构,开始编纂社会主义时期第一代新方志,直接参加的修志工作者已达10万余人。对旧志的研究和利用,在国内外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兴趣。     

浙江首次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同时举办地方志短期研究班

浙江省建国以来首次地方志工作会议暨地方志短期研究班,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持下,于一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杭州举行。各县、市和省级有关部门的方志工作者七十余人到会。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魏桥作了《开创修志工作新局面》的报告,方志学家黄苇作了我国     

《中国现代方志学》的学科理论与结构体系

本文提出了《中国现代方志学》这部大型方志学术理论专著学术理论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方志政治理论、方志基础理论和方志应用理论。这三个理论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构架出围绕方志事业发展的较为完整的《中国现代方志学》学科结构体系。     

章学诚方志学的纪传人物论

章学诚是我国封建时代后期很有成就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他一生编修过《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许多部志书。在他修纂方志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方志学理论,特别是对于方志中纪传人物之理论贡献,实有筚路蓝缕之功。所以梁启超称:“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言之有实,唯虚言之务去,是章学诚对于志书纪传人物的第一要求。在章学诚之前,方志虽不乏佳作,     

历代陕西状元考略

根据陕西方志、《登科记考》和近年出版的有关状元研究专著等资料进行比对查考,历代陕西状元计有21人,包括现籍陕西或祖籍陕西的状元,但不含居地在陕的4位李氏宗室子弟。从总数看,陕西状元不比号称状元大省的江浙地区,但在唐代,可考的陕西状元数量是位列前茅的,且陕西状元或政绩卓著,或才华出众,大多史册有载,作为陕西人物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值得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     

论民国《衢县志》的文本特色与价值

民国《衢县志》,为衢县人郑永禧呕心沥血之作,成书过程中,得到余绍宋帮助良多。百年来,这部志书湮没不闻,价值不彰。事实上,这部纂修于新旧过渡时期的志书,深具风格。它征引繁博、考证精当、叙述详赡,既承袭了传统志书的书法笔意,又对近代社会进化之迹有所记录,因而新知旧识杂糅、开明的政治经济观与保守的伦理道德观互见。无论是志书文本还是纂者情怀,都对当下的地方文化事业与方志修纂有着重要的意义。     

运用地方志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地方志是一方的百科全书。编修地方志是一项造福于后人的百年大计。那么,修志能不能直接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呢?能。利用方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一项行之有效,大有可为的工作。我们祖国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不仅历史悠久,幅员广大,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文字记载,纵的有二十四史,横的有八千多部方志,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历史资料,这是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所罕见的。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典籍浩瀚的地方志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资料宝库。从浙江省现存的地方志来看,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北京社会函授大学方志学系专题面授、信息交流研讨会综述

北京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北京社会函授大学于1991年7月5日至14日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召开该校方志学系专题面授、信息交流研讨会,参加会议共一百四十余人,主要是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该校毕业学员,他们大都从事基层志书的编纂或组织领导工作,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希望从理论上学习、总结和提高。会议邀请史志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专题面授讲课,紧紧围绕着“如何加强方志理论研究、努力提高新方志的质量”这个中心,互通信息,交流经验。研讨会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谈论的意见,几乎涉及到近年来方志学界关心的所有问题。现将其中一些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河西方志概观

方志是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 2 0年来 ,河西五地市在新志编修、旧志整理和其他文史资料的整理编纂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本文对河西古今方志的源流脉络及主要成就作了概括介绍 ,其中重点评介了新时期以来的方志编修情况     

陕西古代教育史研究管见

陕西古代教育史研究 ,对于发掘和继承我省古代灿烂的教育遗产与资源 ,丰富与完善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的内容与体系 ,构建陕西古代教育史学科的理论框架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学术价值。因此 ,在理论思维和认识方法上 ,科学而准确地理解与把握陕西古代教育志与陕西古代教育史、陕西古代教育地方教育史与中国古代教育通史、陕西古代的中央官学与地方教育之间的脉承关系及其学术追求 ,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2008年秦汉史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由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弘扬汉文化研究中心、西安文理学院《唐都学刊》主办,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陕西省历史学会协办的秦汉史高层论坛于2008年9月19日至9月21日在陕西西安召开。出席这次论坛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及日本、韩国的学者共六十余人。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考古以及秦汉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讨和交流,学术气氛浓厚、争鸣热烈,取得了巨大成果。论坛开幕式于9月20日上午8点30分在西北大学萃园宾馆二层多功能会议室举行,由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陈峰教授主持。首先由西北大学副校长任宗哲先生致欢迎辞,任校长首先评价秦汉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西安秦汉史研究具有独特的历史和地理优势,对西北大学在秦汉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西北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西安文理学院副院长耿占军教授对西安文理学院、学院的学术团体、学术成就进行了简单介绍,特别说明了《唐都学刊》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果。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黄留珠教授对西北大学历史研究历程做了详细介绍。西北大学历史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陕西大学堂时期,当时在历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在调...     

方志舆图制作中方向处理的个案研究——以道光《紫阳县志》的舆图为例

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是方志舆图制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对方志舆图进行研究一项重要内容;对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的方法及原则进行探讨应具有一定数量的、遵循同一制图原则的方志舆图;道光《紫阳县志》中的31幅舆图则可以满足方志舆图制作中的方向处理方法及原则探讨的需要;道光《紫阳县志》舆图方向处理的方法实际上体现出了以高为上或以山为上的方志舆图方向处理的原则,这是一种经验性的方向处理的原则;这一原则对于探讨乾嘉时期乃至明至清代中前期方志舆图的方向处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略议乡镇志的编写

浙江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历史上乡镇志特多,仅洪焕椿先生《浙江方志考》一书就收载了118部。为了继承这一历史传统,发挥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功用,1982年,萧山县长河镇领导决定编修镇志,经过数年的努力,近30万字的《长河镇志》于1989年6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下面谨就《长河镇志》谈谈乡镇志编写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求正于方家。一、搜求史乘清代史学大家钱大听说:“必先聚书,惟备万卷之储,乃可资考证之益”。此话对我们修志工作者来说可为至理。没有一定数量的资料,就无法达到一定的质量。资料多了,方能甄别、选择,去伪存真,剔芜留精。为此我们在搜求史乘中,既注意正史和历代方志,更重视家谱和私家文集。《萧山来氏家谱》的发现,就为研究来姓一族与长河的历史渊源提供了翔实依据。     

浙江方志源流考略

浙江素称“人文荟萃,著述斐然”之邦。地方史志源远流长,种目繁多,在中国方志学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浙江方志的发展状况如何,有无独到之处,本文拟就此作些粗浅的考索。浙江地方志始于何时?一般的看法是把《越绝书》(东汉袁康、吴平编撰)当作浙江乃至全国的第一部方志。清人洪亮吉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近世多数学者亦宗尚洪说,认为此书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地方志”。我们则持不同看法。《越绝书》并非方志,把它归入地方史之林更妥。理由有三:其一,《越绝书》现存十     

20世纪陕西方言研究综述

2 0世纪第一位用现代描写手段研究陕西方言的学者是刘文锦。 2 0世纪陕西方言研究主要分三个阶段 :1.民国十八年以后的 2 0年里 ,刘文锦、白涤洲、黎锦熙、陆志韦等学者艰苦创业 ,功不可没。 2 .5 0年代末 6 0年代初 ,张成材、杜松寿、杨春霖、马天祥、孙福全、薛生民等学者在仅三五年时间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3.粉碎“四人帮”以后 ,陕西方言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 ,张成材、郭子直、刘育林、张崇、刘勋宁、孙立新、邢向东、王军虎、辛世彪、黑维强、张维佳、张德新、郭沈青等学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第二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拉萨召开

第二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8月7日—13日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召开。这是继第一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成都,1989年11月)以后,我国藏学界召开的又一次盛会。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指导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及西藏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本届会议共有国内外学者80余人到会。国内学者60余人。其中藏族学者42人;蒙古族学者5人;白族学者2人;汉族学者10余人。有8个国家的12名国外学者参加了会议。他们来自日本、保加利亚、蒙古人民     

旧方志与区域旅游文化开发的关系研究——以陕西利用旧志的经验为主要考察对象

旧方志具有促进区域旅游发展的现实意义,但在利用时一定要仔细甄别。要挖掘旧方志中的人文元素,以名人轶事、传说故事造势,提升旅游文化品位;以旧方志中的地图及文字记载为依据,有重点地保护与恢复重建文物古迹;利用旧方志,打造特色风土民情观光游;依据旧方志所记载的当地农副特产等经济资源,带动当地土特产种植,发展旅游产品销售,促进旅游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