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螺寺僧史小考

北京怀柔红螺寺,自古为京东名刹,历史悠久,闻名遐迩.因史料记载不足,至今难以把握其历史全貌,特别是关于红螺寺的法脉源流、 宗派所属、 法门特征,现有的研究尚不充分.通过红螺寺历史人物及相关史实的考察,指出红螺寺自辽代即为净土念佛道场,金元时期延续此风,至清代际醒大师而大盛,成为全国典范;红螺法系在金元时期属云门宗,清代属临济宗,法门特点为禅净双修;红螺寺的净土念佛源远流长,影响广泛,这里作为清修道场,在北京地区的佛教史上独具特色.     

北宋——浙东学术的“草昧时期”

本文详细介绍了浙东学术草创时期北宋“明州杜杨五子”和“永嘉九先生”的学术思想,指出他们思想上有三方面特征:一、浙东学术主要渊源洛学,但却以孟子为宗,其思想已孕育着“心学”苗子;二、注重政洽思想与伦理思想的结合,有革弊出新的愿望;三、在教育思想和治学风格上,反对“空谈”,提倡“求实”精神。这些对后来浙东学术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论澄观对华严宗思想的发展

论澄观对华严宗思想的发展董平华严宗成立于盛唐，为最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之一。该宗推杜顺（５５７－６４０）为初祖，智俨（６０２－６６８）为二祖，而其实际创建人则是三祖法臧（６４３一７１２）。法藏尝被武则天誉为贤首（本为菩萨名），故该宗亦称贤首宗；其说以...     

论王维的禅宗思想

本文认为受时代、社会和家庭的影响，王维的排宗思想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首先是前期受北宗禅影响较深，后期受南宗样影响较重，从而造成他南北兼修、渐修与顿悟并重的特色；其次，王维并无严格的宗派观念，他信仰禅宗的同时，又接受了其他佛教宗派的影响；第三，王维的禅宗思想常和道家的虚无观念交融在一起。     

耿李论争以后的李卓吾思想——以儒学的宗教化为中心

在日本,李卓吾研究的代表人物岛田虔次和沟口雄三根据李卓吾的欲望肯定话语,分别将李卓吾评价为打破儒学规矩的自律性个人以及中国思想史上存人欲天理的最初提倡者。同时,岛田指出李卓吾的思想虽然是近世思维的顶点却受到了挫折,沟口则认为李卓吾的思想没有受到挫折,而是被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黄宗羲等承继了。对此,本论对李卓吾的欲望肯定话语做出重新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李卓吾思想的核心不是欲望肯定话语,而是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同时,对李卓吾把儒学宗教化的原因、方法和结果做了分析。然后,据此指出,李卓吾的思想中含有复古意识,并不是近世思维的顶点,但他的复古意识与清初考证学者的想法有一脉相通之处。     

临济宗心性论述评

临济宗心性论述评方立天唐代末期禅师义玄（？－８６７年）创立了临济宗。临济宗人忠实地继承了慧能、马祖、希运一系的心性思想，并且进一步提出“一念心清净即是佛”和“无事是贵人”等心性命题。临济宗人的命题，一方面着重否定外在于心、外在于佛的思想，力主超佛越祖...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加强和维护中央的权威

中央领导的权威性，过去之所以得到认同，都是来自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样缺少不了中央的领导与权威性。那么，如何使中央的权威性更好地得以实现，文章认为：加强和维护中央的权威性，应以权威的主体能力与威望为条件，以权威客体的尊重与服从为前提；致力于同妨碍中央权威实现的倾向与问题做斗争，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权威、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国家实施政治领导与经济管理的权威；加强法制建设，更充分地体现中央意志的最权威性，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法制化的道路。     

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

被誉为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呈现双向互动性。一方面长安文化玉成了司马相如，使他从纵横之士转变为辞赋之士，创作意识发生了转变；同时使其赋作具有儒家一统、帝王独尊的思想主题；长安文化的审美观念也使其赋作展现出一种大汉气象和大美风范。另一方面司马相如推动了长安文化的发展，他从长安文化的接受者转为传播者，扩大了长安文化的影响；赋作的重一统天下、重宏博气象进一步丰富了长安文化的内涵。     

欧阳修：“富养”出来的文人

人们常说：“女孩要富养。”其实文人也需要整个社会的“富养”。北宋就是一个“富养”义人的社会，文人不但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尊重，在物质资源上也得到了优先的保障。因此，北宋的文坛群星璀璨。其中有耶么几位“全能型”的人物，严肃起来可以为整个民族修撰史书，担当了司家的政治决策；休闲下来可以去写流行歌词，琢磨一下让生活更舒适的小器物；至于研究经学的论文、吟咏感怀的诗歌、抒发情志的散文，他们也都样样在行。欧阳修就是这样一位全能型的文坛大师。     

南宋商品经济发达原因探

虽然南宋王朝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其商品经济却因上承盛唐、北宋的经济繁荣，形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兴盛发达的高峰阶段。南宋商品经济发达，商品种类繁多，商品经济发达的原因既有国内人文、地理等方面的缘由，也有对外交流的促进作用；既有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容纳，也不能忽视南宋时期功利之学的兴起，功利之学的兴起对千百年形成的“重义轻利”、“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产生冲击，这不能不视为商品经济发达的思想文化基础。     

西夏对宋斗争策略刍议

西夏作为西北地区一支带有少数民族色彩的地方割据势力,在同北宋的斗争中逐渐地由弱变强,最终建立了西夏王国,与辽、北宋对峙.这与西夏前期统治者采取的正确的对宋斗争策略是分不开的.本文就这一问题做一概述.     

契嵩"心"范畴的二重性及其意义

宋初云门宗契嵩的“心”范畴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作为“本体之心” ,“心”具有更多的超越性 ;另一方面作为“道德之心” ,“心”又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前者主要表现为对佛教心性论的继承 ,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对儒家心性论的吸纳。这种二重性服务于当时调和儒佛、佛道乃至戒定慧、禅教的需要 ,客观上表明儒学化 (世俗化 )是当时佛教发展的总的态势。     

张载认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以“德性所知”的涵义、“德性所知”与“诚明所知”和“天德良知”之间的关系、“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别三个问题为中心,对学术界有关张载认识论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并结合明清学者的注释,对这些问题和争论做了反思,认为必须回到经典之中去,在对张载思想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基础上,方能对其认识论有一更为准确的理解。     

“开禁”还是“飨宴”？--汉唐北宋赐酺举措缘起、背景与施行动因的再探讨

汉唐北宋时代的“酒禁”政策并不能直观地理解为“禁民饮酒”。“禁群饮”之举在当时虽有发生,却始终并非一项整体与长期的国家政策,在其已然宣布的时期之内,执行与贯彻的力度也大可存疑。笼统地以“酒禁”或“禁群饮”政策的存在来解释赐酺举措发生和存续的合理性缺乏说服力。酺会在汉唐北宋的不断发生、持续流行,根本原因在于其最为核心的内容与意义是飨宴欢会。其给民众带来更热烈的欢宴体验、更加丰富的公共活动内涵以及更为广大的社交活动平台,同时为统治者提供得力的政治工具。赐酺之举的丰富功能使得其能够横历不同王朝,长期存在。     

浅析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中如何指导学生细节

教师在小学生写作教学中，并不能把它单纯地当作一项教学任务，它更能体现出小学生的无限幻想与天真烂漫，更是承载着小学生的思想认知与心得感受，更是小学生对生活细致观察的文字表达。因此，教师要让学生更细致地去积累、更细致地去思考，再加上教师更细致地评价，学生写作时的细节描写能力自然会水涨船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也会更上一层楼。     

蕃兵是北宋西北防务的主力

北宋政府为了防御西北边患，建国伊始就积极利用边疆少数民族组建蕃兵队伍。采用一系列不同于正兵的措施，引蕃部入边并赐给闲田，采用“以夷制夷”、“以家守边”战略；从蕃民本族内选拔壮勇充当蕃兵，分出战蕃兵为四个等级，且依据战功进行晋级与嘉奖；赐给蕃部及有功的蕃官蕃兵爵位、官职、钱帛，实行推恩等羁縻政策。这些措施使出战蕃兵“乐其效用，尽其死节”，并使蕃兵成为了北宋西北防务的主力。     

北宋"正统""夷夏" "中国"诸观念问题新探 ——以士大夫言论为中心

"正统""夷夏"和"中国"诸观念,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北宋时期这些相关观念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严重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总体上仍遵循前代传统,并未产生质的变化;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格外强调民族区隔,实际上产生了新的类似于近世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通过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北宋时期由于当时政治情势的特殊性,虽有一些相应的与时代相关的特殊内容,但是,其在总体思想倾向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是一直延续着古代中国的基本思想文化传统,故其不能被论断为"近世中国民族意识的远源".     

经济学家的逐利江湖

经济学因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使经济研究者受到更高的关注。有学界人士认为，经济学家确是一种职业。但也有其特殊功能，为国家政策添砖加瓦、解释现实或是经世济民：也有学界人士指出，经济学家更应该称作经济研究者或经济学人．所做的工作就是研究经济，没有必要深究。并赋予更多的意义。然而。在我国，经济学家这个群体所代表的意义．与大众对经济学家的认知与情感却远不止于此。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经济学家正当红。他们的身影。是媒体记者镁光灯追逐的焦点；他们的预测，指挥着无数股民基民的钱包；他们的言论，引领着网络世界的板砖、口水风潮。中国有太多的经济问题需要经济学家去研究解读，提供解决方案。然而。在当下异常活跃的经济学家高深莫测的形象背后。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又都在做着怎样的“学术与研究”？     

从苏轼隐逸词解读宋代隐逸文化

本文选取苏轼具有代表性的隐逸词来分析其隐逸思想的发展历程,并对苏轼隐逸思想和宋代隐逸文化做了分析。文章阐述了苏轼＂以儒治世、以佛静心、以道修身＂的思想特点,说明宋代隐逸文化已经内化为人的心理需求,宋代文人更看重人内心的解脱与超越,这是对前代隐逸思想的继承和突破。     

山水家园：北宋山水画中的环境观

在中国古代山水画中,艺术美与环境美并没有呈现出一种对立的姿态,而是统一于绘画之中。从环境美学研究的角度看,北宋的山水画作品最具研究价值。宋代郭熙基于山水画创作提出了“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环境观,其中对可游、可居山水的重视成为他思想中的独特之处。从北宋山水画作品中的点景人物、人工建筑以及家畜形象上,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强烈的家园意识。