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的两种维度：事功之德与人道之德

本文通过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揭示了“德治”所包含的两种意义———以德治事和以德治心。进而指出 :在“德治”问题上 ,应当区分两种不同意义的“德”———事功之德与人道之德。在现实的道德建设中 ,对属于不同范畴的道德问题 ,应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解决办法 ,在坚持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并重原则的前提下 ,尤其应当注意在两种不同意义上开展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在今天 ,特别要重视事功之德的建设。     

韩非的“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新解

＂势＂是韩非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复杂的意义。韩非为了回应当时学者对慎到＂势之足以治天下＂的攻击进而论证＂贤势之不相容＂、＂势之足用＂的观点而将＂势＂区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自然之势＂并不是学术界一般所讲的＂世袭的王位＂,而是指不可改变的事物变化的趋向,包括社会的变化趋向。＂人设之势＂存在于纯政治的框架内,指君主由于其所处地位而拥有的权力和权势,以赏罚的权力为主要内容,也就是韩非所说的＂二柄＂。     

儒家之“义”的理论进路与王夫之对“义”的推极

儒家之＂义＂的内涵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义域甚宽的思想谱系,其基本义蕴是从＂礼＂中抽象出的社会秩序之＂理＂,但其重心则是对个人的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规定,而不是对权利关系的界定,因而它并不具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而用于处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正义＂论性质。正因为重义务和责任的价值取向,才能使＂义＂最终走向了生命论,并在道德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矛盾。王夫之全面继承了儒家之＂义＂的思想,并将它推向极致,从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将这些矛盾消解。     

自然之眼、社会之眼和内视之眼——论先秦儒家、道家的眼睛及五官思想

在肯定感官的自然本性方面,道家与儒家都承认"自然之眼",又主张对肉体性感官进行节制和约束.儒家的视觉思想浸润在政治道德的价值氛围中,感知外界、体认自我的自然之眼转化为提升道德、净化伦理的社会之眼.儒家的"感官伦理"强调以人格修养和礼教规范来调整、限制和引导感官欲求,使它们符合儒家伦理和社会规范.道家转向内在,将自然之眼转为内视之眼,从"道"这个处在自然现实之外的最高存在去观照肉体感官,耳目被去肉体化,获得精神性的意蕴."明"被道家用来指向内在,耳目在"自闻"、"自见"中摆脱肉体性的存在,成为指认道的意象式表述.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考察——以“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合为中心

汉代政治层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存在"历史的""六艺之科"与"思想的""孔子之术"两条主线。汉武帝前期以儒家化的察举制、五经博士学官为两大骨干建立了"尊儒"的制度基础,但武帝朝出现"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的分离以至对立,并阻碍了民间儒者入仕。矛盾发展结果为武帝去世后盐铁会议的召开,"六艺之科"更有与法家合流之势,产生"新秦政",对"尊儒"提出重大挑战,但同时察举的民间儒者通过会议走上政治舞台,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二者间的对立,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入新的阶段。其后元帝、王莽时"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虽不断试图融合,但始终没有能很好地合二为一。王莽政治以极度标榜二者,事实上二者却极度分裂而结束。"六艺之科"重于"孔子之术"成为汉政的显著特征。     

“比兴”和“现量”——王夫之的道统观与比兴诗学的文化意义

儒家风雅诗学之复兴和变异为清代前中期文学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儒家诗学复兴从清初开始,而王夫之为重要代表。王夫之以维护道统、延续文统为己任,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王夫之严格区分诗与其他文体样式,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比兴不仅为情感自然真实的表达方式,又为避免匿情、伪情的有效手段,...     

《大学》中的“忠恕”思想浅探

忠恕是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之一,核心含义为＂尽己而推己＂,其关键是一＂推＂字。《大学》中＂忠恕＂思想的表现形态有宏观和微观两种。从宏观上看,《大学》中的＂忠恕＂思想表现为＂修齐治平＂这样一个＂内圣外王＂之道;从微观来看,＂忠恕＂思想则表现为＂絜矩之道＂。两种形态均体现了儒家＂忠恕＂思想尽己而推的推衍实质。     

“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丈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清儒会通传统与现代化思想的“义利合一”观

把儒学"义利之辨"的核心概念,置放在传统与现代化的比较视野中观察,可以看到儒学思想早在清末因西力入侵而融入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之前,在明清之际到清代前中叶,尤其是戴震所领军并集大成的乾嘉新义理学,就已经先行迈向现代化转型了。以义利观为例,已历经了从义利对立的"贵义贱利"、到认同义利可以同趋的"兼重义利"转变过程,故清代思想可以被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会通桥梁。     

从“孔颜乐处”到“三省吾身”——论颜元的思想转折

从颜元的思想转折入手是认识颜元思想的关键所在。颜元由注重宋明理学超悟的"孔颜乐处"之境界追求转为认同曾子的"三省吾身"的日常修身实践,既是其自身思想发展的逻辑演进,又是对"经世致用""崇实黜虚"之时代思潮的积极回应。颜元的思想转折从三个层面上体现了其不同于宋明理学的基本特点:一是在学术路线上由内在转向外在,具体表现为"理"与"事"、"理"与"气"以及"体"与"用"的关系;二是在修身方法上由超悟体验转向修证实践,表现在不同于理学家的人性论以及由悟到修和由静到动的修身方法;三是在理论形态上由倡虚转向务实,注重事功外王的实学理论的建构。     

先秦儒家天论不存在从“宗教之天”向“哲学之天”过渡的哲学进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转型就其本质而言是库恩(Thomas S.Kuhn)所谓的范式的转型。在用西方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哲学史的历程中,孔、孟、荀"天"论成为过度诠释的一典型个案。随着近几年考古材料的问世,我们不难发现:荀子"天"论与孔子、孟子"天"论一样,同样蕴涵着"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等诸种义项。先秦儒家哲学中的"天"并不存在一个由"宗教之天"向"哲学之天"过渡的哲学进程。广而论之,就先秦两汉儒家哲学而言,"宗教之天"与"哲学之天"不仅自始至终都是裹挟在一起的,而且"宗教之天"还有逐步强化的趋势。     

从“孔颜乐处”到“三省吾身”——论颜元的思想转折SSCI

从颜元的思想转折入手是认识颜元思想的关键所在。颜元由注重宋明理学超悟的"孔颜乐处"之境界追求转为认同曾子的"三省吾身"的日常修身实践,既是其自身思想发展的逻辑演进,又是对"经世致用""崇实黜虚"之时代思潮的积极回应。颜元的思想转折从三个层面上体现了其不同于宋明理学的基本特点:一是在学术路线上由内在转向外在,具体表现为"理"与"事"、"理"与"气"以及"体"与"用"的关系;二是在修身方法上由超悟体验转向修证实践,表现在不同于理学家的人性论以及由悟到修和由静到动的修身方法;三是在理论形态上由倡虚转向务实,注重事功外王的实学理论的建构。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清代文化政策的调整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演进

有清一代 ,朝廷将通俗小说纳入其文化控制范围 ,并载之刑典 ,在政策上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尽管清政府严查令禁 ,但并未收到实际效果 ,这与通俗小说的特殊艺术魅力、历代帝王的双重人格等皆有一定的关系。同时 ,清代文化政策也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本文以清代皇帝与古代通俗小说关系为个案 ,探讨清代文化政策与通俗小说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易传》、《礼记》的“天”与庄子的“天”之异同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实质是＂天道＂与＂人道＂一致,即将宇宙的存在原理、运行规则与人的存在、道德规范视为一致。道家的天观与儒家不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是由天道推衍人事,借托天道作为人间秩序的依据;道家通过自然或天了解人,并且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哲学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葛洪“德”思想研究

葛洪作为魏晋时期道教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关于＂德＂的思想既表现出了同儒家德论传统之间的深厚渊源,也具有鲜明的道教思想特色。在伦理层面上,将＂立德＂视为人最可宝贵者,力倡＂仁明之德＂,同时基于道教长生成仙的主题主张＂明先仁后＂;在政治层面上,提出＂审威德所以保社稷＂,主张恩威并重、仁政礼法并举的德政论。     

王阳明与传统儒家思想的终结

天人之辨是儒家学说的主要问题。早期儒家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开辟了儒家重人间、强人文的方向,孟、荀随之。汉儒通过人副天数,将人与仁道提高到与天相近的高度。魏晋儒家倡导天人一体。宋儒在接受了天人一体观的同时,提出人与仁才是天地之心、宇宙的主宰者,并从思辨哲学的角度予以论证。至此,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达到了极致。这种人类地位的极致化同时意味着人文之路尽头的到来,即传统儒家思想的终结。明末至清代思想要么照着讲,鲜有创新;要么开始转换话题,这也间接证明了儒家传统话题与思想的终结。     

颜元对书院教育的改革创新及其价值

宋明时期的书院教育对社会文化产生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后期的书院教育则流于空虚无用之痼疾。明清之际的的启蒙思想家颜元,基于反理学的实学立场,彻底转换了宋明书院的教育理念,确立了内圣外王的豪杰理念,对传统的书院教育进行改革。颜元致力于豪杰人才的培养,讲求事物之学,提倡习行和主动。其书院教育蕴含着丰富的启蒙思想,对后世教育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试论儒家的“立人之道”

儒家以心性修养而“立人”。仁与义的辩证统一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内在驱力 ,儒家以此为立人之道。其显于世 ,则为礼乐、风俗和法度之建立 ;化于心 ,则为个人道德品格之完善。追本溯源 ,均未出于一阴一阳之道。于此 ,以用中之道分疏而统观之 ,可证全部儒学俱为形上之道的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