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词、动词AABB重叠式构成的语义条件--以"三言"、"二拍"为例

通过对“三言”、“二拍”中形容词、动词AABB重叠式构成条件的全面考察 ,可概括出形容词重叠为AABB式的一般要求 :所表性状、情态 ,轻微含混 ,A和B语义上要具有相关性 ,是常用的中性词、褒义词。动词重叠为AABB式的一般要求 :所表的动作行为具有反复性 ,A和B在一定的情境内具有相关性 ,具有不庄重色彩。     

户县方言的趋向动词

户县方言常用白读的单音词“起”表示“起来”的意义;把语气词“呀”置于“去”后或省掉“去”字表示对趋向的疑问或陈述;北京话的“A起来、A下来、A下去”,在户县方言里一律作“A咧”;户县方言“V来、V去”式复合趋向动词可重叠为“V来来、V去去”式;户县方言的“走”字变作阴平调时表示说话人告诉听话人与自己共同趋向行为的祈使;户县方言“去”字变作阴平调后相当于普通话的助词“吧”。     

双音节动词重叠式AABB的状态形容词功能

从功能上看 ,动词重叠后可以是动词 ,还可以是状态形容词。前者 ,人们已经给予了足够的注意 ,后者 ,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双音节动词重叠式AABB在表义和句法方面都有明显的状态形容词功能 ,语音形式上也有与动词功能的AA、ABAB式不同的特点。对双音节动词重叠式AABB状态形容词功能的考察 ,有利于对动词重叠功能的全面认识     

海门方言动词的体

海门方言实现体的动趋式“V＋来／去”以“动＋体”为优先组合,普通话则以“动＋趋”为优先组合;海门方言将行体多用“VP＋快”格式,普通话则多用“快要＋VP”;海门方言起始体用“V＋出来”表示,对应于普通话的“V＋起来”,但“出来”另兼有时间状语从句标记的用法;海门方言进行体用“勒憾＋V”表示,持续体则用“V＋勒憾”表示;海门方言已然体用句末复合语气词“个特”表示,“个特”常弱化脱落为“特”,从而逐渐与普通话的句末语气词“了”形成完全对应。     

北京话里的特殊量词

汉语方言里的量词 ,大都可以视为其所在方言的特征词 ,体现不同方言之间词汇上的区别特征[1] 。另外 ,作为名词的“陪衬”[2 ] ,量词往往属于常用、多义、相对活跃的词类。因此 ,一种方言里的量词还能为我们探究此种方言的特点与变异提供材料和线索 ,包括语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北京话有自己的量词系统 ,其中一部分已经与普通话重合 ,另一部分则与普通话、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有很多不同 ,可以看作北京话里的特殊量词     

西南官话动词重叠比较研究

西南官话的动词重叠主要有V倒V倒、V起V起、V着V着、V下V下、VV神等。在具体用法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趋向性,即“X”为持续标记的动词重叠式可进入动词重叠句。而“X”为词缀的,一般不能进入动词重叠句,多充当谓语、状语。每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及句法功能有一定差别,但重叠手段作用于动词使这些动词重叠式在语法意义上表现出一个共性,即表“动作行为或状态的持续”。     

东北方言的AA式叠音动词

东北方言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叠音动词,其中以AA式的最为典型。这类动词从构成方式上看,可分为叠字的和叠词的两类;从语音形式上看,均为重轻型;从语义内容上看,可分为动作行为、言语声音、状态变化、心理感受等各类;从语法特征上看,它们既不同于叠音状态词,也不同于单音动词的重叠式,它们与后两者是形同而实异的关系。     

《老残游记》中的关中方言词语

晚清谴责小说《老残游记》通过老残的种种经历，抒写了作者的身世、家国、社会等各方面的感触和体会，塑造了晚清社会上层一系列封建官僚的群像和一些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并通过他们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情况。《老残游记》语言明朗、生动、干净、流利，但中间也还有些方言或不合口语的地方。其中也夹杂着关中方言的一些词语，这反映了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共同语也受着方言的影响。     

历史时期城市体系研究的新思路——评潘明娟博士新著《周秦时期关中城市体系研究》

潘明娟博士新著《周秦时期关中城市体系研究》一书于200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陕西省教育厅2008年同名课题成果。该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说明了该课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基本内容及研究难点、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等问题；第二章“关中城市体系兴起的地理环境”，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介绍了关中地区的地理背景，提供了城市体系的基本铺垫；     

吉林洮南方言的持续体范畴

吉林洮南方言中的持续体相对来说较丰富,可以通过“动词+持续体‘的’”来表示。持续体范畴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在动词后加持续标记“的”,一种是动词重叠表持续。有的还是持续标记与重叠手段的叠用。     

《白虎通》中的忠孝思想研究

东汉的《白虎通》既体现了儒家的文化背景,又有着极其浓重的神秘谶纬色彩,其中运用了大量的阴阳五行思想来阐述“天”的至高无上与“天”“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理论的创建不是凭空出现的,其产生与发展必然有现实的社会基础,《白虎通》在对现实社会中的三纲六纪尤其是君臣关系进行大量“天理”论证的同时,还紧密结合社会现实,把“忠”与“孝”进行理论结合并融会贯通成为一体,“忠”以“孝”为基础,“孝”反过来为“忠”服务,这为后世延续近两千年的君权至上奠定了基调.     

东亚合作的新态势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东亚合作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态势:中国的兴起使"机遇论"和"威胁论"同时上升,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美国重返东南亚,试图主导东亚及亚太合作进程;日澳等国提出区域合作新构想;东盟"大国平衡"战略更为明显,东亚合作政策将趋于内向保守。鉴于此,笔者提出了"一个重点(中美协调)"、"两个轴心(中日韩与东盟)"、"三个内环(10+1、10+3、10+6)"、"四个外围(APEC、ARF、SCO、ASEM)"的东亚合作战略构想。     

雕版印刷的起源

七千年前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在战国时期传入中国,压盖印章的封泥则在造纸术发明五百余年后转变为纸张。石碑起于战国时期的秦国,贵族彰显孝廉之风使得刻写墓志铭的石碑盛于东汉。以后为了书同文和一统今古经文之争,东汉皇帝利用石碑刻写经文。唐代佛经的传入,动辄就要捺印成千上万次佛像的宗教习俗,促进了印章与石刻拓片技术的应用,终演变成印刷术。冯道的贡献在于儒家经文的勘定和考生读本的普及,而非雕版印刷的发明。     

上古文献中“使”字用法考察

“使”有两种用法：一是表动词的“役使”,是常语;二是表“致使”,为连词,分别相当于英语的“enslave”和“cause”。古代文献中表“役使”和表“致使”的“使”都是动词。汉语中词和句法结构不是一一对应的,这两个不同的意思是由语境赋予的：如果前面是人,施事性比较强,表示主观情况,则表示“役使”;如果前面是一种客观情况,是一种行为导致另一种行为发生,则表示“致使”。表“役使”既可以表示动作实现,也可以表示动作没有实现,而表“致使”则表示动作一定实现了。     

对跨代共同体学说的几点质疑——以否定“后代人权利”为视角

从柏克关于跨代共同体的论述中诠释出"后代人权利"实际上违反了柏克本人的思想。跨代共同体不仅是一种虚构的想象,而且其成立的前提与其所追求的环境保护目的是相矛盾的。从"跨代共同体"到"后代人权利"只能是从一种虚构走向另一种虚构。     

语境中动词重叠的考察

动词重叠与不重叠,采取什么方式重叠,都受一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动词的语义、结构以及它所出现的语境三个方面。语义、结构是决定动词重叠的内在因素,是静态的,而语境则是影响动词重叠的外在因素,是动态的。对语境因素的考察主要从语体、句式、时态、句法功能、语言心理环境等方面来进行。从语体来看,口语体的重叠明显多于书面语体;而一些在其它场合不能重叠的动词,在有些否定句、致使句和能愿句中却能重叠;在一些未然动作的场合,可重叠的动词范围更广;此外,句法功能和表示说话人意图的语言心理环境对动词重叠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     

海潮灾害与范公堤的修筑——兼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思想形成的自然环境基础

范仲淹入仕之初，曾监泰州西溪盐仓。他“虽乘田委吏之卑”，仍心忧社稷民生，屡次上书言政。特别是目睹潮水泛滥，殃及百姓，范仲淹建议并参与重修捍海堰。后人为纪念他的首倡之功而称此堰为“范公堤”。这一事件，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后世范公堤得到多次增修，范仲淹忧国忧民精神的感召应是其中重要原因。     

中国北极安全法律保障研究

北极气候与环境正在经历快速变化的过程,北极的地缘政治和法律问题也随着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与响应变得十分敏感。争取并维护我国在北极地区的权益,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北极地区的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关注。为此,我们必须对我国北极安全法律保障问题进行评估,构造“中俄北极合作组织”的法律框架。本文认为,在中国北极安全法律保障问题上要充分行使在北极事务活动中的参与权,保持我国在北极航道上的航行存在,从北极气候变化直接造成我国气候灾害的情况入手,努力将军事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考虑和解决,围绕着北极争议的共同点来寻找我国北极安全法律保障的切入点。     

驾驭市场经济能力评估与和谐社会建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驾驭市场经济能力居党的五个执政能力之首,评估党的执政能力高低首先要看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如何。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提出了评估党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十个尺度,这些尺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和谐社会的评估尺度,或者说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越强,社会就越趋于和谐,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效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