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民歌的传承与创新

畲族民歌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畲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我国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民歌活动、家传师授、文本媒介等方式广为传承。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民族语言、师承仪式的断裂和歌场环境的破坏,畲族民歌出现了严重的传承危机。我们应该从传承主体、传承形态、文化生态环境三个方面人手,对传统畲族民歌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继承,并力图创作出新时代下的畲族新民歌作品,使畲族民歌这颗璀璨的明珠重放异彩。     

从中医师承教育看教育体制创新的另一种可能

中医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依靠家传、师承以及自学的方式得以传承至今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也正是因为这种知识传播体制传统的存在,中医始终难以完全认同模仿西医所建立的新的体制。在中医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将传统的中医师徒教育纳入现代教育体制中,成为现代中医教育体制创新的另一种可能。     

唐代音乐诗综论

唐代诗人对音乐艺术的关注与参与,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即是创作了大量的歌咏音乐的诗篇。音乐诗是唐诗的一个分类,它所显现的多种文化内涵与审美属性是其它类别诗不可替代的。通过对唐代音乐诗的创作实践与文化蕴含的观照,可以获得音乐诗在文学史、文化史演进过程中的独特文化价值,及其值得后人思考的若干文化启示     

民族民间音乐在高校传承的趋势——以花儿为例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民间音乐无意识的自然传承方式随着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变已难以为继。在新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如何传承和发展民族民间音乐也应从转换传承方式做起,要把无意识的自然传承方式转换为有意识的传承方式。高校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具有明确的传承意识及实施过程中的普遍性和持续性,其完备的系统则是文化传承的有效保证。将高校传承作为民族民间音乐的主要传承方式,不仅是民族民间音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身生存发展的需求,而且也是国家文化发展的趋势。     

宋代治史队伍的多元化

随着宋代官方修史规模不断扩大,史官群体日益壮大,传统主要由独自著史者、具有家传或师承的史家以及地域性鲜明的史家所构成的治史队伍格局被打破,由此形成崭新的官私治史队伍。在该队伍中,不仅涌现出了史官世家、史学世家以及门派与地域性鲜明的治史群体,而且这些群体著史成就突出,连带治史效应明显。这种治史队伍与史家史学传承方式的多元化与规模化,是官方重视史学及史家积极参与史学活动所形成的结果。     

新时期音乐文化建设若干理论问题

本文论证了音乐文化建设中传承与发展、本位与多元、音乐文化与经济及技能的相互辨证关系,探讨了三个基础理论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关联与影响,重点论证了传承中华音乐文化和谐均衡的“中和之美”与构建和谐社会相互比较的现实意义,分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优胜劣汰方式使音乐文化建设保持先进本质的可能性。     

论中国民间音乐资源的多维价值与创造性转化

中国民间音乐资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审美、记忆、教育和产业等多维价值。随着社会快速变迁和文化多元发展,民间音乐资源面临生态环境的破坏、艺术特质的流失、传承方式的脆弱、文化内涵的缺失等多重挑战。为使其传承发展符合当前社会实际与接受期待,可从专业化、社会化、情景化和生活化四个方面探讨民间音乐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路向,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开发,实现其多维价值的转化和提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中的口述档案

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以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受这种隐蔽、师承方式的局限,其生存状况十分脆弱。非物质文化"群体记忆,口传心授"的传承特点,决定了口传资料、口传档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鉴于口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主导作用,口述档案的定义不易过窄,应该涵盖"口述历史、口述资料、口头传说、活档案"等口述资料。否则,对非物质文化保护不利。     

“非遗”视野下梨园戏的当代保护与传承

2006年古剧种梨园戏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当下都市剧场化的文化情境中,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剧种面临着传承危机。原汁原味复原表演艺术,通过团带班、师传徒方式沿袭严格的师承传统,辅以戏曲资料,挖掘恢复传统折子戏,是保护传承剧种的重要途径。     

南京历史文化之品格及其传承机制探析

南京的历史文化呈现出四种特质:“合亦杂”的文化性状、“仁且平”的文化精神、“智而朴”的文化气质和“通且俗”的文化格调。在南京历史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教育点化、民俗涵养、艺文陶冶和遗存承载等四种方式发挥了独特作用。这四种传承方式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构成了动态的有机体;而在其内部结构中,又包括了流变、集成和导向三种模式化的工作机制,三者之间的并存、继起,有机整合与交互作用。     

胡乐胡音竞纷泊--胡乐对唐代社会影响述论

来自西域地区的音乐 ,源源不断地输入唐代社会 ,对唐朝宫廷音乐、王公士大夫和社会风尚产生深刻影响。它与传统的“雅乐”、“古乐”相融合 ,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上至宫廷音乐、王公士大夫宴乐 ,下到坊市平民的娱乐 ,无不深受胡乐浸染。胡乐与汉乐水乳交融 ,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音乐文化     

《南诏奉圣乐》的象征意义及文化阐释

《南诏奉圣乐》是唐贞元年间南诏国王异牟寻进献给唐王朝的一出乐舞剧。乐舞剧中包含了许多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是现实生活中南诏“供奉唐朝”、“誓为汉臣”、“永不离贰”的心愿表达。《南诏奉圣乐》的进京演出,和当时南诏归唐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因此,对《南诏奉圣乐》的历史背景和其中所包含的文化象征的解读是正确理解《南诏奉圣乐》深层意义的关键。     

论唐教坊的历史渊源及属性

唐代教坊机构的设立,是乐分雅俗观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魏以来俗乐管理职能,其与太乐系统并存,在隋代以＂设坊教乐＂而得名,入唐后逐渐以中官为使,归禁中管理,为皇家私属。     

唐代咏柘枝舞诗词研究

柘枝舞是流行于唐代的西域三大乐舞之一,具有炽热的节奏,艳丽的服饰和动人的舞姿。新颖独特的乐舞激起了唐代诗人心灵的震荡,他们以激昂的诗情惟妙惟肖、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柘枝舞的表演过程、美妙舞姿与富有民族风情的特色服饰,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     

论唐代门第观的内涵及其在小说作品中的体现

唐代小说创作折射出强烈的门第观念。就门第观的内涵而言 ,唐代与六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在对唐代的小说创作进行整体观照的基础上 ,试图从文学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总结唐代门第观的内涵     

唐代书肆与唐诗的发展

唐代书肆是唐诗传播的重要的渠道之一.书肆的诗文集主要有四种来源:收买诗人的诗卷、雇佣书手抄写诗卷、自由抄诗手炫卖的诗卷、拓印金石铭刻诗文.诗文集的去向主要是士人.书肆为唐诗的即时传播和接受搭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畅销诗卷对诗人的创作有着积极的鼓励作用,获得诗卷的士人在唐诗的熏陶中受到潜移默化的诗艺影响,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论回族族源传说的基本结构

用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比较六个回族族源的传说叙事结构,来探究回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一种尝试。多数文本的叙事结构一致性,沿着“唐王梦见回回(梦)———大臣圆梦,邀请回回(圆梦)———回回来华,辅助唐朝(请求贤士)———回回想家,唐王给他们娶亲,以求定居(人种和文化的交流)”的顺序来表述。在对不同传说对文化元素组合关系运用的共同性的讨论中,多个文本均是以回回/汉人、伊斯兰教/多神信仰、通婚/不通婚等三对基本的二元对立的关系组合来叙事,这正是回族日常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深层结构。     

论沈佺期文学世家对盛唐诗歌的贡献

论沈佺期文学世家对盛唐诗歌的贡献@王少华$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商丘476000~~~~~~     

唐代京兆韦氏与皇室婚姻关系及其影响

京兆韦氏是唐代重要的皇婚对象,其与皇室通婚体现出时间长、类型全和重点突出的特点。这既与韦氏身集经学世家、武力强宗、仕宦名族和科举新贵等特征于一身的家族地位有关,也与关陇士族尚冠冕的婚姻风尚有关,亦与官方士族标准的重新修订相联系,还受到特定阶段政治环境的影响。作为隋唐时期最重要的介质性婚姻家族,京兆韦氏与唐室通婚有助于减缓因改朝换代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使政局避免大起大落。联姻皇室对韦氏家族自身也有双重影响。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