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人口政策的若干问题

宋代是我国传统社会人口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促使两宋社会人口高速增长的诸多因素中,宋政府推行的以增殖人口为基本取向的人口政策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以婚育政策、救助政策、移民政策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等为主要内容,宋代人口政策特点鲜明,表现在加强对流移人口的安抚与控制,分别置籍管理乡村户与坊郭户,融乡村民户管理与地方治安管理为一体,人口增殖政策与民间节育行为的对抗等方面.若从人口史的纵向角度加以考察,宋代人口政策的形成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历史关头,既有此前汉唐王朝的若干遗留,亦能因时而变,又为其后明清时期人口政策的制订提供了积极因子.     

试述宋代的社会风气

试述宋代的社会风气□吴旭霞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繁荣逐渐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这种特殊阶段，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风气与以前大不一样，特别是从唐中叶以来，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两宋时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发展对两宋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     

赵宋“家神”:黑煞神源流及其与宋代政治文化关系

宋初太祖、太宗权力交替之际,张守真神降利用黑煞神崇拜为太宗得位制造符命。太宗即位后修建上清太平宫,专门供奉黑煞神,作为国家重要祭祀对象。真宗建造的玉清昭应宫有凝命阁,用以奉祀黑煞翊圣真君。南宋初年,高宗也利用黑煞等四圣为王朝中兴的符命。两宋王朝政治均与黑煞神信仰关系密切。从图形和星命文献可以推考出黑煞神原型为西方传入的罗睺、计都星神,融合道教北方禺彊神形象,在晚唐五代形成一种新道教神祇。黑煞信仰在五代两宋非常流行,与王朝政治有密切互动,其地位升降也反映了宋代道教发展变化的一些趋势。     

政府与民间的双重构建：两宋农贷体系的历史学述评

两宋时期，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由国家农贷和民间农贷双重结构组成的较为完备的农贷体系。该体系内各组成部分自发地产生了较为明确的分工以相互补充，从而形成了广泛的支农惠农范围和较强的支农惠农力度。虽然两宋农贷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基于政府与民间的双重构建，两宋时期的农贷体系依然为两宋农业社会的长久维持和稳定运行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论宋代江南城市的社会救助

两宋时期,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面向城市的社会救助体系.其中,官方救助主要有预防性、补救性、补偿性三种,救助对象包括普遍贫困居民和特殊穷困群体,救助方式有赈济、赈贷、收养、放免、资助等.民间救助主要有社区救助和同业救助,施行救助主体包括士人、工商富室和僧道人员,救助内容主要集中于饥寒救济.相对传统荒政和乡村救助,宋代江南城市的社会救助有着诸多新特点,呈现朝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趋势.     

"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

自古以来,丧礼就是中国最为隆重的礼仪之一,宋代也不例外.就现存资料来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提倡实施规范的丧葬礼节,并为此不懈努力,他们不仅继承总结先秦以来儒家的丧葬制度与理念,而且也依据宋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加以改进完善,进而形成为一套较为系统的"礼法".这些礼仪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有些甚至成为朝廷颁布的政策或法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礼法"未必完全符合两宋社会现实,因而民间丧葬之"俗"便成为庶民百姓约定俗成的惯例.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却也相互协调,进而共生共存,这是宋代丧葬民俗的总体特征.     

社会变迁对宋词传播影响的解读

词始于唐而盛于宋,它是一种与燕乐相结合可以歌唱的新兴抒情诗体,词在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词的传播创作主体、内容、传播方式、受众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与两宋王朝所处的政治背景、经济条件、科技文化进步等社会因素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解读社会变迁对宋词传播的影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阐释文学发展的规律。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我国贫困群体的政府救助演变--责任、理念与政策的综合视角

在我国从封建社会起政府就一直承担着对贫困群体救助的主要责任.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政府施政理念和非政府力量的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不同,政府对贫困群体的救助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我国封建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救助情况以宋代为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宋代以前,除了官方救助以外,非政府的宗教救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两宋时期主要是以官府救助为主导;宋代以后,民间慈善组织作为非政府力量,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受到西方理念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社会救助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期的国家-单位保障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全部救助责任;在后期的国家-社会保障模式下,政府对贫困群体的责任有所降低.     

宋代笔记、历史记忆与士人社会的历史意识

纪实性的历史笔记于中唐从"小说家者流"中兴起,在两宋获得长足发展而蔚为大观。历史笔记主要记述有历史价值的个人见闻,从理论上说,属于"个人的书面历史记忆",其繁荣发展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密不可分,反映了士人社会自觉参与本朝历史记忆的建构,积极争取历史书写的权力。宋代历史笔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其时代特点和主要趋势是呈现宋代史学发展、士人社会历史意识深化的一大线索。两宋学者对历史笔记在内容、旨趣、形式、写法上的特点及其史学价值,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这是历史笔记获得自觉意识并形成撰述传统的体现。     

从墓志看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

宋代女性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佛教教义,种种原因又促使大量女性最终皈依佛教。不过,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生活时期的宋代女性,她们的佛教信仰状况存在着差异。同时,作为家庭、社会的重要成员,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行为又不可避免地对其家庭、对社会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此外,与以往时期信佛女性相比,宋代信佛女性既与她们有相似之处,也具有这个时期自身的特色。     

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

以强干弱枝、将从中御和以文制武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宋代军政体制,主旨在于防范武将,其对军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在宋与辽、夏、金等战争中更多有具体表现。作为历史当事者的宋人,也多有论争、批评和改革的倡议。但出于对武将的成见,防范武将的思路在朝野上下居于主导地位,始终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语境和主流话语之一,遂导致多数改革倡议或流于空谈,或收效寥寥,陷入"急则谋之,缓则忘之"的恶性循环。宋对外"积弱"的被动格局也始终未能改变。     

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经过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不讲门第,不论贫富,只问成绩,从而为下层平民子弟参加科举打开了大门。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官僚、地主、富商出身的子弟凭借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在进士出身者中仍然占有多数,但是,下层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科举本身以外,还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从客观上来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速,某些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朝廷、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士人应举的鼓励与资助;民间义庄、义学对本族子弟读书应举的支持;乡塾村校的普及;贫困士人相互间的互助等。从主观上来说,平民子弟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攻苦食淡、发愤读书,加上某些人天赋较高,也容易取得成功。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了统治者的行列,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的家庭,只要其子孙考不取进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丧失权势和财富,甚至沦入社会下层,造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在宋代,由于科举制度而造成的这两种社会流动,已经比较普遍,这对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论唐宋时期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

佛事消费习俗是唐宋时期一项重要的丧葬消费习俗,这一习俗的形成受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与时人的心态观念密不可分;反过来,该习俗又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唐、宋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既有相通之处,又因佛道二教的发展等原因而各具特色,但总起来看,佛事消费习俗在唐宋时期的丧葬消费习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们的生死观、价值认知、社会崇尚等一系列追求倾向和消费倾向,影响后世深远。     

社会、心理与传统的文化整合——论宋代理学与文学的联结基础

理学与文学各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但是,在理学发生的宋代,统治者以“崇文抑武”为国策,笼络知识分子,广开科举,大倡尊孔读经,使儒学复兴成为宋代文化繁荣的核心体现。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其基本精神自然渗透于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各个领域。而时代性的人文文化氛围和理性思辨精神对宋代文人心理的浸润,进而铸就宋代文学的根本的文化性格。同时,传统儒家思想的表达,无不借助于文学的形式,儒家是先秦诸子中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因此,作为新儒学形态的宋代理学,在表达方式上也难以割断与传统儒学的联系。     

五代时期南唐校勘人才及其印刷传统

五代十国因其秉承晚唐印刷技术,又奠定了北宋书籍刊刻发展和兴盛的基础,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地处江南的南唐国由于藏书与科举双重需要,其在继承晚唐刊刻书籍母本的同时,又在校勘印刷人才及制度保留,甚至具体的印刷技术上为北宋书籍印刷的兴盛准备了条件。因此,关注南唐印刷传统的意义就等于关注北宋书籍刊刻的继承源头。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宋代军队经营活动的作用与影响

宋代军队经营活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首个情况严重的时期。宋廷允许军队从事以回易为主的各种经营活动,其初衷即宋人所谓的"赡军"。但从长远看,军队经营活动的泛滥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负面影响、对经济社会的消极作用是深层和长远的。宋代军队经营活动对宋代及后世都有很大影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问题。     

台谏、舆论与北宋改革的命运

北宋时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告终,御史台官员和谏官的舆论活动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庆历新政得力于台谏,又败于台谏的鼓惑;王安石变法自始至终就处于台谏的攻击下,蹒跚而行,最终失败。台谏制度到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台谏职能合一,风闻言事,势力强大,作为"公议"的代表,社会舆论的中心,在北宋权力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北宋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道教与劝善习俗

为了实现得道的终极目标,道教为想成仙之人的宗教实践内置了一个道德原则,即在修道过程中必须去恶为善。两宋时期,道教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化主要借助了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那些关于具有监察善恶及惩恶扬善功能的道教神灵的道教经文劝善;二是造作专门的劝善书并使之行于世。在宋代的劝善之风中,道教成为一些善行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泉;同时使得一些善念、善行被赋予了强烈的功利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